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完了赵国，我们再来说齐国。
战国有三大变法，李悝变法，在魏国；吴起变法，在楚国；商鞅变法，在秦国。没有赵国变法、没有齐国变法。齐国跟赵国一样，没有大规模的变法。魏国在李悝变法结束以后搞人才输出，输入了吴起到楚国、商鞅到秦国、孙膑到齐国。吴起是军事家、政治家、思想家，商鞅主要是政治家和思想家，而孙膑就是一个单纯的军事家，在齐国的政治决策里边说不上话，这也不是偶然的。这是齐国的政治传统政治特点决定的。
秦国和楚国都属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需要魏国的人才，齐国则不同，它的思想文化发达程度并不输于魏国，不太需要来自三晋地区的人才，它有一套自己的改革思想。
以孙膑的才华才能，齐国要是真的重用他，他也能变成政治家。可惜齐国没有给他机会，就把他当成一个军事参谋来使用了。还不是国王的参谋，而是大臣的参谋。田忌是王族，但不是齐威王的儿子，更不是太子，甚至连宰相都不是。所以孙膑在齐国没有像吴起和商鞅一样受到重用，职位权力都差的很远。
孙膑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马陵之战以后，他就找到田忌说：将军想干大事吗？田忌问他什么大事。孙膑就说，您现在歼灭了魏军主力，威震天下，朝廷里边嫉妒你的人很多，如果就这样回朝廷交差，恐怕会遭到小人的谗言离间，人身安全都难以保障。不如带兵返回自己的封地，控制通往首都临淄附近的战略要道，这样谁也不能把你怎么样。如果将来逼不得已，要想进军首都临淄，也不是什么难事。
孙膑的建议，其实就是让田忌为夺取王位做准备。因为这个时候齐国的精锐全部都在田忌手中，功高盖主，朝廷里边又有很多嫉妒他的政敌，确实必须有所准备。齐威王还在，不好赤裸裸的造反，毕竟田忌手里的兵都是齐威王给他的。那就占领战略要地、割据一方，静观其变。在春秋战国时代，一个王公贵族大臣自己带兵控制着一片地区、不服从国君调度是很常见的现象，不合法但也不算造反。田忌这么做，只要不直接去攻打齐国首都，齐威王就不好拿他怎么样，毕竟他手握重兵而又功劳巨大。最大的可能是默认现状。等齐威王死了，田忌就可以轻松发兵首都夺取王位。
如果田忌听从孙膑的建议，夺权成功，孙膑就理所当然的会成为齐国宰相，按照自己的路线在齐国推动变法，可能就是战国时期的第四大变法：孙膑变法。
但是，很遗憾，田忌拒绝了孙膑的建议，还是放弃兵权回朝廷复命去了。果然，他在朝廷里的政敌、大臣邹忌就开始动手了。邹忌使了一个坏招数，派人假装成田忌的心腹，去找一个著名的占卜师，也就算命的，让他算一下，田忌如果造反夺权，成功的机会有多大。这个假冒的心腹刚走，邹忌就去向齐威王举报田忌有谋反活动。齐威王派士兵去把那个算命的给抓了起来，一审问果然田忌在为谋反做准备。
田忌得到消息，跟吴起被公叔痤污蔑一样，有嘴说不清，连夜逃亡楚国、寻求政治庇护。
田忌逃走了，孙膑也就英雄无用武之地，从此归隐田园，专心教书。他的弟子把他的事迹和思想总结整理成了《孙膑兵法》，与他的祖父孙武所著的《孙子兵法》齐名，流传至今，成为了中华民族永远的文化思想瑰宝。而齐国也就没有采用法家思想进行变革，而是用了自己的传统思想——管仲学派的经济思想来进行改革。
为什么说齐国不需要魏国输出人才来搞变法呢？因为齐国的历史过于悠久、文化传统过于厚实，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反对变法的封建贵族集团，让它很难推动法家那么激进的变法。春秋战国四大强国里边，秦国的封建贵族势力比较小，秦国的土地不是分封的，是秦国国君亲自带兵从犬戎手里抢过来的，所以它一直很重视军功不重视贵族血统。楚国封建势力也很强大，但它承认自己文明程度比中原地区要落后，统治阶层比较“谦虚”，很重视从中原地区过来的人才，甚至还要发“招贤令”公开从中原地区吸引人才过来，当成宝贝一样的尊重使用。这样，吴起到了楚国、商鞅到了秦国，都当了宰相，能主持一次深刻的变法。
相反，四大强国里边，齐国和晋国的封建传统力量就比较强大，且文明程度长期领先，统治阶层比较“骄傲”。晋国的国君是周天子后裔，是老牌的姬姓诸侯国，分封制传统很深，封建贵族的势力也很强大，所以晋国在春秋时期是第一霸主但却落得到了一个三家分晋的悲惨下场，直接被内部封建势力给搞亡国了。魏国、赵国、韩国是从春秋时期的晋国分裂出来的。三家分晋以后，魏国短暂的革除了国家内部的封建贵族势力，用家臣任命制取代了世亲世禄制，通过李悝变法迅速强大。不过作为晋国霸权的继承人，它其实也是晋国文化传统的继承人，在思想文化上还是比较保守。赵国和韩国也类似，改革变法力度都不大。
魏文侯、李悝、吴起都算是孔子的学生子夏的学生，而子夏并不是法家，而是非常典型的儒家。儒家思想的核心就是“克己复礼”，要恢复周朝的礼制，这个思想在魏国内部影响力始终非常强大。从秦国夺取了河西之地以后，魏文侯把子夏派到河西地区去讲学。子夏那时候已经很老，讲不动了，但以国君老师的身份去宣传魏国文化，影响力很大，聚集了三百子弟，形成了战国时期著名的“西河学派”。
