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家的创始人墨子是底层出身，有人说他是农民出身，也有人说他是城市的工匠，也可能两种说法都对，属于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反正都是底层人物。也有人认为，墨子的“墨”，来自于木匠行业。传统木匠为了保证他加工制作的木料边缘是直的，就会用一根棉线粘上墨水，拉直了之后在木头上弹一下，形成一道笔直的墨线，然后照着这根墨线对木料进行加工。所以墨子出身工匠的可能性比较大一点。《史记》里边说他是宋国贵族的后裔，这也有可能，但到墨子出生的时候，他的家族肯定已经破败了，沦为了社会底层，比孔子家还不如。
墨子应该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出身于社会底层的著名思想家。这是战国时期经济文化高度发达才能产生出来的人物。城镇手工业要高度发达，工匠阶层的人还有一定的人身自由和空余时间，可以有机会阅读书籍、有时间思考抽象的问题，才能产生出来墨子这种级别的思想家，他的思想才能够广泛传播、还被整理成文字典籍保存流传下来。墨子的出现，绝对是中国文化的奇迹和骄傲。除了中国，绝对没有哪个国家在公元前就能出现来自底层、代表底层的大思想家。思想文化在那么遥远的上古时代，都是被贵族阶层高度垄断的，能够出几个代表平民地主和商业富豪阶层的思想家就了不起了，根本不可能有底层思想家出现。就算有个别脑子灵活有想法的，别人也会把他当疯子，不可能产生众多的弟子门徒，让他的思想得以大规模传播并流传后世。
墨子的出现和墨家思想的大规模传播，必须是城镇化手工业商品经济高度发达、必须是书籍文字在民间广泛传播这两个条件同时满足，才可能出现这样的奇迹。
底层人民的思想很好理解，核心政治诉求就是两条。第一条从古至今都没变过，从墨子到马克思都一样，就是经济公平、分配公平；第二条就是反对战争，不要打仗，战争受伤最深的就是底层。只要能生活在没有战乱的世界，然后辛苦劳动可以得到公平的报酬养家糊口，农民和工匠这种底层老百姓就很满意了，他们渴望的也就是这两条。
墨子也就以这两条为核心政治诉求，提出了“兼爱”和“非攻”两大口号。兼爱就是人人平等，反对贵族特权，关键是经济分配要公平，非攻就是反战。这都好理解，但理解墨子思想的关键不在这两条，关键在他的方法论，就是通过什么方法来说实现这两条。儒家思想其实也主张仁政，所谓仁政也是两条，第一条是减轻老百姓的经济负担，第二条是反对不正义的战争。
单从目标上来看，儒家和墨家没有根本性的区别。他们主要是实践的路径方法不一样。儒家的仁政，靠的是贵族阶层和君主的仁爱之心，上层统治者大发慈悲，少收点苛捐杂税、少发动些侵略战争，这就是仁政了。儒家非常尊重统治阶级的特权和利益，只是想通过道德劝说的办法来节制他们的贪欲，不要把底层老百姓剥夺的太过分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父高高在上，臣子低低在下。臣之道和子之道是为了消灭被统治者的反抗之心，维护封建统治的；反之，君之道和父之道呢，也包含了一些约束统治者欲望、制约统治者权力的内容。这是儒家。而墨家不一样，他就不认可君父的特权、不认可封建等级制度，它认为这些东西就是骗人的、反动的，底层人民要维护自己的权利，只能靠自己的团结，这就是《国际歌》唱的“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墨家只相信来自底层人民的英雄人物，不相信贵族老爷的善心，要靠底层人民自己团结。怎么团结呢？就是两个字——“结社”！
结社才是墨家思想的关键，是它跟儒家、法家、经济家根本的不同之处。儒家、法家、经济家都可以说自己反战、都可以说自己是在为全天下老百姓的利益考虑，法家虽然代表军功阶层，也可以说自己主张以战止战嘛，天下统一了自然就没有战争了。怎么说都能圆过去，这些思想流派都不会公开承认自己喜欢战争杀戮、喜欢无底线的剥夺底层老百姓。但他们也都不会赞成底层人民自己结社。
