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建立的分封体制稳定的运行了二百七十多年，然后情况就开始出现了比较大的变化，封国的势力开始崛起，中央权威衰落，中国进入春秋时代。
周王朝的衰落，是循序渐进的。由于西周的史料比夏商要丰富的多、可靠的多，这让我们可以第一次比较清晰的看到一个君主制大国从强盛到衰落的全过程。这个过程后来会在汉唐明清这些大一统王朝身上反复上演。
一个庞大的王朝，首先是创业者励精图治建立起来。周文王和周武王就是这样的创业君主。
王朝建立以后，创业君主去世，由于王朝治理体制还没有完善，臣民的效忠心理也不太强，很容易出现重大政治危机。柏杨在《中国人史纲》中把这种现象称之为“瓶颈危机”，比喻的比较形象。如果瓶颈危机能度过，国家就会进入一段上百年的长治久安，汉朝的吕后乱政和七国之乱、唐朝的玄武门之变和武则天代唐、明朝的靖难之役都是这种；如果不能度过，王朝就可能迅速覆灭，后来的秦朝、隋朝就属于这种情况。
周朝的“瓶颈危机”就是武王去世以后的三监之乱。周公辅助成王度过了这个危机，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分封制，王朝的基础就很扎实了。成王去世以后，他的儿子周康王继位。这几十年的时间，天下太平、经济繁荣、国力强盛、四夷宾服，史称“成康之治”。跟汉朝的文景之治、唐朝的贞观之治类似。
经过经济的长期繁荣以后，国力的强盛会刺激后代君主谋求进一步的扩张。国家版图会达到极大，汉朝经过文景之治后，汉武帝通过反击匈奴等方式将汉朝的版图和影响力大大的扩张了；唐朝在经过贞观之治，其版图极盛时期也在唐高宗时代出现。
周王朝的扩张期是周康王的儿子周昭王、孙子周穆王两代君主执政时期。周昭王主要向东南方向扩张，对淮河和长江流域连续三次用兵，终于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但第三次南征出了问题，在凯旋班师的路上，由于战利品太多太沉，又遇到风浪，周昭王的大船在汉江上沉没。周昭王被淹死，他的儿子周穆王继位。
这个意外事件没有影响周王朝扩张的步伐。周穆王又继续往西北方向扩张，亲自带兵远征犬戎等西北游牧、游农氏族。其攻击的范围由于史料缺乏，难以考证，有可能到达新疆青海一带，甚至更远。整个过程被西北氏族以民间传统的形式流传了下来，战国时由学者整理成了《穆天子传》。《穆天子传》富有神话色彩，里边还讲了周穆王去昆仑山会见西王母的故事，但也包含了很多历史事实。
西征过程中，东南方面又有徐国等诸侯叛乱。周穆王结束西征后再次南征，逼迫徐国臣服，然后又带兵巡游，征伐不服周王朝管理的其它南方诸侯，并在当年大禹会盟诸侯的安徽涂山再次召集诸侯会盟。
长期的远征激化了天子和贵族的矛盾。由于用兵太多太频，周穆王必须持续增加军费。在封建制度下，王室财政扩张主要就是找贵族要钱，因为土地和人民都是贵族在负责管理，天子没办法直接给普通老百姓加税。贵族们对此十分反感，周穆王采用铁腕来达到自己的目的，逐步抛弃周公“明德慎刑”的治国理念，不断在刑法中增加酷刑来对付国内的不满分子，以严刑峻法来维护天子权威、强化政令执行。他命令大臣伯臩（jiǒng，同“囧”）向朝廷官员重申执政规范，并发布《臩命》；又用吕侯为司寇，命作《吕刑》，制定墨（刺字）、劓（割鼻子）、膑（砍手足）、宫（阉割）、大辟（处死）五大刑。《史记》中记录说：“墨罚之属千，劓罚之属千，膑罚之属五百，宫罚之属三百，大辟之罚其属二百”，五刑的细则加起来有三千条之多，可见法网之严密。
