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宙大母神》[瑞典]莫妮卡·怀厄；[美]芭芭拉·莫尔
PART I WOMEN'S EARLY CULTURE: BEGINNINGS
第一部分 开端：早期女性文化
MARX AND THE MATRIARCHY
第二章 马克思和母权制
古代的女性主导群体，实行原始的共产主义。弗里德里希·恩格尔和卡尔·马克思都承认该事实。恩格尔特别提到了J.J.巴霍芬的母亲-权力概念1，二者都将社会发展分析建立在古代存在原始母权制的基础上，例如，公共母居体系2。在这方面，他们受到了美国人类学家路易斯·摩尔根的影响。摩尔根与易洛魁部落社会共同生活，进行研究；在她们的亲属结构、语言和习俗中，他发现了基于群婚制不同阶段的早期公共与血缘关系。在19世纪80年代写就的《古代社会》一书中，摩尔根给出结论，这种社会必然是母系的、母居的，因为在一个群婚结构中，只有母亲才能毫无疑问地被当作孩子的亲辈。
现在，我们知道了相似的证据，遍布全世界；例如，许多亲属体系中，将孩子的生物父亲和社会父亲区分开来，社会父亲通常是舅舅，或其他男性亲属，在这些社会中被当作“真正的父”。身份和遗产沿着女方血脉传承。
但是，即便先驱者如他们，也完全没有意识到在这些过去的文化中，女性真正的职能与成就，没有注意到这些早期民族的格式塔。马克思和恩格斯，尤其是他们教条式的理论阐释者和追随者，把眼光局限在经济与阶级分析，完全模糊了原始人类的存在状态，那是一种比经济更为深远的精神存在。主义马克思的着重点和对人类精神体验的否定，在全世界产生了悲剧性后果。
这是如何发生的？卡尔·马克思是一个富有同情心的男人（恩格斯也如此），他的“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理论，从未被正确地引用，如下：宗教痛苦既是现实苦难的表达，又是对现实苦难的抵抗。宗教是被压迫者的叹息，是无人性世界的人性，是无灵魂境地的灵魂。它是人民的鸦片。放弃对宗教的幻想，就是要抛弃需要幻想的处境。批判已将想象的花朵从锁链上摘下，这不是为了让人们戴上锁链，不带一丝幻想或慰藉，而是为了让人们打破锁链，抛却花朵3。
没有人能更清楚地表达出或认识到，人类在“无灵魂境地”中对“灵魂”的坚守，在“无人性世界”对“人性”的坚持。因为，灵魂和人性是真实的，它们让数以百万计的人在残酷的环境中生存下来。
马克思和主义马克思者的悲剧，在于将灵魂和既存的宗教相混淆。他们清楚地、带有历史眼光地察觉到既定的宗教与压迫者联合，即那些压迫阶级、君主以及压迫性的社会和经济体系。他们将压迫的成果置于宗教教条之下，通过在基于贫富等级制、统治集团的社会体系中安下“上帝之印”，这些教规将贫穷和奴役合理化，为暴政及贪婪寻找借口。他们目睹诸教会的权力与财富，和被动的悲惨信众。他们明白“教会”实际上是完全由男性所造的机构，通过剥削精神现实而非肉体需求的现实，来获得并保留权力；他们听见布道的诅咒“物质财富”和“世俗享乐”，而教徒们与其富裕的支持者，生活在富足的安稳中，大批信众却瘦骨嶙峋，衣衫褴褛。他们听着这些境况，断定是“上帝对人类的考验”。他们知晓宗教机构担负起了定义“灵魂”，“上帝”和“人性”的责任，且总是以精英主义的视角，只为自身的世俗利益。见闻这一切，主义马克思者们做出正确的结论：既定的宗教历史性地压迫人类，并加以谴责。悲剧的是，他们也否定了人类灵魂的现实和它真实的渴望。他们的确想要挽救人性于宗教剥削，但是他们的狭隘眼光，对经济和阶级的简化论，使他们将人类灵魂分裂成矛盾的两部分：物质存在和精神存在。这种分割不过是现有的宗教二元论的镜像。随着教条式的主义马克思社会运动在各个国家相继开展，这种分割加强了对人类状态的“异化”，而这正是马克思曾经想要解决的。它创造了枯燥的“国家资本主义”，意指国家冷酷、机械地运作，用来形容苏联及其盟国，以加强对“人类生活作为无灵魂机制”的定义。它助长了所有国家反动制度的宣传，以至世界被错误地一分为二，成为“无神论的共产主义”和“有神论的资本主义”。如果共产主义是无神论的，那么它的敌人就可以宣称自己是上帝赋权的，不论这种宣言有多虚假。最终表明，那未曾提到的千百万受压迫者，她们需要主义马克思的经济和社会分析，以阐明并改变自己的境况，但却惧怕自己被要求以生命为代价，来获得这样的分析。无论人们知道这世上既存的宗教有多腐败，多沆瀣一气，这些机构仍屹立不倒，将自己作为“无人性世界的人性”之唯一庇护所。不幸的是，在大多数人的观念中，主义马克思作为对精神现实彻底的、狂热的否认而存在。这种观念推动了当今全世界同样狂热的原教旨主义宗教的复兴。马克思和恩格斯将灵魂和既定的宗教混为一谈，他们的教条式拥护者继续如此，因为身为西方白人男性，他们无法看出古代女性原始共产制的完整范式。这个线性的、片段式的、简化的西方传统，植根于犹太-基督的圣经，以及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式的、希腊罗马式的超理性；来自这个传统的他们，无法理解基于地球的人类经验的原始整体论。