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对学校“德育”工作有许多精辟的论述。
陶行知先生认为，要当好一名教师，对学生进行好的教育，必须认识自己对国家、民族所担负的责任，并为此“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反复教导我们：“教师的天职是变化，自化化人。无论什么人，一说到当教员，必须有个理想的社会悬在心中。教育是实现理想社会的历程，假使理想社会里有不好的东西，我们就要运用教育力量去变化它。至于优良的虽在这社会之外，也要把它吸收进来。”(《在汀湖师范答问》)“做教师的人必须和学生大众站在一条战线上为真理作战，才算是前进的教育。……你若把的生命放在学生的生命里，把你和你的学生的生命放在大众的生命里，这才算是尽了教师的天职。”(《儿童节对全国教师谈话》)“我们深信如果全国教师对儿童都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决心，必能为我们创造一个伟大的新生命。”（《我们的信条》）
陶行知先生认为，对学生的教育应以“德育为本”，学校应把“德育”放在首要地位。他说：“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教育就是教人做人，教人做好人，做好国民的意思。”（《空前之全国教育大会》）“我们每天要问的是：‘自己的道德有没有进步？有，进步了多少？’为什么要这样问？因为道德是做人的根本。根本一坏，纵使你有一些学问和本领，也无甚用处。否则，没有道德的人，学问和本领愈大，就能为非作恶愈大。所以我在不久以前，就提出‘人格防’来，要我们大家‘建筑人格长城’。建筑人格长城的基础，就是道德（分‘公德’与‘私德’)”（《育才学校》）“闻之‘道德为本，智勇为用’。欲载岳岳千仞之气慨，必先具谡谡松风之德操，欲运落落雪鹤之精神，必先养皑皑冰雪之心志。德也者，所以使吾人身体揆于中道，智识不致偏倚者也。身体揆于正道，而后乃能行其学识，以造人我之幸福。”（《为考试事敬告全国学子》）
陶行知先生教导我们：“在德育上，公德和私德，都不可欠缺的。”“一个集体能不能稳固，是否可以兴旺起来？就要看每一个集体的组成分子能不能顾到公德、卫护公德，来衡量它。……我们在每一个行动上，都要问一问是否妨碍了公德？是否有助于公德？妨碍公德的，没有做的即打定决心不做，已经开始做的，立刻停止不做。若是有助于公德的，大家齐心全力来助它成功。”陶先生认为：最大的公德是热爱祖国、热爱人民。他说：“国家是大家的。爱国是个个人的本分。顾亭林先生说得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觉得凡是脚站中国土地，嘴吃中国五谷，身穿中国衣服的，无论男女老少，都应当爱中国。不过各人年处的地位不同，爱国的方法也不能尽同。小孩们用心读书，用体力操，学做好人，就是爱国。今天多做一分学问，多养一分元气，将来就能为国家多做一分事业，多尽一分责任。”（《预备钢头碰铁钉——至吴立邦》）“大德不能小于‘天下为公’。人民是我们的亲人，我们是人民的亲人，是必须近亲，打成一片，并肩作战。‘止’是表示瞄准的意思，一切所教所做所探讨，为的都是人民的幸福”（《从五周年看五十周年》）陶先生教导我们，爱国必须尊重公共财产。他说：“个人爱国不爱国，只须看他对于公有财产之态度，只须看他对于公有财产有没有不愿取之精神。”“损坏公物，不是公民应有的习惯，这种坏习惯如不斩草除根，让它蔓延出来，渐渐的可以盗卖国权。做公民的一方面要自己爱惜公物，一方面对于损坏公物的人还要一致反对。我们应当爱护公物如己物。”（以上均摘自《尊重公共财产》）
陶先生十分重视对学生进行集体主义教育。他说：“我们不但是一个人，并且是一个中年人。人与人的关系是建筑在互助的友谊上，凡是同志，都是朋友，便当互助，倘不互助，就不是朋友，便不是同志。”（《晓庄三岁敬告同志书》）“在学校中不能共同做事，一到社会也是不能的。所以要国民有共和的精神，先要学生有共和的精神，先要使他有共同的生活，有互助的力量。”（《新教育》）
陶先生告诉我们，“公德”既重要，但不能忽视“私德”的修养。他说：“私德不讲究的人，每每就是成为妨碍公德的人，所以一个人私德更是要紧，私德更是公德的根本。私德最重要的是‘廉洁’，一切坏心术、坏行为，都由不廉洁而起。”（《每天四问》）又说：“我们不但是物质环境当中的人，并且是人中人。做人中人的道理很多，最要紧的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这种精神，必须有独立的意志，独立的思想，独立的生计和耐劳的筋骨，耐饿的休肤，耐困乏的身体，去做他摇不摇的基础。……倘不赶早在本身、后辈身上培植一种不可屈挠的精神，将何以为国呢？”（《南京安徽公学办学旨趣》）陶先生语重心长地劝导我们：“高尚的精神，不用钱买，不依钱振作，也不能以没有钱推诿。用钱可以买来的乐西，没有钱自然买不来。用钱买不来的东西，没有钱可以得到的。高尚的精神，如同山音的明月，江上的清风一样，是取之无尽之无穷的。”（《我之学校观》）
