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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 复旦青年记者 毛可馨 张鹤仪
G = 高晞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理事。
主要研究方向为医学史与科学技术史。
F：19世纪中晚期，中国已经逐渐出现一些“废除中医”的声音，其中，学者俞樾的《废医论》和《医药说》被认为是“废医存药”的滥觞。那么，这些主张是在怎样的社会环境下诞生的？
G：俞樾《废医论》的发表时间大约在1880年前后，已到19世纪中晚期。现在提到“废中医”，一般都将源头上溯到俞樾的《废医论》，俞樾对中医的真正态度，章太炎早在二十世纪初已有说明，是“起医”，非“废医”。
俞樾对中医的真正态度不能单文本上分析。首先，要了解经学大师俞樾是在何种情况下提出的“废医”观点的。其次，他想废除的是什么？
1879年，俞樾相濡以沫的妻子病故，悲痛的情绪主导“曲园先生所以愤然而议废医”。为何愤然？章太炎说：“先师俞君侨居苏州，苏州医好以瓜果入药，未有能起病者。累遭母、妻、长子之丧，发愤作《废医论》。”但是太炎先生并不完全认同自己的老师的偏激《废医论》。明明是苏州医生未能使俞大师的至爱亲人起死回生，他却“不怪吴医之失，而迁怒于扁鹊、子仪，说已过矣。”
俞樾《废医论》包括本义篇、原医篇、医巫篇、脉虚篇、药虚篇、证古篇、去疾篇，共讲七篇章。从篇名看似乎是想从本质否定中医，但由文字所表现出的偏见和对中医的误读来看，与经学大师的水准实在相去甚远。章太炎一边指出老师在中医知识方面的偏差，一边为老师开脱，以为“先师虽言废医，其高讥近世医师，专持寸口以求病因，不知三部九候，足以救时谷之违经，复岐雷之旧贯，斯起医，非废医也。”俞樾想废的是未能治愈他家人疾患的世俗医生，是为起医而废医。俞樾也承认自己对中医传统和经典不熟悉，因而后来在读到郑小坡二卷的《医故》时，叹到：“医道尊不可废，医道难则不知而作者少，亦不可废。余故曰：得君此书，吾《废医论》可不作也。”
至于说俞樾后来提出“废医存药”，那是曲解俞樾的观点。“废医存药”说法出自《医药说》，该文收录在他的《宾萌集》，此文集撰于1866—1869年，也就是说，俞樾先有废医存药的观点，之后才产生废医的想法，这与他后来一直不服中药的态度是一致的。民国时期中西论战时，俞樾废中医的观点和“废医存药”被论战双方用作论争的武器，却忽视了俞樾的真正的想法。
如果说，在19世期的中国，废除了中医，还有什么样的医疗手段可以祛除疾病，保障中国人的健康？势必需要有另一种医学来替代。毫无疑问，这一思潮的出现，与近代西方医学传入中国有关，也受到西方科学思想的影响。俞樾是否服西药或看西医，没有看到记载，但他的笔记中记录了他曾阅读传教士医生合信的博物学著作。合信另一部著作《全体新论》是近世对中国社会和知识界影响最大的解剖学作品，建构了“中医不习解剖生理，自让西医独步”社会共识。
晚清中国社会中，确实有一些人相信西医不信中医的人存在。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就是一例，他是只信西医不信中医在清廷中是出了名的。丁福保开诊所时，往往让感冒患者回家开窗、多喝开水，吃“花旗橙”补充维生素，纯粹西医思维。
“废中医”的论调源自于对中医的质疑，时间可能要上溯到明末清初，耶稣会传教士自西方带来的与中医传统迥异的身体知识、疾病理论和医学传授方式，并对中医基于“阴阳五行”的身体观和辨证论治的诊疗方法提出批评。19世纪初，西方医学逐渐在中国大地传播开来，传教士和西方医生开始强化“西医是科学的、中医是迷信与落后”的观点，否定中医的价值。这一论断影响到一批热衷改良的士大夫，提出改良中医，比如郑观应、梁启超；有激进者甚至以为“中国急宜改良医说”：“今世最可痛、最可恶，不能生人适能杀人者，非吾中国之医乎? 国之医，不知解剖，不辨物性，不谙生理及病理……。”