子夏的弟子里边，有两个特别出名，一个叫公羊高、一个叫谷梁赤。这两人都开了一个课程，就是讲解孔子编写的《春秋》。他们俩的讲课内容后来被人整理成书出版了，公羊高讲的课就叫《春秋·公羊传》，又被称为《公羊春秋》；谷梁赤讲的课就叫《春秋·谷梁传》，又被称为《谷梁春秋》。这就是著名的《春秋三传》中的两本，是西河学派最重要的学术成果。《春秋三传》里边还有还有一本更有名，它就是左丘明写的《春秋左传》。公羊传和谷梁传的重点是“微言大义”，也就是阐述《春秋》里边的儒家思想内涵以及涉及到的礼仪制度；而左传的重点是“讲谋略”，把《春秋》里边的大国博弈和政治斗争讲的更细致更生动，所以现在左传最有名，因为普通人都喜欢看古人怎么打仗怎么搞政治斗争，不喜欢看讲大道理的书。甚至还有人推测，说《左传》就是吴起在西河郡守的时候组织人搞出来对抗《公羊传》和《谷梁传》的，因为《左传》重谋略，更符合吴起的思想。而公羊和谷梁，就喜欢讲道理，宣传儒家的仁义道德、克己复礼那一套。吴起看不惯这套东西，就推了一个左丘明出来跟公羊高和谷梁赤对着干，按照自己的思路来解释春秋。不过，这只是后代学者的推测，没有什么有力的证据。《左传》的作者左丘明这个人到底是谁，目前还处在一个无法考证的状态。
一般认为，孔子的思想可以分为“道”和“术”两个方面。道就是道德哲学的内容，比较抽象化理论化，术就是研究现实政治的内容，比较重视实践。子夏在孔子的弟子里边是明显偏向于术的，所以他才会成为魏文侯的“帝王师”，以及和李悝等一批法家思想家的老师。但子夏毕竟是孔子的弟子、儒家圣贤，他的弟子主要还是儒生。这样，子夏门人就分为两大派，一派以公羊高、谷梁赤为代表的西河学派，另一派就是以李悝、吴起以及他们的学生商鞅、韩非子这些人为代表的法家。这两派不仅在学术上激烈斗争，在政治上也是水火不容。李悝、吴起代表了新崛起的平民士人阶层，西河学派则得到了魏国内部“公族”权贵势力的支持。
“公族”就是王公贵族，是国君的亲戚。魏国已经废除了世卿世禄制度，因为魏国国君本来就是晋国的卿大夫，按照周朝的礼制，卿大夫往下就没有世袭制度了。卿大夫当了国君，手下就是一批他的家臣。但国君并不是只有一个儿子，他有很多儿子，只有其中一个可以继承君位，剩下的儿子以及儿子们的儿子，子子孙孙那么多，大部分都不会继承国君的位置，但又不可能当成平民百姓对待，要给爵位、给俸禄。这些人，就是公族。战国时期，姓氏以“公”字开头的，基本都是公族出身，比如公叔痤就是魏国的公族，公羊高就是鲁国的公族。
诸侯国的公族，也就是相当于一个王国的王族、一个帝国的皇族。这些人特别希望恢复周礼搞封建世袭制度。他们觉得国家就是他们家的，不能只是君主的位置搞世袭，大臣的位置最好也是由公族世代担任。他们的这个愿望，或者说利益，就跟儒家 “克己复礼”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一套非常契合。所以，魏国的公族势力，就特别支持西河学派。
魏国的开国之君魏文侯当政的时候，他是用一种矛盾的、“找平衡”的实用主义的态度来处理平民士人和公族之间的关系。一方面，魏文侯这个人眼界很高能力出众，能分辨人才，知道要治理好国家、在战国乱世称王称霸，公族内部很难找到合适的人才，必须面向平民阶层取材，所以他才会重用李悝、吴起。但另一方面，他也没法摆脱“家天下”的想法，也觉得最可靠的还是自己魏家人，自己的儿子孙子肯定比外人更可靠，所以他也特别注意培育公族势力，组织了公族子弟特训班，让西河学派的学者给公族子弟“开小灶”上课，想要尽可能的从公族里边培养人才。公族势力本来就很喜欢儒家克己复礼那一套，两边自然一拍即合。
等魏文侯死了，魏武侯继位，这个时候魏国的国力正处在鼎盛时期，所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魏武侯以及他的儿子魏惠王这两代人，就缺乏魏文侯创业的危机感，觉得天下就是我魏国最强，谁也没法跟我抗争。李悝、吴起这些人的功绩看起来也没啥，我用谁不是用，干嘛不用自家人？所以就选择了魏国公族出身的公叔痤来长期担任宰相。公叔痤掌权，也就大力排斥以吴起为代表的平民阶层出身的士人英雄人物，大力任用王公贵族担任要职，变相的在恢复世卿世禄制。这么一搞，魏国培养出来的平民阶层优秀人才肯定就都往其他国家跑了，这才有了吴起去楚国变法、公孙鞅去秦国变法的故事。公孙鞅也是公族血统，但他不是魏国的公族，是魏国旁边的小国卫国的公族。跟孔子一样，属于没落贵族到邻国逃难的，在魏国的政治待遇更接近于平民阶层而非王公贵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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