什么叫结社？就是成立一个代表底层人民利益的政治团体，可以叫什么会、什么团、什么帮、什么派之类的，比如天地会、青红帮、义和团，这就是结社。结社的最高级形态是结党，成立一个有纲领有组织甚至有武装的政治党派。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主张建立无产阶级政党来夺取政权。
在墨子来看，他的全部政治纲领，包括实现经济公平、政治平等、终止战争等等，都要靠底层人民自己结社来实现。墨家学派不仅是一个学术团体，还是一个组织严密的政治团体，有非常严格的组织纪律。组织成员如果出去做官或者做生意，领到的工资赚到的钱大部分都要上交给组织，用于组织的活动经费。而且如果君主不执行墨家的政治路线，墨家学者就应该马上辞职走人。
墨家学派的首领被称为“钜子”。所有的成员都要服从钜子的命令。墨子在世的时候，有一回楚国想要出兵攻打宋国。宋国是墨子的祖国也是墨家学派的主要活动基地，墨子就亲自前往楚国去劝说楚国国王不要打宋国。他把自己的防御战术给楚王演示的一遍，让楚王相信，有墨家弟子帮助宋国守城，楚国要想攻下宋国的首都必然损失惨重得不偿失。楚王当时找著名的工匠鲁班制作了最新的攻城器械，墨子就当着鲁班的面讲解了他会用什么新的守城工具来对付这些攻城器械。鲁班看了也束手无策。墨子最后说服了楚王。他的说服力来自哪里？不仅来自于他的口才，最关键的是他背后有好几百墨家弟子在宋国首都，这帮人按照军事化纪律组织起来，思想信念坚定、行动统一、视死如归，还擅长使用各种攻城和守城的器械，相当于春秋战国时期的特种部队了。楚王不得不服软。后来还想邀请墨子到楚国做官，其实也就是想把墨子的这支特种部队也引进到楚国，但是被墨子给拒绝了。
不管是对春秋战国时期还是后来的君主而言，墨家这种军事化的政治组织肯定是不受欢迎的。没有哪个君主会希望自己手下的大臣还从属与另外一个政治组织、服从另一个首领的命令。所以墨家在战国时期，虽然声名显赫，但始终干不成什么大事、墨家学派也出不了大官。孔子以及儒家弟子还出了一些国家的宰相或者君主的老师，墨家是一个都没有。制止楚王出兵伐宋就算是它在政治领域的高光时刻了。战国时期最受用的始终还是法家。
等到战国结束，秦始皇统一六国，中国建立起来了大一统的君主专制政体，儒家思想就吃香了。代表军事军功集团利益的法家一家独大的局面逐步终结，变成了儒法并用，儒家思想的重要性越往后越高。秦始皇是独尊法家的，到了汉朝就是儒家法家道家杂用，唐朝后期开始儒家成了主流，宋明元清时期就是儒家独尊了。这个变化的原因，就是随着国家的大一统，军队和战争在国家政治中的地位相对下降，行政管理在国家政治中的地位不断上升，带动着武将地位下降、文人士大夫的地位上升。但不管武将和文人的地位如何变化，法家和儒家的地位如何变化，墨家都始终被弃之不用。在一些特殊时期，甚至道家和后来传入中国的佛家思想，都会被君主用于治理国家，比如汉朝初期用道家思想搞“休养生息”、南朝梁武帝尊崇佛教把佛教立为国教，唐朝中前期也是道家、儒家、法家、佛教都在混用，唐朝皇帝相信道家的创始人老子跟自己一样姓李，还追认他为祖先，武则天称帝前后，还把自己描写成为弥勒菩萨转世。但再怎么混用甚至乱来，都始终没有墨家思想什么事儿。
这里边的关键就是，专制君主制和底层政治结社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墨家这种做法不仅国王和皇帝不喜欢，文人士大夫也同样不喜欢。儒家喜欢讲：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千钟粟。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刻苦读书是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吃好点穿好点，买得起大房子还能多娶几个老婆。读书还是为了升官发财，搞仁义礼智信也好、为天地立心也好、为生民立命也好，这些都可以，但不要影响我享受优越的物质生活。儒家推崇的封建等级制度还是很符合人性的，也不是说当了官就要成天花天酒地，但按照级别来享受不同的生活待遇还是应该的，级别越高工资越高、待遇越好难道不是应该的吗？