19世纪末20世纪初，质疑中医甚至批判中医的声音首先由于中医界发出，表现在上海创刊的《中西医学报》，1910年刊登的一篇文章描述了当时的情景：“20世纪之舞台，……医学界之争战亦于是起焉。中国人之祟拜医者，辄诋中医之腐败；而保守中医者，又诋学西医者为奴隶……，此新旧交哄，竞争剧烈时代所不得免也。”
中西医论争是新旧社会交替时期不可避免的产物，但仅局限在学理间，这样的论战再激烈，无论是对西医科学的传播，还是重新审视中医经典与方法，都是有益处的。
然而，一旦观点的分歧由学术领域进入行政操作层面，当思想演化为行动时，社会的负面效应便显现出来了。1911年民国政府依照日本教育模式颁布的学校令中独漏列了中医，1914年中医界与教育总长汪大燮交涉时，他明确表示：“余决意今后废去中医，不用中药。”中西医论战就演变成中医保卫战了，一场关于生存的战斗。
F：俞樾的得意门生章太炎也精通医学，章太炎的学生余云岫则是“废除中医”的重要推手。他们对待中医的态度有何不同，又各自对中医的发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G：同样是经学大师，章太炎对待中医和西医的态度与俞樾截然不同。章太炎出生医学世家，精通中医经典，另一方面，作为晚清激进的革命家和思想家，他相信进化论，熟识近世西医和科学新知识。1927年，章太炎作《中国医药问题》，提出：“今之中医，务求自立，不在断断持论西医抗辩也。何谓自立？凡病有西医所不能治，而此能治之者，自中工以上虽少，必有一二案，聚诸家之案也，谓数病可以自信者，则始可以言自立矣。”在章太炎看来，当中医与西医相遇时，中医要保持自信独立。
1929年，国民党中央卫生委员会委员余云岫向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提交《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这就是著名的“废除中医”案。章太炎反对“废中医”，但他不认同中医界自我辩护的理由，“驳余氏’中医不能列入医科系统’议后，其欲明中医不可废是也。然谓中医为哲学医，又以五行为可信也，前者则近于辞遁，后者真令人笑耳。……晚世庸医籍为口诀，则实验可以尽废，此必当改革者。”
因而，后世学者以为章太炎在“废除中医”事件上是站在余云岫一边，章太炎一方面不认可中医辩护者迂腐的观点和陈旧的方法，另一方面，作为进化论的信徒，他以为中医的确需要鼎新革古，在实验科学和进化论的框架下重新梳理中医知识，“中医之胜于西医者，大抵伤寒为独甚者，温病热病本在五种伤寒之中。其治之则各有法，而非叶天士辈，专务甘寒者所能废也。脏腑锢病，则西医愈于中医，以其察识明白，非若中医之悬揣也。固有西医所不能治而中医能治之者，仆当于肺病、裹水二证，实验其然。”章太炎晚年在苏州定居时，曾经受苏州国医学校之聘，任该校名誉校长，被时人称为“国医革新之导师”。
余云岫是“废除中医”的主要推手，目的非常明确，就是为在华建立科学的医学，即新医扫清障碍，“旧医一日不除，民众思想一日不变，新医事业一日不向上，卫生行政一日不能进展。”余云岫在日本学习西医，受日本废汉医的启发，回国后提出“废中医案”，依照日本的卫生模式建立现代国家卫生体制。
他的废医思想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废除非科学的旧医，一是建立科学教育与卫生管理体制，将旧医排除在新医学之外。他的提案掀起一场全国性的中医保卫战，被大多数人中医界人士仇恨，终生未得谅解，但他的观点当时还获得了部分中医、西医、科学家、政界和文化界人士的赞同。