如何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陶行知先生特别强调教师“以身作则”的表率作用。他反复教导我们“教育是教人化人，化人者也为人所化。教育总是相互感化的，互相感化，便是互相改造。”（《地方教育》1929年第l期）“真教育是心心相印的活动。唯独从心里发出来，才能打到心灵的深处。”（《乡教丛讯》1929年3月15日）“我们最注重师生接近，最注重以人教人。教职员和学生愿意共生活、共甘苦。要学生做的事，教职员躬亲共做，要学生学的知识，教职员躬亲共学；要学生守的规矩，教职员躬亲共守。我们深信这种共学、共事、共修养的方法，是真正的教育。师生有了共甘苦的生活，就能渐渐的发生相亲相爱的关系。教师对学生，学生对教师，教师对教师，学生对学生，精神都要融洽，都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校之中，人与人的隔阂完全打通，才算是真正的精神交通，才算是真正的人格教育。”（《南京安徽公学办学旨趣》）“最重要的是：教职员和学生共甘苦、共生活，共造校风，共守校规。我认为，这是改进中学教育和一切学校教育的大关缝。所以从学生进校之日起，全校教职员要偕同旧生以身作则，拿全副精神来同化学生。”（《师生共同生活——致姚文采》）“（教师）平时要以‘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达者不恋’的精神培养学生和我们自己，有时则以‘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美人不能动’相勉励。”（《给育才学校师生最后的一封信》）
陶行知先生十分重视“集体生活”的教育作用，而且认定“集体生活”是全盘教育的基础。他说：“集体生活在其总的意义上说来，一方面是政治教育，另一方面又是文化教育。此二者与集体生活是互为影响的。集体生活愈丰富，则文化教育愈充实；文化教育愈充实，则集体生活之文化水平愈提高。”（《育才学校教育纲要草案》）“集体生活虽然在性质上分为劳动生活，健康生活，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但在生活之集体性这一点上，决定了我们的劳动生活，文化生活往往同时就是政治生活。质言之，劳动生活，健康生活，文化生活之解析、动员、组织的过程都是政治生活，在其总的意义上来说，便是一种政治生活，也就是说育才学校的政治教育笼罩着整个集体生活。”（《育才学校教育纲要草案》）“所谓集体生活是全盘教育的基础有三个意义：第一，集体生活是儿童之自我向社会化道路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为儿童心理正常发展所必要。一个不能获得这种正常发展的儿童，可能终其身只是一个悲剧。第二，集体生活可以逐渐培养一个人的集体精神。这种克服人人主义、英雄主义及悲观懦性思想的有效药剂。中华民族正处于历史上空前未有的抗战建国关头，这种集体精神应溶化在每个人的血液里。第三，集体生活是用众人的力量集体地创造合理的生活、进步的生活和丰富的生活；以这种丰富、进步而又合理的生活之血液来滋养儿童，以集体生活之不断的自新创造的过程，来教育儿童。具体而言，集体生活之作用是用在使儿童团结起来做追求真理的小学生，团结起来做即知即传的小先生，团结起来做手脑并用的小工人，团结起来做反抗侵略的小战士。”（《育才学校教育纲要草案》）
陶行知先生主张学习知识和修养品行结合起来，寓思想政迨教育于文化教育和日常生活训练之中。他说：“训育上还有个最不幸的事体，这事就是教育与训育分家，把教育看知识范围以内的事，训育看作品行范围以内的事，……殊不知学习知识与修养品行是同一学习心理定律之支配的。我们如果强为分家，必自相矛盾，以至教知识的不管品行，管品行的不学无术。所以我们希望担任训育的人，要打破呼知识、品德分家的二元论，而在知识品德合一上研究些办法出来。”（《南京中等学校训育研究会》）又说：“过什么生活便是受什么教育；过健康的生活便是受健康的教育；过艺术的生活便是受艺术的教育。……高尚的生活是高尚的教育：下流的生活是下流的教育……过的是少爷小姐的生活，便是念尽了汗牛充栋的劳动书，也不算是劳动教育。”
陶行知先生主张正面教育，谆谆善诱。他说：“训育上的第二个不幸的事体就是担任训育人员的消极作用。他们惯用种种方法去找学生错处。……我们希望今后办训育的人要破侦探的技术，帮助学生在积极活动上行走。他们也不应当忘记同学互相感化的影响；最好还要运用同学去感化同学——运用朋友去感化朋友。”（《南京中等学校训育研究会》）