周穆王在位五十多年，期间做了一个负中国历史影响极大的决定：任命一个叫非子的人来为王室养马。养马是为西征服务的，而非子是远近闻名的养马专家。周穆王对他的工作非常满意，赐给非子方圆五十里的土地作为封地。这在穆王看来是一个微不足道的赏赐，对非子而言则非同小可，他像养马一样尽心竭力的经营着自己的这块小地盘。非子姓嬴，这块小底盘叫秦地。经过非子及其几十代后人的努力，终于发展壮大成为了秦国，最后由第三十八代君主嬴政消灭了周朝遗留下来的各大诸侯国，再次统一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帝国秦王朝。此乃后话。
从武王建国到周穆王去世，是周王朝的上升期，持续了一百二十年左右。
周穆王去世以后，他的儿子周恭王鉴于昭王和穆王两代的长期用兵，国库空虚、人民疲苦、贵族抗议，开始采取裁减军队、减少征战的国策。同时，又采取一些办法来增加财政收入，主要是承认贵族私自开垦的土地合法，但同时要求这些新开垦的土地必须交纳税赋。这个改革效果不错，但应该是没有全面推开，只是做了一些局部的试点。恭王不是一个强势的君主，不愿意用采取更严厉的政策来对付贵族。这一时期是国内国外局势相对平静，天子与贵族势均力敌的一个平台期。
从恭王开始往后，周王朝就进入了国力衰退期。贵族势力不断强大，王室控制的土地人民数量不断减少，国家财力不断降低，封国对中央的权威越来越不尊重，对外用兵也不断失败。这是周王朝经过一百多年，统治阶级总体不断腐化堕落的结果，并非某一个国王或诸侯的过错，也不是某一个国王励精图治所能够扭转的。
从恭王到懿王到孝王再到夷王，四代周王都没什么作为。国力军力日渐式微，与犬戎和淮夷的对抗总是负多胜少，越来越多的诸侯不来朝拜和进贡，诸侯之间互相征伐的事情周天子也管不住。周夷王时期，淮夷中最强大的楚国，他的国君不仅不再承认周王之前赐予的封号，还把自己三个儿子封王，显示自己的地位比周王还要高。
周夷王去世以后，他的儿子周厉王姬胡继位。中原地区的噩国联合东夷反动叛乱，杀到洛阳附近；没过多久，淮夷又大举进攻，也杀进了河洛平原，打到伊水、洛河之间，并掠杀无辜平民，抢夺财物。这两次叛乱都被周厉王亲自带兵平定了，看起来周厉王是有能力也有魄力的君主，也暴露了周王朝衰落的危机。战争的胜利在一定程度强化了王权。楚国国君看到淮夷叛乱被镇压，吓得取消了僭越的王号，再次向周王表示臣服。
周厉王借助两次战争胜利的威望，开始在国内推动改革。他打破世卿世禄的人事惯例，任命荣夷公和虢公长父进行财政和军事改革，不仅要对私田征税，连山川河流也要搞国家专营或者特许经营。山川河流有很多被贵族控制，但也有很多是普通人谋生来源。这种一刀切的做法不仅得罪了贵族，连城市和城郊地区的普通百姓——国人阶层也一起得罪了。面对改革的阻力，周厉王祭出周穆王时期的残酷刑法，用来对付反对派。这样，他就被贵族们扣上了“贪财”和“暴虐”的帽子。当时管理财政、刑罚、军事的关键职位，都由周公和召公的后人世代担任。周厉王选择的荣夷公和虢公长父不是现任周公和召公的近亲，这又被贵族们视为违反了宗法制度，是大逆不道的“昏君”行为。
这样，亲自带兵捍卫国家、力推改革想要富国强兵的周厉王，就被权贵集团描写成为了“贪、暴、昏”三位一体的混蛋。[1]
终于，在周厉王执政的第三十七个年头，贵族将国人煽动起来发动首都暴乱，攻入王宫想要杀掉周厉王。周厉王只能逃亡，他的改革也彻底失败。
周厉王逃亡以后，现任的周公和召公联合执政。但他们没有宣布废除周厉王的王号，也没有另立天子，而是选择了王室近亲、共伯姬和来担任摄政王。《竹书纪年》记录为“共伯和者摄行天子事”，而《史记》则记录为“周公召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在《竹书纪年》被发现之前，后人一直以为司马迁说的“共和”就是“没有国王，贵族共同执政”的意思，近代学者还借用这个词把没有君主的政体称之为“共和政体”。这是一个历史的误解。