而墨家就不这样，墨家讲究的是要跟底层人民过一样的生活，不管是钜子还是普通墨家学派的成员，都应该穿着跟农民工匠一样的粗布衣服，吃粗茶淡饭、穿破旧布鞋、居简陋的茅屋，跟劳动人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不能追求任何超越普通劳动者的物质享受。墨子自己就是这么做的，他的弟子和后来的钜子们也都坚持这一条。跟孔子相比，墨子才更像一个真正的圣人，完全抹灭了自己的欲望，不追求任何物质享受和权力地位，坚持过一种苦行僧一样的生活，为了底层人民的利益奔走奋斗，努力践行自己人人平等和天下太平的理想，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用孔子的标准来要求知识分子，有相当大比例的人是能做到的。但要是用墨子的标准来要求知识分子，绝大多数人就做不到。知识分子在古代属于精英阶层，有钱人家才能供得起孩子读书，要让读书人长期这么做，绝大多数人无法接受。相对来说，还是儒家思想比较务实。
战国时期贵族衰落、士人阶层崛起。士人就是来自平民阶层中的精英分子，儒家和法家的思路就是让这些精英分子跟君主靠拢，知识精英就去做文官士大夫，军事精英就去追求立功封侯；墨家的思想就是让这些精英分子去跟底层劳动人民靠拢，成为底层结社的中坚力量，推动经济公平和阻止战争。
所以，墨家思想在战国昙花一现，虽然一度跟儒家并列为当世两大显学之一。在秦统一中国建立大一统的中华帝国以后，墨家思想很快就被专制君主和文人士大夫抛弃了，迅速的销声匿迹，墨家学派后继无人。
墨家学派真正最适合干什么呢？其实它非常适合用来指导底层革命，也就是造反。底层结社，形成一个纪律高度严明的政治组织，围绕在一个领袖周围为了共同的理想而战斗，这就是革命造反的一种极好的方式。后来颠覆元朝的白莲教、反清复明的天地会等等，其实都是在采用底层结社的方式来造反。但墨子并不主张结社造反，他还是想通过跟世袭君主合作、让墨家弟子到政府做官来实现政治理想。这就是一种空想，不可能实现的。
后来，中国大一统历史上出现了很多底层结社造反的事情，但也都没有举过墨子或者墨家思想的旗帜。因为古代的底层造反一般都事发突然，来不及吸引知识分子参加，也不会提前进行广泛的意识形态宣传，底层老百姓对墨家思想的理论完全不了解不熟悉，真的被逼着造反了，都是先用老百姓熟悉的民间宗教来当做旗帜，搞点什么“篝火狐鸣”、“黄天当立”、“神仙附体”之类的动作鼓动大家造反。
墨子的思想在古代社会，有点“高不成、低不就”。精英分子可以认可“兼爱”、“非攻”的理想，但不能接受苦行僧一样的平等生活；底层老百姓倒是喜欢也愿意接受钜子结社这种形式，但没法理解墨子复杂深刻的思想，而且墨子也没说过要造反或者支持造反的话。在讨好君主和文人士大夫方面，它不如儒家；在进行底层动员方面，它又不如白莲教这种民间宗教。可以说是生不逢时，也就只能在战国时期靠着墨子个人的人格力量兴盛起来然后传承那么三四代人，然后就迅速衰落了。
墨子的思想是到什么时候才从新引起人们的重视呢？一直要到晚清，想要推翻清朝统治的革命党人，开始重视墨子的思想。因为这个时候到了近代，之前的白莲教起义和太平天国起义都被镇压了失败了。搞近代革命，再靠民间宗教来进行动员是肯定行不通了。文化广泛传播，底层人民中的知识分子数量、比例都大幅度上升了，必须要搞点有理性、有深度的思想出来才能进行更广泛的社会动员。外国的思想有一大堆，但中国自己的革命思想从哪里找呢？找来找去，非宗教的革命思想，最好用的就是墨家了。
底层结社是清朝中后期最重要的民间革命组织形式，比如天地会，就是结拜兄弟的方式结社，还有青帮、红帮，以及后来革命党人自己组织控制的各种会党。这些会党组织，就特别适合用墨子的思想来指导工作。首先是纪律必须非常严明，会党成员要严格遵守纪律和服从领袖、统一行动甚至不惜牺牲个人的生命，做事情要重诺守信、见义勇为、扶危济困、除暴安良；还要求会党领袖必须以身作则，要带头艰苦朴素跟大家过一样水平的生活，关键时刻要冲锋在前享受在后，这样才能获得领袖的权威。此外，领袖还要有点学问和思想，不是完全的匹夫之勇，能够对组织成员进行思想引导教育，懂得一些国际大势国家大局。这就是典型的墨家“钜子”模式了。墨学又是纯粹的中国人自己搞出来的学问，比西方的什么孟德斯鸠、卢梭之类的早了两千年。所以，革命党人就开始努力鼓吹墨学和墨子，主张“墨学救国”。
