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元杂剧《黄粱梦》取材于唐传奇《枕中记》，两者在故事情节上有一定的相似性，但前者以喜剧作结，后者以悲剧作结。从《枕中记》到《黄粱梦》，人物形象有了一定的变化，吕洞宾的命运比卢生更为坎坷；高翠娥少了崔氏的贤良，多了一份女性意识的觉醒；作为道士的汉钟离，与吕翁相比形象更加鲜明。
关键词：《枕中记》；《黄粱梦》；嬗变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08-0169-02
唐代沈既济的传奇《枕中记》讲述了赶考举子卢生在客店偶遇道士吕翁，经道士点化，最终入道的故事。由马致远、李时钟、红字李二、花李郎合作的元杂剧《黄粱梦》是典型的神仙道化剧，“神仙道化剧多本于以前的志怪小说”，《黄粱梦》即取材于《枕中记》，故事情节与《枕中记》有一定的相似性，但此时赶考的举子已不再是卢生，而变成了吕洞宾，点化举子入道的也由吕翁变成了汉钟离，不过同样是通过梦中的经历，两人最终选择入道。下面主要通过卢生与吕洞宾、崔氏与高翠娥、吕翁与汉钟离三组人物的比较，浅谈人物之形象嬗变。
一、卢生和吕洞宾
卢生和吕洞宾分别是《枕中记》和《黄粱梦》的核心人物，故事围绕他们展开，一步步发展，走向高潮，以他们的入道作结。
两位主人公有很大的相似性。首先，从身份上说，卢生与吕洞宾都是赶考的举子，都秉承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信条，执着于科举考试，希望借此踏上仕途。在卢生看来，“士之生世，当建功树名，出将入相，列鼎而食，选声而听，使族益昌而家益志肥，然后可以言适乎。”吕洞宾一登场就说到，“自幼攻习儒业，今欲上朝进取功名。”当汉钟离劝他出家学道时，他立即反驳，“我学成满腹文章，上朝求官应举去，可怎生跟你出家！”可见吕洞宾对功名的渴望与卢生如出一辙。
其次，从婚姻上说，卢生和吕洞宾都娶到了高门之女。在唐代，世家大族在社会上享有很高的威望和地位，士子们都渴望与世家大族结为婚姻，其中有五支最为尊贵，即崔氏、卢氏、李氏、郑氏和王氏。卢生娶“清河崔氏女”，清河崔氏正是五大姓氏之一，这样的婚姻正是唐代士子们所梦寐以求的。吕洞宾也娶到了高太尉的女儿高翠娥，成了高太尉的乘龙快婿。这样显赫的婚姻对他们两人的仕途或多或少都会产生一些影响。
第三，从仕途上说，卢生和吕岩都经历过大富大贵，特别是卢生，曾担任监察御史、京兆尹、御史中丞、河西节度使、礼部侍郎、户部尚书、御史大夫、中书令等重要官职，还因功勋卓著被封为燕国公。同样，吕洞宾也“应过举，拜兵马大元帅”，受到朝廷的重用。但在官运亨通的同时，他们也都经历过波折，卢生因同僚的谗言两度被贬，吕洞宾也因贪财卖阵被迭配充军。最终他们都看透宦海浮沉，出家修道。
下面我们来看不同，两者最大的不同在于前者以喜剧作结，而后者充满悲剧色彩。首先来看卢生，卢生一生两度被贬，但都是皇帝误信谗言所致。第一次“大为时宰所忌，以飞语中之，贬为端州刺史”，第二次“同列害之，复诬与边将交结，所图不轨。”可见卢生被贬官都是遭人陷害，错不在己。当皇帝得知冤情时，为他昭雪，仍委以重任。第一次贬官后，“三年，征为常侍”，第二次贬官后，“数年，帝知其冤，复追为中书令，封燕国公，恩旨殊异。”可见皇帝还是信任卢生的，特别是当他年迈病重时，皇帝更是关怀备至，多次命人探望。卢生得以善终，他的子孙后代也尽享荣耀。
至于吕洞宾，他的故事显得更复杂一些，他在梦中经历了十八年的人间哀乐，遭妻子背叛，自己受财卖阵，儿女被山中强盗摔死，自己也险些丧命，艰难地去掉了世俗的“酒色财气”。
