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愁，是秋日清晨的箫声，旷远而苍凉，萦绕在旅人的心头挥之不去。乡愁，伴随着秋日的雨丝，于不经意低头的瞬间，流淌在心底，犹如涓涓细流，拍击着岸。故乡之于人，犹如土地之余种子，一粒种子在泥土中生根发芽，茁壮成长，被连根拔起，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壤，它便一日日地枯萎。这种抽离的痛，犹如人患了牙病，突如其来的疼痛，以为疼过去就会好转，谁知这疼痛缠缠绵绵，纠缠不休。直到某一天，牙一点点地脱离了牙床，然后脱落，疼痛至此终止。

十年前，我逃离了故乡，希冀自己能够脱胎换骨，羽化成蝶。然而目光所及之处，无半点炊烟，清冷的一片。一场又一场的雨，或大或小，恍若是思乡的泪。我伫立在十字街头的一瞬间，被一棵树的香甜气息唤醒了。我有些恍惚，自己身在何处。从此以后身在异乡，成了孤独的人，身后跟着寂寞的影子，漂泊天涯的滋味是苦涩的。从此以后，我与故乡有了距离，一点点的陌生，直至某一天，我会彻底忘记它吧。我一遍遍地告诫自己，没有了故乡，自己的情感无所皈依。

我在清晨醒来，融入一种全新的生活和人际关系，凝视着街上的一草一木，感觉是如此的陌生，在日复一日的单调生活中，我接受了一草一木，它们渐渐的融入到自己的血液之中，长成了应有模样。我的身体与新环境如此地契合，我的灵魂却不断地排斥着它的入侵，默默的为故乡坚守着城池。我望着窗外的明月，看见了它的阴晴圆缺，也看见了人间的聚散离合。离别就像脱了缰绳的野马，不受人类思维的控制。远方充满了诱惑，梦想就像星光般闪烁。午夜梦回之际，我一遍遍地在心里描摹着故乡的模样，感觉自己与它从未如此亲近。我常常想，在什么时候，故乡对于我来说，充满了诱惑呢？

在一个冬日的清晨，刚下过雪，路上白茫茫的一片。天空洁净得看不见一丝尘埃，远处分明升起了袅袅炊烟，只见炊烟慢慢地与白色的云朵融合在一起，幻化出各种形状。在老屋的前面有两棵树，一高一矮，阳光在树枝间跳起了舞，走进了仔细看，才发现是雾凇。风吹动树枝的时候，飞起了片片花瓣。北方的冬天有了雪，有了雾凇，蕴藏着空灵的美，虽然短暂却令人心动。抑或是在夏季，人们躲在杨树下，围着一张饭桌，上面放着一壶劣质的茉莉花茶，孩子们在旁边跑来跑去，惹的拴着大黄狗一阵狂吠，女人们则一边笑着一边纳鞋底，男人们则海阔天空里闲聊，谁家的马卖了多少钱，谁家新买了四轮车。而父亲总会提起一名苏联战士在回国的时候，曾经给爷爷扔下了一匹受伤的战马，而爷爷用这匹马种了地。我很好奇，为什么苏联人的生着蓝眼珠，既然和我们不一样，来我们这儿是串亲戚吗？父亲说，这还闹过鬼子呢，那就更可怕了，他们会不会吃了我，好在那时候我还没出生。

当我的视野开阔了，触角向外不断地延伸，终于遇到了生活在土地上古老而神秘的民族—达斡尔族。之所以说它神秘，是因为这个民族没有文字，本民族的历史和艺术，依靠口口相传。史学家经过基因比对，达斡尔族人是契丹人的后裔，千年前一夕没落的辽契丹，终于有了踪迹。他们溯江而上，逐水而居。阿伦河和嫩江畔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马背上的民族不断地迁徙，直至来到了夏季水草丰美的齐齐哈尔，冬季结冰的梅里斯这片土地上。在阿伦河边，他们搭建了“介”字型房屋，蔓子炕，契丹从此以后销声匿迹。达斡尔族的男人犹如天上的雄鹰，女人犹如树上的百灵。清朝时他们在满族人的统治下戍边，涌现出无数的勇士。他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苏联红军的协助下，英勇的抗击日寇，无数的战斗英雄为这片土地而战斗。他们称齐齐哈尔为“边疆”或“天然牧场”，称梅里斯为“米勒斯”，意即有冰的地方。迁徙是为了找到一种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这里有肥沃的黑土地，有沁人心脾的嫩江水与阿伦河，吸引着达斡尔族人在这里定居，白驹过隙，浮云苍狗，人们陡然间发现，这片土地上不知何时只剩下老年人的身影，青壮年或南下打工，或在市内伴读。夜晚闪烁的灯光，可以证明有些房间是空着的。这种状况，在一九九六年的时候就已经露出苗头，当时我在重机厂医院进修，重机厂的厂址和人员整体搬迁到了秦皇岛，大量的人员开始了发展性的迁徙。从前人们向着有水的北方迁徙，如今人们向着沿海的南方迁徙。

在五月的江边，达斡尔族姑娘唱着欢快的歌曲，采撷嫩绿的柳蒿芽，不知不觉过了一年又一年。柳蒿芽又名“库木勒”，我第一次把它听成了“苦摸乐”。多么优美的名字。于是，从一九八五年开始就有了库木勒节，为了让人们记住曾经的苦难，在无粮的时候，人们以它为食。柳蒿芽味道鲜美，色泽翠绿，放在炖熟的开江鱼中，滋味绝佳。达斡尔族人一边享受着美味，一边载歌载舞，阳光下他们的民族服饰在蓝天白云下熠熠生辉，大自然赋予了这个民族独特的灵气。我的视线最终落在了同行的母亲的背影上，她是汉族人，在这片土地上，她学会了满族人的豆面卷子，大黄米碾成面，发酵后做成饼，上面铺满炒熟的黄豆粉，香糯可口，北京人称豆面卷子为“驴打滚儿”。豆面卷儿、馒头、花卷还有玉米面饼子统称为“饽饽”。当母亲看见自己的孩子呲在门槛上，便大声嚷道：“别站在那儿，小心不长个。”我则摇着头洋洋自得，站在门槛上已经很高了，还长个子干什么。当我知道长个和遗传因素有关系，而且明显个头不高时，才知道她是不舍得打我们。家里每次杀猪，父母一边吃着烀熟的猪尾巴，一边说香。看见我们也要拿起筷子去夹猪尾巴，便告诫我们：“小孩不能吃，吃了怕后。”我不明白什么是怕后，后来却懂了，这是达斡尔族人的禁忌，虽然说不出什么道理。小孩不能呲在门槛上，小孩儿不能吃猪尾巴，看起来风俗习惯也是耳濡目染。

每次当我离开家时看到的是母亲的背影，不得不承认，我与故乡乃至家人有了疏离感，感觉到某些东西正在消失，却又抓不到它的影子，“家人围坐，灯火可亲”的朦胧美有些模糊。我十分怀念故乡的尘土气息，在杨树下左邻右舍喝茶聊天的日子，我从家里走出来，从此以后母亲的心里缺了一角，却不知用什么来填补。我一次次地踏上这片土地，希望能找到它曾经给予自己的温暖，却发现它比我想象的还要贫瘠，已经拿不出什么来滋补我的心。然而我却无法挣脱故乡的牵绊，这就如同我无法挣脱母亲的怀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