——共伯和摄政的元年，也就是国人暴动、周厉王出逃的第二年，是中国历史上有连续可靠纪年的起点。在此之前，也有纪年，但不能连续也不够准确。此后，中国历史一直保持着连续且准确的纪年直到今天。因此，我们把这一年称之为“共和元年”，作为中国历史纪年的起点。同时，共和元年也是世界史上有连续可靠纪年的最早时间。古埃及古希腊都有自己的纪年方式，但古埃及和古希腊文明早已灰飞烟灭，诸多时间记录都需要考古学家重新梳理，不存在连续且准确的纪年。共和元年如果按照西方的公元纪年来算，是公元前841年。西方公元纪年的起点是一个传教士推断的耶稣诞生之年。但历史上是否有耶稣都不一定，推算的诞生年就更是离谱的没边了。加上其年代过于靠后，用来记录中国汉朝之前的历史，就会发生数字上的颠倒。正常纪年是数字越大时间越靠后，比如公元842年是公元841年的后一年。但公元前则相反，数字越大时间越早，公元前841年是公元前842年的后一年。极为容易引起读者的时间记忆错乱。由于本书叙述的历史事件全部发生在公元前，因此讲具体年份的时候，主要以共和纪年为主，在括号中注明公元纪年。[2]
共和14年（公元前829年），出逃在外的周厉王死去，贵族们这才推举周厉王的儿子姬静继位，为周宣王。周宣王是在召公庇护下成长起来的，他不像周厉王、周穆王一样喜欢亲自带兵出征，而是委派贵族或者诸侯出征。这种做法效果不错，因为王室财政已经枯竭、军队也已经腐朽，财富和精锐大都掌握在贵族诸侯手里。贵族和诸侯们也乐意利用国王的权威来四处征伐扩张地盘。
其中，养马专家嬴非子的曾孙嬴仲，也积极参与对犬戎的征讨，并战死在了前线。周宣王对嬴仲的表现大为赞赏，召见了嬴仲的五个儿子，派给他们七千士兵，由他们率领前往讨伐西戎。嬴仲五子一战击败西戎，长子嬴祺因此被封为西陲大夫。周宣王又把他们打下来的犬戎之地一并分封给了嬴祺，作为王室的屏障。秦的势力因此得以大幅度扩张，为后来参与中原争霸奠定了基础。嬴祺，后来被他的子孙追封为秦庄公。
宣王前期，跟贵族和诸侯的关系搞得比较和谐，对外征战也频频取得胜利。诸侯又重新朝见天子，四夷咸服，史称“宣王中兴”。
不过，这种做法进一步扩大了贵族和诸侯的权力，实际上加速了而不是减缓了周王朝分崩离析的过程。
周宣王执政后期，他试图摆脱贵族的控制，自己亲自带兵打仗。但王室军队确实是不行，在与西戎的“千亩之战”中遭遇惨败，几乎全军覆没，宣王靠着马车夫夺路狂奔才逃了出来。这场惨败让王室在贵族和诸侯中间进一步失去了权威。
周宣王在位四十多年后死去，他的儿子周幽王继位。
周幽王想学习祖父周厉王，朝贵族们多收点税来加强一下王室财政。他任命自己的堂叔郑桓公担任司徒，重新整理天下的户籍和土地，想要把贵族和封国私自开垦的土地也按照一定的比例来收税，新增的人口，也要按人头交税。这当然也被贵族们指责为贪婪昏庸。《诗经·大雅·瞻卬》就是贵族们咒骂周幽王所作。他们说“人有土田，汝反有之。人有民人，汝覆夺之。”意思就是说：我们自己的土地，你却要想要占有；我们所拥有的人民，你却想要夺走。这首诗经常被解释成周幽王对人民的暴政。其实那个时候土地都是封给了诸侯和公卿贵族的，就算有少量的自耕农，也绝不会还拥有“民人”。有地还可以说自己是平民，还拥有“民人”，那就肯定是封建主贵族阶层了。
周幽王的下场比周厉王更惨。他宠信褒姒，把褒姒封为王后，把她生的儿子立为太子，而把王后姜氏和太子姬宜臼双双废掉。姜氏的父亲、申国国君申候非常愤怒。他自知个人力量不足以推翻幽王，便跟犬戎合作，引犬戎攻打关中。周幽王紧急燃起烽火号召贵族和诸侯带兵勤王，但贵族和诸侯们早就对幽王的改革举动不满，拒绝勤王。王室军队此时已经毫无战斗力。共和71年（前771年），周幽王兵败被杀，褒姒和太子也被杀掉。