首先是酒，蔡州吴元济造反，朝廷封吕洞宾为兵马大元帅。他奉旨出征，岳父高太尉为其送行，怎料刚喝完一杯酒，便吐了两口血，“这酒原来伤人，您孩儿再也不吃这酒了”。可见，因身体原因他断了酒。
第二是色，吕洞宾的妻子高翠娥和魏尚书的儿子魏舍有些“不伶俐的勾当”，当他西征时，翠娥竟与魏舍私会，碰巧被卖了阵，提前回来的吕洞宾发现。经过一系列的争执，吕洞宾写了休书，翠娥也准备嫁给魏舍。从此，便断了色。
第三是财，吕洞宾奉旨西征，“到了阵面上，卖了一阵，与了我三斗珍珠，一提黄金，领军回还”，贪财的一面表露无遗，最终被“迭配远恶军州”。吕洞宾才意识到“原来这钱真个害人！”从此，便断了财。
第四是气，吕洞宾带着儿女逃难，不幸陷入迷途，在樵夫的指点下来到了一间茅屋，主人老婆婆提到自己儿子经常借酒杀人，对于走投无路的吕洞宾来说，已别无选择，怎料老婆婆的儿子竟是强盗，当晚就借着酒劲摔死了吕岩的儿女。从此，便断了气。
去酒、去色、去财、去气是吕洞宾在梦中经历的四件大事，可以进行这样的概括：酒和财是个人原因，色和气则更多的是社会原因。正是这个人原因和社会原因共同造了吕洞宾的悲剧命运。在这里我想多说的是财，“财”正是酿成他悲剧的最直接原因，如果不是因为贪财，一系列悲剧也不会上演。作为儒生，竟会如此贪财，以致差点丢了性命。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正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吕洞宾却谋求不义之财，他的个人修养存在很大的问题。儒家讲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连修身都做不好，何谈齐家、治国、平天下？《枕中记》中的卢生虽两度被贬，但都是遭人陷害，他曾治理黄河，讨伐西北入侵的游牧民族，的确做到了“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是一位典型的儒生。与之相比，吕洞宾可谓是“问题儒生”，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元代儒家思想的衰落。元代前期曾废除科举八十余年，即便后来恢复科举，仍采取轻视的态度。并且元代又有“九儒十丐”之说。“九儒十丐”的说法，最初出于南宋移民谢枋得的笔下。他在《叠山集・送方伯载归山序》（叠山集卷六）中说到，“七匠八娼，九儒十丐”，这与传统的“士农工商”形成鲜明对比，士已从社会上层跌至社会底层，真可谓一代儒士的沦落。在这样的背景下，儒生仕途无望，渴望建功立业的壮志无法实现。“元代的社会现实使文人在现实的人生中难以实现儒学精神所赋予他们的宏伟理想，他们只能寻求一种新的精神寄托，以消解在现实中的惆怅。于是便逃到神仙世界，在虚幻的精神乐园里求得须臾的解脱。”面对儒家思想的衰落，仕途的坎坷，命运的无奈，儒生做出了别无选择的选择――修道。其实，也正是这样的社会现实为儒生学道提供了可能，坚定了儒生远离世俗的信念，成为儒生修道的催化剂。
二、崔氏与高翠娥
《枕中记》中对卢生妻子的描述很少，只有两次。第一次是在写卢生婚姻时，“娶清河崔氏女。女容甚丽，生资愈厚。”这位崔姓人家的千金小姐美丽、聪慧，卢生也庆幸自己能娶到这样的女子。第二次是在卢生遭同僚谗言陷害，“下制狱”时，他选择“引刃自刎”，“其妻救之，获免。”我们可以充分发挥想象，崔氏是怎能勇敢地从丈夫手中夺下宝剑。总之，崔氏是一位标准的贤妻，才貌双全。
