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光明日报出版了一部名叫《将军决战岂在战场》的图书，作者是重庆市作家协会荣誉主席黄济人。
这本书被誉为体现我党“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杰作。主要向世人介绍了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一些国民党重要战犯，在“功德林”内的改造生活。
也许如今的人们，对“功德林”这三个字极为陌生，但是在新中国创立之初，这里可称得上是“大名鼎鼎”。
原因主要是因为，在这里关押的犯人，都曾是在战场上叱咤风云、在历史上留下过名字的敌军名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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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名将百出的黄埔一期，都有8人在战败后被关押在了此处。
不过，由于我党向来是有优待俘虏的政策，所以这里的大多数人，最终经过思想改造，都成为了新中国的公民，被放出来重新做人。
然而，只有一个人，冥顽不化，不管教导人员如何进行好言相劝，此人却始终信奉反动派的那一套，还扬言只要放出去，就继续跟政府和人民对着干。
最终，眼看这个顽固分子无法进行改造，中央只好判决其死刑。
他也成为了被关押在“功德林”的八个黄埔一期生中，唯一一个被枪决的人。
那么，此人究竟是谁呢？
特赦大会
在北京德胜门外，有一座叫功德林的庙宇。
清朝年间，京城的百姓之中，流传着一个传说，无论犯下何种罪孽，只要前去“功德林”中诚心拜一拜，祈求菩萨的原谅，那么就能洗清身上的罪孽，获得新生。
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这里都是香火不断，十分受民众们的欢迎。
直到清朝末年，由于腐朽的清政府，压迫、剥削民间的一些志士，到处抓人，将许多人塞进了监狱之中。
京师的监狱瞬间人满为患。
于是，清廷就盯上了“功德林”，将这里的庙宇拆毁、佛像搬走，将其改造成了一处监狱。
一时之间，原本清净的寺庙，刹那间变成惨叫声连绵不绝的审讯之地。
功德林
后来，在辛亥革命以后，清政府倒台，北洋政府又接管了这里。
虽然是经过了改朝换代，可是这里却仍然是履行着原来的“职能”。
1915年，北洋军阀再次将其进行了一番改造。
在被北洋政府改造完毕以后，“功德林”变成了一个宛如碉堡一般的高墙大院。
从大门口进去，正中间是一个宽阔的广场。广场后面，坐落着几栋楼房，排列得极为严密。
透过窗户往里看去，里面光线十分昏暗，隐隐约约可以看到一些铁栅栏，里面放置的有草席和审讯用的刑具。
看上去有些阴森恐怖。
在那个吃人的旧社会，不知道有多少革命志士，都葬身在了这座阴冷的监狱当中。
其中，身为我党创始人的李大钊先生，正是在1927年4月28日，被盘踞在此地的奉军军阀头子张作霖，残忍杀害于此地。
从洗清罪孽的佛门重地，到迫害人民的罪恶之地，“功德林”的这番变化，真可谓是天翻地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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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央将其重新设立为“北京战犯管理处”，这才让它回到了原本改造人的、度化人的职责中去。
而在这里接受改造的，大多数都是在解放战争当中，战败于我军的敌方高级将领。
最开始，这里是由公安部直接进行管辖。
后来，因为一些高级战犯陆续获得特赦，此地的严密性开始下降，重新回归到了原本的职能范围，所以就由北京市公安局进行了接手。
为了帮助这些高级战犯重新在新中国生活下去，“功德林”还专门成立了接济救护站，帮他们找寻失去联系的家人，或者是给他们安置能够收留自己的去处，除此之外，还负责帮助其寻找一份可以维持生计的工作。
这样的优待政策，可以说是“前无古人”。
晚年范汉杰
也正是在我党的感召之下，大多数战犯都重获新生，重新投入到为人民服务、为国家建设当中来。