——周幽王之死被后人演绎成了“烽火戏诸侯”的故事，说褒姒不爱笑，周幽王为了逗她开心点燃烽火。褒姒看到诸侯累死累活赶来勤王却发现被骗的表情，终于忍不住笑了，这让周幽王很高兴。后来犬戎当真入侵了，周幽王再次下令点燃烽火，却无人来救，因此覆亡。这个故事不是真的。
申候为了家族利益，不惜引犬戎入侵，导致关中平原被犬戎占领，首都镐京被彻底摧毁。这是中华文明遭遇的一次空前浩劫。当时文字记录的载体非常稀缺，大量的文字被刻在木板、竹片上面，集中存放在首都，这些文献大多只有孤本，没有副本。镐京是国家的文化教育中心，聚集了整个中国最顶尖的科学家和知识分子。野蛮部落的屠杀和纵火，让中国的科学精英们被屠杀殆尽，无数周朝及其之前的文物典籍因此被毁。这些损失永远也无法挽回。
战乱之后，申候带着他的外孙姬宜臼跑到了洛阳，联合贵族诸侯们拥立姬宜臼为新一代周王。这就是周平王。东周时代开始，西周的时代结束。
西周从武王到幽王，共计十二任君主，累计存在了二百七十多年。
西周后期和东周时期各地诸侯的崛起不是某一个封国强大或者不服从中央的问题，而是一种普遍现象。这跟交通、生产技术的提高和人口的增加有关系。青铜工具得到了越来越广泛和普遍的应用，铁制农具也开始出现，土地开垦速度越来越快，马车上的金属部件增加，长途交通的便利性迅速提高。这都为诸侯国实力提升，以及大诸侯国吞并小国创造了条件。
封国向国王纳贡的数量是一定的，相当于税收包干制度，最开始分给了多少土地和人民，就缴纳多少贡赋。随着技术进步人口增加，有很多新的土地被开垦出来了，人口也增长了。这些新开垦出来的土地，以及新增加的人口，必然带来更多的税收，新增部分当然全部归封国自己所有。随着土地和人口的增长，诸侯国的国力也就越强大，养得起的军队当然也就越来越多，也就不再把国王放在眼里了。
这种情况不仅是在封国里出现，在国王直接控制的京畿地区也出现了。国王手下还有很多中央政府的公卿贵族，他们自己手里也控制着土地和人民。他们在自己的采邑周边偷偷开垦土地，还开山伐木、围泽捕鱼，这些新增的财富大都瞒报不交税。每一代周王都要不断分封新的贵族，而收回之前分封出去的土地则很困难，周王直接控制的土地和人口也就越来越少，周王室的财政收入因此入不敷出，尤其是军费开支面临巨大的挑战。周恭王、周厉王、周幽王都试图进行改革，要么成效甚微，要么就被贵族和诸侯们赶跑甚至害死。
[1] 由于史料稀缺，我们很难确认周厉王的改革到底如何侵犯了贵族和国人的利益，更不清楚周厉王的改革措施在实际执行过程中有多少是被贵族们“选择性执行”从而将负担转移到了国人头上。有可能周厉王只关心增加财政收入支撑军事开支，对国人的生活不知道或者漠不关心，很多政策灾难是周厉王本人的错误造成的，不一定都是贵族们的抵制造成的。本文只是在诸多可能性中选择了作者认为可能性较大的哪一种，这种选择并不全是依据与周厉王有关的史料，还参考了后来诸多王权与贵族官僚斗争的历史事迹，以进行“以今推古”式的猜想。后边关于周幽王的说法也于此类似。
[2] 清末学者章太炎是最早使用共和纪年的人。他在 1900 年 8 月《解辫发》中明确写道：“共和二千七百四十一年秋七月”。近代还有人倡导过“黄帝纪年”，即以黄帝诞生之年作为黄帝元年。但黄帝的历史为半信史，其活动时间的误差以百年计，其诞生之年就更加茫然不可追溯，用于纪年跟公元纪年法一样不够严谨，二十世纪以后还以此为基点进行纪年，并不合适。公元纪年历史悠久，又长期被国际所公用，要想改变十分困难，但它的问题确实很突出，跟单一宗教密切捆绑，又无历史事实支撑，它成为国际通用标准完全是西方近代全球殖民侵略的产物。相信随着中国崛起和殖民体系的土崩瓦解，数十年或数百年后，其地位将会被新的纪年方式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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