至于《黄粱梦》中的高翠娥，她对儿女的爱无需质疑，“吕岩（洞宾），你是死的人，留下我的孩儿，不要将去。”“你犯下了罪，干俺儿女什么事？”从这些话语中，我们可以看到母亲不希望儿女跟随父亲受苦，这是伟大母爱的彰显。但在对吕洞宾的问题上，翠娥的行为明显不及崔氏。首先，她对丈夫不忠。在丈夫出征之际，与魏舍发生了“不伶俐的勾当”。用传统观念的“三从四德”来衡量，高翠娥肯定会收到丈夫的一纸休书。其次，她态度多变。当吕洞宾发现她不忠时，她立即承认错误，“我实做的不是”，苦苦求饶，最终吕洞宾“看着老院公面皮”，饶了翠娥一命。但当她得知吕洞宾受财卖阵时，言语之间显得极为嚣张，“解子哥，吕岩是犯罪的人，你怎生教他自在，不上刑法？你如今还杀的我么？兀的不欢喜杀我也！”“我是高太尉女儿，养汉来，养汉来。如今你休了我，谁管的我？”当吕洞宾被带走后，翠娥显得有些迫不及待，“我收拾一房一卧，嫁魏舍去来”。
从崔氏到高氏，一方面可以明显感到传统女子道德的淡化，高氏明显不及崔氏贤惠，高氏和魏舍的“不伶俐的勾当”就是最好的证明。另一方面，我们又不得不承认，从高氏的所作所为中可以看到女性意识的觉醒。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封建礼教、封建道德长期束缚、压抑并迫害着女性，与男性相比，女性处于社会的底层，基本上没有任何权利。而高氏却知道自己要什么，能够大声说出自己的心声，这一点还是值得肯定的。有人会说东窗事发后，高氏也曾向吕洞宾求饶，这是她像男权低头的表现。笔者认为这样理解不是很恰当，在生死关头，大多数人都会选择服软，是否真心悔过不得而知，从其之后的行为来看，当时的求饶应该只是委曲求全。
三、吕翁与汉钟离
吕翁和汉钟离，分别是两个故事中不可缺少的人物。作为道士，他们看透世俗，对于功名利禄，他们视若不见。其中，吕翁的形象显得很单薄，仅在与卢生相遇时有几句简单的对话。卢生梦醒时，吕翁的一句“人生之适，益如是矣。”可谓一语点醒梦中人，也可以看成是对卢生一生宦海浮沉最简单的总结吧！通过这几句话，我们可以看出吕翁对卢生的关心，但对于了解吕翁的性格等问题没有太大的帮助。
至于汉钟离，人物形象更加鲜明。他的语言很多，反复向吕洞宾讲述修道的好处，希望以此来吸引吕洞宾，但对于一心只求功名的吕洞宾来说都是浮云。当吕洞宾在梦中经历了“十八年光景”后，汉钟离的教化显得更加有理有据，完全是一位饱经磨难的长者在给一位因年幼无知而犯下错误的少年说教。总之，与吕翁相比，汉钟离的道士形象更加饱满，除了道士固有的说教外，更多了几分人文关怀。
总之，从《枕中记》到《黄粱梦》，人物形象更加鲜明，这与元杂剧的艺术形式也有很大的关系。“元杂剧把歌曲、宾白、舞蹈、表演等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了具有独特民族风格的戏曲艺术形式。”元杂剧是舞台艺术，需要舞台表演，而唐传奇是小说，以故事情节取胜，两者的侧重点不同，更加鲜明的人物形象才能更好地满足元杂剧舞台表演的要求。
参考文献：
[1]幺书仪.元人杂剧与元代社会[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2]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2.
[3]李春青,李平.金元俗趣[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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