然而，无论是赞同余云岫观点还是痛恨他提案的人，都忽略了一个基本史实：余云岫的学术生涯始终与中医联系在一起，在对中医经典的研究方面，余云岫深厚的学术功力是一般中医望尘莫及的，连当时与他辩论的中医医生都自叹不如。他是中国医学史研究的倡导者之一，强调要以系统的方式、科学的法则，把医学进化和演进的历程，纲举目张地研究出来；力主以科学的方法研究本草，开发国产药物，自喻为“医学革命家”，主张“以科学的眼光搜讨医籍，以显扬古人、发表国光。此实有益之事，实保存国粹之不二法门也。”
从本质上说，章太炎与余云岫对待中医的态度是一致的，都是认同医学要尊循科学实验的法则，批评旧医没有科学思维。不同的是，章太炎的科学思想是通过国医革新体现的，而余云岫则选择了激进的方式。然而吊诡的是，考察今日中医之学术，正是沿着当年余云岫所期望的方向前行，他的部分想法在中医科学化的道路得以实现，以科学的法则整理古籍、以实验的方式论证中医的疗效；他的本草学研究成果也被应用到现代中药中；当然，他“废中医”的论调又被另一部分人当作思想的武器，攻击中医。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余云岫的人，都没有真正理解余云岫以科学保存国粹的用心。
因而，如何评价余云岫对近代中医事业发展的影响，是一个值得重新思考的问题。
F：伴随着连续不断的争论，中医占主流的状态已渐渐消失，在中西医地位的置换性改变中，究竟是什么因素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G：中医在中国社会丧失其主流地位，并非是中西医争论的结果，与“废除中医”案也无直接关系。西医取代中医，也非章太炎所言，完胜在西医有“解剖和生理”，而是与民国政府制定的近代国家体制相关，也就是说，中西医位置的转换与国家医学现代化有关。
医药卫生制度建构是在国家近代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医师登记注册、医学教育、医药事业国有化、国家卫生防疫体系和民众健康保障体系、学校卫生教育等都是传统中医所不具备的内容。民国卫生部替代服务皇家的太医院成为国家医药卫生管理机构，是医疗服务由“私人”领域向“公众”社会转化的标志，由国家承担保障民众健康的责任，相应地，民众在享有健康权利的同时，也须遵守社会卫生准备的道德义务，是谓卫生由“个人”向“公共”卫生的进步。
从某种意义上讲，替代中医的不是西医而是新医，是由国家卫生管理体制决定，而国家卫生体制中是可以容纳传统中医的，关键是如何在现代的医疗卫生体系中建构中医的现代性，中医如何适应现代的国家卫生策略。
20世纪上半叶在中国发生的中西医论战，从最初的学理之争，演化为中医保卫战，当科学家、文化学者、历史学家、哲学家、政客纷纷加入到这场论战，辩论的焦点集中在中医究竟是该贬为“旧医”还是被尊为“国医”，论战的性质完全越出了医学范畴。
胡适说“想想我们家里的阴阳五行的国医学，在这个科学的医学史上能够占一个什么地位。”中医面对的已经不是来自异域另一种医疗方法，而是汹涌而来的“科学主义”的思潮，尽管中医和文化保守人士试图高举“民族主义”的旗帜抵挡，但以科学实验为标准评判中医、整理中医古籍须遵循科学原则已是势不可挡，除章太炎和余云岫，胡适和傅斯年是学术界的重要代表。相对而言，当年的鲁迅或是郭沫若对中医的观点还不足于危及中医的生存。而中医的现代性恰是在废中医的论战逐渐形成的。
F：经过了百余年的争论，中医几度面临尴尬境地，然而现今依然保持着生命力，支持它存在的力量都有哪些？
G：一是中医有其存在的社会和文化基础。悠久文化历史和传统习俗，使得中医在中国社会有着广泛而深厚的基础，尤其是民间，它牢固地存活在中国人的生活与生命中。对任何一个中国人来说，医学至少可以有两种选择，西医和中医——哪怕你不作选择，这两种可能性都是存在。一旦患病，便会直接影响到病人和家属的选择与判断。
