东京审判，虽然判处了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死刑，可像冈村宁茨、梅津美治郎这样的重要战犯却被宣布无罪，后又把一些判刑的战犯陆续释放。战后日本将这些战犯的亡灵供奉在靖国神社，固然是因为日本培植武士道精神的需要，可与美国对战犯的宽容处理也不无关系。东京审判的一个最大错误就在于天皇没有到庭受审，客观上等于为天皇开脱战争罪责，对日本国民而言，得到了一种心理上的安慰：既然最高领袖都未受到惩罚，他们也就自我原谅了。
天皇的保留
保留天皇而使之成为日本民族的一种象征，有利于美国对日本的统治，却也成为不负责任的象征，从而也就使得日本的民主改革，没有像德国一样同过去彻底决裂，旧的等级制度和社会基础依然保有很大的市场。
冷战的开始
随着原苏联力量的增长和中国革命的胜利，美国开始将所谓的“共产主义的威胁”视为主要敌人。使美国对日本残存的军国主义势力及其思想采取了放任甚至纵容的态度，特别是当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片面对日媾和，签订《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战后日本的民主改革也就基本终结。
概言之，战争的受损程度、盟国占领体制的差别，以及战后民主改革的不彻底，导致日本没有认真地去清理这场战争和历史。
在冷战时期美苏争霸全球的“两极”国际格局体系中，欧洲成为美苏争霸的中心，两德则成了中心的中心，它们分属东西方两个不同的阵营，而且被推到了美苏争霸的最前线。随着冷战的不断加深，两德各自不同的“身份”也就进一步确认下来了。而日本，虽然苏联占领其北方四岛，但它没有民族分裂的痛苦，又因位于东亚而免于处在对抗的中心。日本的这一处境容易使一部分国民尤其是没有战争经历的年轻人忘记二战的灾难
在有关二战罪责的敏感问题上，美国对日本远没有对德国那样态度鲜明。
这有三方面原因：
一是战后出于共同的目的结成的美日特殊关系；
二是美国对日本的经济依赖越来越强；
三是美国对日本投下了两颗原子弹。
最后一点尤其重要，日本人据此认为自己是受害者，还有人提出要求美国对死于原子弹的无辜平民进行赔偿。因此美国对要求日本公开道歉一类的事情总是小心避免卷入，怕刺激日本人的感情，伤害美日关系，这种低姿态助长了日本人的傲慢和自大，许多日本人认为美国觉得理亏。日本人的安慰感由此产生，觉得从道义上说大家都一样，都是受害者，关于正义战争的说法是错误的，战争本身无正义可言，谁发动战争无关紧要，“我们大家都有罪”，模糊了战争的性质。
日本国内政治力量的变化对其国民的反省态度也有一定影响。战后德国的纳粹党被彻底瓦解，国家的执政人物不仅与纳粹没有瓜葛，而且是反纳粹的。日本则不一样。日本的政党在战时均不同程度地附和了天皇的侵略政策，战后日本的历届内阁都有不少重要阁僚曾在军部担任过公职。东条内阁的工商大臣、战后 以战犯嫌疑关押过的岸信介，首相安倍的祖父
1957年出任首相。而这种事在德国绝对不会发生。
日本民族对侵略战争反省不彻底，最重要的原因也许在于日本国民心中的神国观念和对天皇超常的忠诚意识。
二战本身性质上的复杂性及战后对国民的教育，也使得日本没有正确的历史认知。
二战是一场由若干种战争交织在一起的复杂战争，它大致有三个侧面：
（1）帝国主义国家对弱小国家及半殖民地、殖民地的侵略战争：
（2）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争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侵略战争；
（3）国际反法西斯阵营和法西斯阵营之间的战争。战后日本单独强调第二个侧面，企图否定侵略和反侵略、正义与非正义、法西斯与反法西斯的界限，从而抹杀日本的侵略责任，甚至将日本美化成解决者。
同德国战后对纳粹的清算相比，日本对二战历史的教育，非常不严肃，背离史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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