在这些战犯的名单当中，不乏可以见到一些在历史当中都留有名字的人。
这些人，要么就是黄埔军校出身的国民党嫡系将领，要么就是军阀势力之中颇具势力的名将。
而最为出名的，就要数其中的八个黄埔一期出身的战犯了。
第一位，就要数当初在淮海战役中被我军俘获的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
杜聿明，字光亭，在1904年11月28日，出生于陕西米脂。
1924年6月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学习，毕业后在北伐战争当中表现出色。
后来先后被任命为营长、团长、25师下属旅长、25师副师长等职位，在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又参加了淞沪抗战、桂南会战，并且还作为第五军军长，在昆仑关指挥部队对日作战，重创号称“钢军”的日军第五师团，立下了十分优越的战绩。
杜聿明
所以，在抗日战场上，杜聿明还是做出了不少的贡献的。
因为他出色的军事才能，所以在许多前线战事不利的时候，国民党高层都会将他调过去，让他进行补救。
这也就让杜聿明得到了“救火大队长”的外号。
后来，在淮海战役之中，杜聿明被解放军击败，逃跑的路上被认出，将其俘获。
在功德林改造期间，杜聿明的态度还算比较端正，也充分认识到了曾经站在人民对立面的错误之处，再加上曾在抗日战场上为国家和民族做出过极大的贡献。
于是，中央就将其释放，还让他做了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第五届常委。
第二位，同在淮海战役中被我军俘获的第12兵团中将司令，黄维。
晚年黄维
黄维是有名的“秀才司令”，满身都是书生气，曾被人评论只会纸上谈兵。
在进入黄埔一期的时候，黄维还和陈赓大将是同窗好友，只是最终两人因为信仰不同，而走上了截然相反的道路。
在抗日战争中，黄维也曾有过较为突出的表现。
曾先后参加过淞沪会战、武汉保卫战、缅甸反攻等。
不过，在被关进“功德林”之后，黄维的态度极其恶劣，顽固不化，任凭教导人员和身边的同僚怎么劝导，他都不肯向人民和政府认错。
所以，直到1975年，他的名字才在最后一批被释放的战犯名单中出现。
第三位，徐州绥靖公署济南第二绥靖区副司令，李仙洲。
李仙洲
1894年6月17日，李仙洲出生在山东省一个较为贫困的村子里。1924年4月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
后来从黄埔毕业之后，因为在东征陈炯明之中表现优异，先后被升任为连长、团长、师长，几乎是两年一个台阶。
七七事变后率部赴华北抗日，8月参加南口战役。10月率部参加忻口会战。
之后又接连参加了抗日战争中的徐州会战、武汉保卫战和豫中会战。
解放战争爆发之后，1947年2月，在莱芜战役中，战败被我军俘虏。这也让他成为了第一个被我军俘获的黄埔一期出身的将领。
第四位，国民党38集团军总司令，范汉杰。
范汉杰
范汉杰出生于1896年10月29日，是广东大埔人。
与杜聿明和黄维一样，被俘虏之前，是国民党的陆军中将。
相比于其他黄埔一期的学生，范汉杰的“学历”可以说要高出许多。
从黄埔一期毕业之后，他先后到陆军军官学校和德国陆军大学深造。之后出任十九路军参谋长、第三路军总部军长兼副总指挥等职。
在辽沈战役当中，范汉杰在锦州会战以后，逃跑的路上，被我军战士所俘获。
被关入“功德林”之后，范汉杰的改造态度也比较良好，他也成为了第二批被释放的“功德林”战犯之一。
在1960年出来之后，成为了一名文员，为老百姓和国家进行服务。
前面的四位可以说是这八个人之中名气最大的四个了。
宋希濂
后面还有曾任川湘鄂黔边区主任的宋希濂、曾任金华城防指挥的周振强、还有国民党少将曾扩情。
在这七位被俘虏的战犯当中，除了“秀才将军”黄维之外，其他六人的认罪改造态度都比较好，所以也都逐一得到了特赦。
而黄维也在被释放之后，在众多老友的劝告之下，认识到了自己曾经犯下的错误，晚年积极改造，投身到为人民和国家的建设事业当中。
只有一个人，在被俘获以后，冥顽不灵，负隅顽抗，最终被中央下令枪决。
他就是邓子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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