结果是，主义马克思趋向于加强而非反对西方资本主义的臭名昭著的异化策略。主义马克思分析者大体上沉迷于将经济/生产性发展与神秘的/宗教的/性的发展分隔开来。如同“自由主义”思想家保罗·卡丹所写的那样：主义马克思假定，纵观历史，整个人类社会总是把生产和消费增长放在首位。但是人类在出生时，本身并不包含着其生命的最终意义。消费的最大化…或权力、神圣性的最大化，并非新生儿的天生倾向。教导新生儿，她/他“需要”这些事物的，正是她/他所生长的普遍文化氛围…墨西哥部落的玉米种植，或是印度尼西亚村落的水稻种植，不仅是保障食物供应的方式；农业劳动也可以被当成是[女神和孩童]崇拜，或是节日和舞蹈。而当一些主义马克思理论家出现，声称这些情况中，一切非直接生产性的劳动都是神秘化、假象或“理性的狡计”，那么必须指出，他本人远比任何老板更像父权制和资本主义的完全人格化。他所说的是，历史上人类所做的和想要去做的一切，都只是工厂系统的粗略预演4。
既然如此，如果主义马克思者是在谴责或尝试消除父权宗教——即建立在特权、财产和现实神秘化的基础上，并通过剥削人类劳动和性行为来运作的宗教，那么一切好说。但是他也否认了人类存在的绝对真理，以及原始母权制的本质：心理/生产/性/宇宙力量的富有经验的统一性，以及两性平等的女性集体中的活动。因为这正是父权制的目标：从精神体验中分离出物质生产，神秘中分离出科学，草药知识和心理/季节性环境中分离出医学，神圣中分离出性，手工艺中分离出艺术，占星学中分离出天文学，诗歌中分离出语言——并将由此产生的“专业化”、抽象化和机械化的知识，交到一个享有特权的男性精英手中，组成了职业、等级和阶级，使肌肉、血液和灵魂的入神舞，沦为工厂流水线、生产日程和国民生产总值。父权将生活划分为高级和低级，贴上“精神”和“自然”或“思维”与“物质”的对立标签，并且通常在这个异化的象征主义中，高等的“精神/思维”是男性（和/或白人），而低级的“自然/物质”是女性（和/或黑人）。这种错误的二元象征主义，来自男性主导的强制秩序。加上阳具崇拜心理，男性就开始在地球上强暴自然，开采资源，剥削劳动力，用科技-机械发明和“进步目标”来控制并强行“改善”自然。父权制中，男性从自然中脱离，模仿自己，创造出某种冷漠、脱节的天神，这种智识分离让他“自由”地摧毁自然世界，完全没有意识到它和自己属于同一个生态系统。他剥削“它”，完全从自己与“它”的连接中疏远。为了哄骗少数人获得利益，欺骗多数人存在的痛苦，父权制通过毁灭原始整体（original holism）而存在。当它拒绝或反对人类精神体验，马克思共产主义无法解决这种破坏，而只是用不同的修辞使它加重。它摆脱了“上帝”和“教堂”，只是为了取代另一种暴政：“国家”，“机器”，“党派”或“生产定额”。它并不是真正地解放全人类，只不过是改变了枷锁的名称5。一项真正的人类政策，必须研究世界宗教和精神信仰的整个历史。它必须试着返回或走向与我们对创造性公共生活的愿景和谐一致的精神体系。因为创造性的公共生活，是在两个“世界大国”互相竞争的格局下所缺少的。西方资本主义和苏联共产主义，都建立在对公共仪式的否定之上。因为仪式是精神的游戏，公共存在中没有利益。但是人类进化、人类创造力，都是真正的奇迹，是宇宙级事实。我们需要一项参与到这种生物-精神冒险之中的政策。不论是金钱的上帝还是国家的上帝，抑或是异化的父权男性神们，他们的祖先，都不允许这种参与。威廉·赖希通常与主义马克思无关，但主义马克思却是他的出发点。他的早期研究尝试将马克思经济阶级分析，与法西斯父权社会发展中对性压抑之重要性的精神分析联系起来。该尝试基本上是成功的，为此，他还被欧洲共产党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圈逐出门外，也就是说，真的被他说准了。在《法西斯的大众心理学》和20世纪30年代的其它作品中，赖希记载了纳粹意识形态对德国民众的成功操纵。在深层的生物和心理层面，他论述道，人们早已受到几代的宗教信仰和文化导向的心理性压抑的约束，才会顺从地回应，并毫不质疑地与施虐狂、暴政、种族灭绝合作。一种反性行为的宗教道德，对“血统纯正”的偏执狂概念，以及对种族优越性的固执观念，早已操纵了虐待者的神经系统，在黑色手套和靴子里，肌肉已经发紧。如赖希所呈现的，或实际上是他所预测的，一个希特勒般“催眠的”领袖，并没有创造这些条件，他只是剥削她们。法西斯不是毫无理由地突然出现在“文明”之间的盲目“野蛮”现象。它是长久约束进程的结果，做出约束的制度是“文明”自身的制度。赖希的主要观点之一是，马克思共产主义和欧洲社会主义，普遍缩小到对经济和阶级关系的“客观”关注，无法预计、分析或预防纳粹的胜利，即一个病态条件下的民族集体主观爆发出野蛮表现。进一步说，法西斯主义的症状并不局限于“德国人”。