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最近两天，蔡钰老师都在《商业参考》里，分享和讨论社会学博士后陈龙对“外卖骑手在互联网平台系统之下的劳动秩序和权益”等问题所提出的一系列观察与洞见。
昨天提到了“超级流动”，指骑手在经济平台里，流动速度被算法撑得越来越快，劳动极限也被算法撑得越来越大。而这种超级流动的趋势，又使骑手们不得不承受两个来自相反层面上的压力：
一是待机时长、工作关系、时空环境的不确定性，二是平台系统精确严密的秩序管控。
（二）
今天则提到了以互联网外卖为代表的服务型共享经济或互联网零工经济，其劳资关系的变化和劳动人群行为模式的变化。
第一个变化是“数字泰勒主义”的兴起。原来因为容易导致劳动者工作弹性被消灭、容易引发劳资关系紧张的“泰勒主义”，自从有了算法的支持后，现已为广大劳动者所普遍接受。
因为它搜集知识数据时无声无息，而拿它搜集来的数据管控劳动的时候，往往也以协助工作的姿态出现。比较常见的例子，比如外配送系统里的“智能语音助手”服务有一个小功能，叫“推荐打电话的时机”，系统会根据搜集来的数据，帮外卖小哥决策，是否需要打电话，什么时候打，外卖小哥只需回答是，电话就拨出去了，反之亦然。
（三）
第二个变化是，有千万量级的劳动人群，获取劳动回馈的方式正在从延迟满足变成即时满足。换言之即是，彼此不存在雇佣关系，一单挣多少，扣多少，即刻结算，亦不存在什么社保。即便有些有社保，许多人也更倾向于将用工方所应承担的社保金额打个折，当下折现到手。
而我更在意的，是第三和第四个变化。第三个变化主要针对外卖行业，说的是大部分外卖小哥在送外卖的一两年时间里，基本攒不下什么可以迁移到其他行业的工作技能（除了闯红灯）。
第四个变化是，像外卖、代驾这类劳动人群无法从他的工作场景当中获得情绪价值。每一单生意所面对的用户和上下游人群都不同，不需要跟同事合作，更不可能跟算法系统结下友谊。原本在一个稳定的工作环境里，能得到的那些包容和体谅，在这些工作里都得不到。而这对个人的幸福感和满足感来说，影响可谓相当负面。
（四）
于是在这一套共享经济里，本应作为劳动秩序主导和支配者的平台公司，却将外卖骑手的控制界面甩给了算法，把对骑手们的评价责任又甩给了消费者。而平台公司在劳资关系里的隐形，使得骑手们想要反抗的时候，要么只能骂算法，要么只能杠消费者，但普遍都意识不到，公司其实对自己应该有雇主责任。甚至在很多时候，这些公司还会扮演起消费冲突仲裁者的角色，听来十分讽刺。
陈龙老师的这些洞察可谓是相当深刻，而他几篇论文所引起的反响，也或直接或间接地，引发了美团和饿了么这一两天出现的变化：
两家公司都对商户费率进行了透明化改革，决定不再搞黑箱规则。对远途和深夜凌晨这种特殊的送餐时段，平台也给出了公开的阶梯费用清单。真希望这是平台把外卖骑手当自己人看的一个好的开始。
（五）
关于上面说到的第三个变化，即“去技能化”，我还想多说两句，因为它细想想着实非常可怕：人成了给系统探路的工具，成了给算法喂数据的机器，风险全由人来承担，所有红利却都归了智能系统。
当人失去了对自己的“掌控感”，幸福感自然也就无从谈起。那么多本来最该学习和掌握技能的年轻人，却无法积累自己的优势，也看不见前方升级的道路，这对整个社会来说，又将会是多大的损失？
恰好今天看《龙樱2》第三集，引用樱木老师一段台词做结吧。当然，严重声明，台词说的是日本的情况，而非中国。但……你肯定知道我想说什么。
（六）
“你们知道现在的世界是什么情况吗？是前所未有的危机！疾病、天灾，还有因此而生的经济麻痹，人们未曾想象过的事情接连发生，甚至说不定会发生战争。过去的常识已经过时了，现在发生什么都不稀奇。那样的时候，对你们所在的这个国家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么？是钱，是税金。
国家对于你们，只希望你们继续做傻子，这才是真心话。对一切都不会有疑问，一直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查，只是一味地顺从制度，埋头工作，不停向国家交钱，国家希望你们做这样的国民。国家希望你们做默默无闻，只顾低头牵引马车的拉车马，因为那样对他们才方便。
世界是平等的，国民是自由的，差别什么的完全不存在，就这样一点一点渗透你们的思想，但是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不管怎么努力，不管怎么拼尽全力，如果不能拥有看透本质的能力，就没办法和掌权者站上同一个舞台……
为什么社会会变成这样呢？是谁抱着什么样的意图，创造了这样的规则呢？看透本质，去寻找属于你们自己的答案吧！
那个时候你们才能算是，从拉车马变成了'人’。正因如此，才只能选择学习。因为学习这件事，是这个国家所允许的，唯一的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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