陶行知先生反对专制体罚，提倡民主和自觉纪律。他说：“育才学校坚决反对体罚。体罚是权威制度的残余，在时代的意义上说，它已经成为死去的东西；它非但不足以使儿童改善行为，相反地，它是将儿童挤下黑暗的深渊。育才教师最大的责任便是引起儿童对于纪律自觉地需要，自觉地遵守；引起儿童对于学习自觉地需要，自觉地追求。”（《育才学校教育纲要草案》）“育才学校着重自我批评。自我批评发展民主的有效手段，自我批评是促进自觉性启发的利器。”（《育才学校教育纲要草案》）“育才学校集体生活之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的运用，一方面可以健全当前的集体生活，另一方面是要培养儿童参与未来的民主政治之基础。”（《育才学校教育纲要草案》）陶行知先生还在育才学校亲自组织师生制订了（《育才学校十二要》、《育才学校之礼节与公约》，要求师生互勉互励，共同遵守。
陶行知先生特别强调要对学生进行“自治”教育，努力培养学生自治精神和自治能力。他认为“自治”是德育的核心。他说：“近世所倡的自动主义有三部分：一、智育，注重自觉；二、体育，注重自强；三、德育，注重自治。所以学生自治这个问题，是自动主义贯彻德育的结果，是我们数千年来保育主义、干涉主义、严格主义的反应，是现在教育界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学生自治问题之研究》）
陶先生还认为“自治”是共和国国民必备的品格，应亟早加以培养。他说：“共和国民最需要的操练，就是自治。在自治上，他们可以养成几种主要习惯；一是对于公共幸福，可以养成主动的兴味；对于公共事业，可以养成负担的能力；对于公共是非，可以养成明了的判断。……学生自治，如果办得妥当，可算是实验的修身，实验的伦理。”（《学生自治问题之研究》）又说：“一国当中，人民情愿被治，尚可以苟安；人民能够自治，就可以太平；那最危险的国家，就是人民既不愿被治，又不能自治。所以当这渴望自由的时候，最需要的是给他们种种机会得些自治能力。使他们自由的欲望可以自己约束。所以时势所趋，非学校中提倡自治，不足以除自乱的病源。”（《学生自治问题之研究》）“今日的学生，就是将来的公民；将来所需要的公民，即今日所应当养成的学生。专制国所需的公民，是要他们有被治的习惯；共和国所需的公民，是要他们有共同自治的能力。中国既号称共和国，当然要有能够共同自治的公民。想有能够共同自治的公民，必先有能够共同自治的学生。所以从我国体上看起来，我们学校一定要养成学生共同自治的能力，有同学的切磋，有教师的辅助，纵因一时不慎，小有失败，究竟容易改良纠正。若在学校里不注意练习，将来到了社会当中，切磋无人，辅导无人，有了错处，只管向那错路上走，小而害己，大而害国。这都是因为做学生的时候，没有练习自治所致的。所以学生自治如果举行，可以收现在之益，纵小有失败，正所以免将来更大的失败。”（《学生自治问题之研究》）
陶先生认为“学生自治，有三个要点：第一，学生指全校的同学，有团体的意思；第二、自治指自己管理自己，有自己的立法、执法、司法的意思；第三、学生自治与别的自治稍有不同，因为学生还在求学的时代，就有一种练习自治的意思。把这三点结台起来，我们可以下一个定义：‘学生自治是学生结起团体，大家学习自己管理自己的手续’。……
学生自治，不是自由行动，乃是共同治理；不是打消规则，乃是大家立法、守法；不是放任，不是和学校宣布独立，乃是练习自治的道理。”（《学生自治问题之研究》）
陶先生认为“学生自治可为修身伦理的实验。现今学行并重，不独讲究知识，而且要求所以实验知识的方法……修身伦理一类的学问，最应该注意的，在乎实行，但是，现今学校中所通行的修身伦理，很少实行的机会。既或有之，亦不过练习仪式而已。所以嘴里讲道德，耳朵呼道德，而所行所为却不能合乎道德标准，无形无影当中，把道德和行为分而为二。若想除去这种弊端，非给学生种种机会练习道德的行为不可。”（《学生自治问题之研究》）
陶先生还具体规定了学生自治范围的标准：
“一、学生自治应以学生应该具体负责的事体为限。……因自治与责任有联带关系，别人号令而要我负责，就叫做被治；别人负责而由我号令，那就叫治人，都失去了自治的本意。所以学生自治，应以学生的事为限。
二、事体之愈要观察周到的，愈宜学生共同负责，愈宜学生共同自治。
三、事体参与的人愈普及的，愈宜学生共同负责，愈宜学生共同自治。
四、依据上列三种标准而订学生自治的范围时，还须参考学生的年龄、程度、经验。”（《学生自治问题之研究》）
陶先生还提醒我们：“专制国要有服从的顺民，必须使做百姓的时常练习服从的道理，久而久之，习惯成自然，大家就不知不觉的只会服从了。共和国要有能自治的国民，也须使做国民的时常练习自治的道理，久而久之，习惯成自然，他们也就能够自治了。所以，养成服从的人民，必须用专制的方法。养成共和的人民，必须用自治的方法。”（《学生自治问题之研究》）
陶行知先生关于“德育”的精辟论述，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我们应当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其精神实质，自觉地贯彻到学校德育工作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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