法西斯式的想法和行为不是一个国家的心理失常，而是所有西方“文明”民族历史上根深蒂固的心理特征——该特征在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历史上清晰可见。赖希的政治观点是，历史上，单独改变这些客观的经济-社会体系是不足够的。压迫的习性，虐待性权力关系，竞相贪婪地去利用、占有、羞辱，以及我们对这些侮辱的逆来顺受，如今都已经进入到我们“文明”社会中每一个成员的神经系统；压迫者和受害者都被这些经历所损害。神经系统中的压迫线路，发生在性与灵魂的最私密的层次。如果我们渴望一次真正的人类变革的话，那么人类的再创造，也必须在这些层次产生——而这种改变，并不仅仅是为了保卫人类。该观点对女权主义者们意义重大，她们早已察觉到，从右派到左派，男性至上主义者、男性主导行为与整个政治光谱相伴而生。对女性性行为的压迫、控制和剥削，是父权制的主要工具，因为它与剥削女性劳动紧密相关。无视劳动剥削和性剥削间关系的左翼男性，无法做出整体的分析——或者用赖希的术语说，他们没有经历一场彻底的革命；在神经元层面，他们仍旧习惯于压迫。20世纪30年代，赖希指出，在男性主导的社会里，普遍存在的男性性幻想是一种强奸。他明白这不是一种个人幻想，而是一种带有政治影响的政治幻想。他十分清楚，在制造社会受害者方面，对女性的性压迫是多么有力的父权武器——女性被弱化，被迫变得依赖，对自己的身体感到羞耻和恐惧，因身体的功能而受到惩罚，成为性心理方面的猎物——这样的人很容易受到政治和经济上的剥削利用；不能承认自身性别价值的人，就无法拥有属于自己的劳动。不幸的是，赖希是一个严肃的异性恋，对同性恋爱关系漠不关心，太受弗洛伊德的女性性行为观影响；这些问题遗留给我们，以牺牲他的才能为代价。赖希忽视了双性恋和精神完整性之间的联系，但是，在对性压迫和政治压迫之间深远而有意的联系的理解上，他一直正中要害。马克思说，“人类力量…是其本身的目的”6。赖希一直致力于解放和享受健康人类力量，把它作为唯一有效的政治目标。未受抑制、未经扭曲的生物能量，他视之为一个宇宙能量的连续统一体，在“物质”和“精神”之间没有非器质性的区别。他把二者当作一种能量的形式——他称之为“奥根”（Orgone），在整个宇宙中显现，在神经细胞、恒星和人类意识中，都是一样的。此进化能量充斥了所有生命形式，作为一种空间中的能量场，他把它定义为精神现实（spiritual reality），同时也是物质力量（physical force）；他认为，政治包括被压抑的人类和这种原始创造力之流的重组，也就是说，赖希不是机械的理论家，而是一个政治神秘主义者。因此他被欧洲的共产党和精神分析学界所驱逐。他不得不逃离纳粹德国，最终赴美，书作被联邦政府销毁，工作被取缔，最后死于监狱中。也就是说，他可能发现了什么。主义马克思的另一个问题领域是假定母权社会只出现在低级生产阶段和“落后”条件下。该假设与西方历史的整体线性观和沙文主义相呼应，将所有时空上均为“她者”的文化，视为朝向“现代化发展”道路上的初级阶段，或是未取得现代化的失败尝试。事实上，有证据表明一些技术和文化上都最“高级的”古代社会，是母居社会，也就是女性中心和女性领导的社会。早期的克里特人是女神的崇拜者，克里特女性是祭司、法官、医生、工匠、运动员、商人，是所有层面的文化领袖。在当时，克里特是主要的文化和贸易中心，船只驶向爱尔兰、西班牙、非洲以及近东，进口金子和锡；克里特的线形文字是出口物之一，其音节文字表后来经由希腊人传给腓尼基人7。在克里特人的家中，有室内浴室，冷热水分别从不同的陶瓷管流出；在公元前1700年，克里特的管道工程远远优于欧洲公元1700年后所取得的任何成就。雅致而有艺术天赋的伊特鲁利亚人也是母权的，早期埃及人也是如此；在埃及，母权制的痕迹一直留存到晚期的帝国和王朝。在这些文化中，和其它许多文化一样，家庭群体生活在集体属于母亲的土地上。女性的丈夫/情人同她及她的亲族住在一起；不论父亲的身份或法律关系如何，孩子都跟母亲的家庭群体生活。古埃及的法律清楚写明，所有家庭财产都属于女性，包括土地和家庭用品，无论婚否，女性都有对所有物以及自身的完全处置权。没有一个研究过克里特人、伊特鲁利亚人、埃及人的，会把这些文化描述为“落后的”。西非的母权民族达荷美和阿善堤，还有南印度喀拉拉邦的纳亚人，都发展出了高度发达的文化。美洲土著人中，普韦布洛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母居制才能够以旧有的方式持续如此之久，还发展出了坚固的建筑技术。从可移动的草屋到多层的“公寓”建筑，女性不单保存着这些民族的住处，而是建造了它们。每个地方，宅基地技术最初都被看做是女性的范畴8。我们不是在说，“母权制”是女性来回走动并拿着大棍子“管制”每一个人的体系。母权制并非建立在支配原则之上，而是在血缘亲属关系的事实上，包括母亲的首要地位。女性拥有自己的身体，自己的孩子，自己的财产；女性做出关键决定，影响人们的生存和福祉。不存在一个男性精英团体，能够制定法律，来限制女性行动、看法或性活动。经济关系并不独立于宗教和社会关系，它们最初都基于礼物交换之上，具有公共纽带的功能，而非竞争性或逐利性的功能。物质商品的价值只存在于其社会或精神层面。如果主义马克思者意在轻视古代母居社会，把它视为“落后的”或“未开化的”，那么这仅仅是因为主义马克思者和西方式偏见共享了“发展”的观念；他们假设所有文化，不论古今，都要根据它们与工业体系及其定量生产的接近程度来判断，不管被评估的文化中人们的生活质量如何。在这种偏见下，主义马克思者和股票市场的男人别无二致。参考文献：