有一现象很能说明问题。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医刚进入中国时，病人在中医无法治疗的情况进入西医医院，求助外国西医生，以“死马当活马医”；如今，境况全然相反，是西医无法治疗时，患者才会选择尝试中医。1928年，章太炎在给正与余云岫激辩的恽铁樵的信中谈到“夫医者以愈病为职，不贵其明于理，而贵于其施于事也，不贵其言有物，而贵其治有效也。治苟有效，无异于得鱼兔，安问其茎与蹄焉。”此言至今依然适用。
二是现代医学的局限。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西方科学家已醒悟到，现代科学技术不可能对付所有的疾病，对以“征服疾病“为目标的”科学”的思维产生质疑，尝试从理论上和方法上寻求突破，新达尔文主义便在这样的背景应运而生，重新审视东方关于身体与疾病的关系理论，以及在此思维下展开的诊疗手段，在逐步受到科学家的重视，2009年12月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主席在谈到传统医学对实现国际发展目标与全球公共卫生的贡献时说：“我们不能忽视传统医学的潜力”，2012年世界卫生组织颁布的国际疾病分类（ICD）第11版，增添了“国际传统医分类”（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Traditional Medicine）。而在中国，则是另一种状况，西医无法治疗，dmj WHO在2012年的一项全球调查显示，全世界超过82%的人口还在使用传统医学。
F：中医现代化已经成为趋势，在这一过程中，中医自身发生了哪些变化？现在的中医还是传统意义上的中医么，它在当下的生存状态如何？
G：中医现代化和科学化既成事实，中医的中医现代化与科学化也是相辅相成的。正如前面所指出的，这是由国家现代化发展决定下所制定的卫生政策结果。从民国开始建立国医馆，到1950年代的国家中医政策，表面看是在保护或保卫中医，其实都以将中医置于“科学主义”的框架下，重构中医。
1903年京师大学堂设医学部，这是近代中国官方第一所医学校，以授中医为主，将西方的解剖学与生理学列入课程中。之后，凡是中医学校必修解剖与生理课，由中医院校培养的学生无一不具备西方科学的身体知识观。
如今，西医院校中医课程仅占总课程1-2%，而中医院校西医课程占总课时近半。原上海中医药大学校长严世芸教授认为，所谓“科学主义者”将西方现代科学作为衡量一切事物的标准，并不妥当。但是作为中医院校的管理者，他必须接受中医院校的教学管理以科学的方式进行，由他领衔的中医课题经费2015年排在全国中医院校的第二位，他很无奈地表示，不按照国家科研思路申请课题，发表论文，按西医的标准考核，那么学校就会逐步丧失竞争力。
F：如今仍有关于中医废存的争论不绝于耳，中医应怎样面对这样的争论，它的自身定位该是怎样的？
G：中医废存的争论已有百年，当初没有废除中医，今天更不可能做成。 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就是，现在的中医几乎已被改造成符合科学标准的新医学，如今活跃在中医舞台上的老中医和骨干中医，他们的知识结构中的科学意识与科学知识并不比西医少，中国科学院和工程院内的中医院士都有西医背景，他们都西学中的佼佼者。
那些想废除中医的人，其实对中国中医的现状并不了解，一是他们想废除的中医事实上在中国已不存在；二是现代中医已科学体系化，医院、教育、科研、制药（法规、检验、标准、销售等），无论是知识体系、传承方式，还是学科的发展都以科学为标准。自民国以来，经过百年的修练规整，中医不再是旧医，而是新医，已无法从国家体制、医疗卫生体系中排除出去。在我看来，无论废中医也好，中西论争亦好，都是无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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