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赛亚·伯林在《现实感:观念及其历史研究》第三章“哲学与政府压制”开头便抛出一系列问题:
权利的本质是什么？
人们如何获得、拥有或失去权利？
为什么哲学家就该有表达自己的特权？
为什么是哲学家而不是历史学家、艺术家、科学家或普通人？
这些问题，关乎每一个人。我们会对这些话题发生兴趣，但真正愿意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去寻找答案的，恐怕只有哲学家。这也是为何哲学家拥有其他人难以企及的“自由”。
人的自由，包括思想自由、信仰自由、言论自由、行动自由等，这些象征独立与智慧、值得人们为之奋斗甚至献身的崇高追求，似乎早已被现实琐事冲刷的支离破碎。
更为常见的是，人们倾向于信仰惟一的理想——社会的、政治的或宗教的——一切都要为之牺牲，首先就要牺牲个人表达自己的自由，因为它相当准确地被视为对达到一种社会一致性构成了严重威胁，这种一致性是不加批判地为实现惟一的最终理想服务所必需的。
当社会为了实现整齐划一而制定统一目标时，哲学家是否可以游离于主流之外？他们是享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还是必须以超乎常人的勇气和耐力对抗政府对他的言论管制？
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斯宾诺莎等伟大哲人，如果他们的言论没有受到政府或宗教的压制，是否能取得更大的成就？
毫无疑问，过分的强制会使太多的人不能畅所欲言，使他们理解与表达的能力日渐萎缩；其结果无非是路人皆知的事实：如果你不让人们思考，愚钝他们的想像力，他们就会永远诚惶诚恐，处于愚蠢或幼稚的状态，在任何领域都做不出什么有价值的事情。
伯林认为，哲学才能与政治自由之间存在很大关联，这种联系来源于哲学的本质--对现有经验与观念的质疑与反叛。
哲学不依赖于技术手段与现成经验，它可以指导科学、历史、艺术等学科，却不受任何一个束缚，它是所有学科之母。
哲学难题之所以产生，是因为概念、词语、思想以及系统阐述和论证世界与自身的方式之间发生了某种特殊的冲突。
哲学家永远走在时代前沿，就像理论先于实践诞生。政府控制的目标是稳定、和谐、满足。而哲学寻求的是突破、解放、颠覆。
哲学与政府控制之间，不可避免产生矛盾。哲学的本质属性决定了哲学家不可能屈服于政府的管控。事实上，他们一旦遵循周围环境运行规律、按照传统框架安分守己，就等于退出了哲学领域，就算不得一个哲学家了。
限制哲学家自由思考和阐释的是压制，自由与压制的冲突又反过来驱动哲学向前蠕动，它必然是朝着更广泛的自由、推翻现存价值观和习惯、打破界限、改变人们熟悉的特征等方向发挥作用，这令人既兴奋又不安。
哲学需要自由空间，可需要与现实之间往往会发生巨大落差，落差使人们不满，恰恰是这种不满，不断给哲学提供养分。
或许，哲学家存在的前提就是，不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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