孙中山称赞墨子为“世界第一平等博爱主义家”，把他跟黄帝、华盛顿、卢梭并列为四大伟人。卢梭是指引法国大革命的启蒙思想家。启蒙运动倡导的“平等、博爱”，都可以在墨子的“兼爱”和“尚同”的思想里边找到相应的表述。孙中山说的四大伟人，就是两大政治家和两大思想家，中国两个外国两个。华盛顿是西方现代自由民主国家的创始人，黄帝是中华文明的创始人，这两个人并列；卢梭的西方民主革命思想的创始人，墨子是中国人人平等思想的创始人，这两个人并列。尤其是墨子还主张“选天子”，也就是最高统治者要通过选贤任能的程序来推举，不是世袭，这跟孙中山倡导推翻帝制建立民主共和国的理想不谋而合。现代著名历史学家王桐龄在1922年形容道：“就目下形势而论，墨子学说之传播力，乃正如日出东方，光焰万丈，有普照全世界之观矣。”
不过墨子的思想复兴运动也没有持续很久。它毕竟是两千多年前的思想，论深度广度和科学性，都已经严重落后于时代了。近代革命理论的最高成就还是西方人马克思创立的马克思主义。这个理论的高度不是墨学可以望其项背的。中国人最终还是选择了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革命，赶走了外国侵略者、推翻了国内反动派、建立了新中国。
但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依然非常推崇墨子和墨学。共产党的领袖，也都跟墨子一样，既有崇高的理想和渊博的知识，又注意保持自己的平民本色，吃穿用度都和老百姓、基层士兵差不多，知行合一、身体力行，不追求物质享受、不搞生活特权。
1939年2月，毛泽东给陈伯达写了一封专业学术性很强的信。当时，陈伯达刚刚写出《墨子的哲学思想》一文，向毛泽东请教。毛泽东以极大兴趣读完这篇3.6万字长文后，在信中对陈的研究称赞有加。他说：“《墨子的哲学思想》看了，这是你的一大功劳。”还在信件里边对墨子的思想跟陈伯达进行了一些深入的理论讨论。
1939年4月，毛泽东在抗大生产运动初步总结大会上讲话，就说：“墨子是一个劳动者，他不做官，但他是一个比孔子高明的圣人。孔子不耕地，墨子自己动手做桌子、椅子。历史上几千年来做官的不耕田，读书人也不耕田，假使全国党政军学，办党的，做官的，大家干起来，那还不是一个新的中国吗？”他还进一步发挥说：“马克思主义千条万条，中心的一条就是不劳动者不得食。” [1]
“不劳动者不得食”其实就是墨家的信条“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的现代表述。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大力倡导墨子之道，也是他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方式。经过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也就是毛泽东思想——最终指导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墨子和墨学虽然没有成为主流，但时隔两千多年，还能继续为中国革命做贡献，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贡献，这也是一种伟大的复苏。
[1] 郑林华，《中共早期领导人对墨家思想的继承和弘扬》，中国共产党新闻网http://dangshi.people.com.cn/n1/2018/0124/c85037-2978303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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