1. Friedrich Engels, “The Early Development of the Family” (Boston: New England Free Press, n.d.); thisis taken from the first two chapters of The Origin of the Family, Private Property and the State,originally published in Zurich, 1884; American edition by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New York, 1942,1972.
2. We do not intend the term “matriarchy” to suggest “patriarchy in reverse,” with women in charge of anotherwise intact hierarchic-dominance system. “Matriarchy,” in our usage and reference, indicates anentirely different orientation of consciousness around which entirely different patterns of personal,social, cultural, and spiritual relationships could—and did—occur. Some anthropological writers prefer“matrifocal community”; Marija Gimbutas suggests the term “matristic,” to indicate the “more balancedand more or less egalitarian” communities of the Paleolithic and Neolithic periods. We think these termsare better, more accurate, and less distorted by usage. The word “matriarchy” slips in by habit, really;and because it was the common term used by so many early writers on the subject. For our purposes“matrifocal,” “matristic,” and “matriarchal” should all be taken to mean a communality based on bloodand spirit ties uniting all living things within the body and spirit of the Great Mother.
3. Karl Marx, Critique of Hegel’s Philosophy of Right; quoted by Christopher Hitchens, “Laying to RestBeliefs on 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These Times 8, no. 2 (November 16, 1983): 27.
4. Paul Cardan, “History and Revolution, Critiqu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Solidarity 38 (London:1971): 15 and 20. The article was reprinted from Socialisme ou Barbarie 36 (Paris: April 1961).
5. Keith Motherson, Sleep Well, Father Marx (c/o 3, Jordanston Cottages, Dwr Bach, Dyfed, Wales ST59RT). This manuscript, yet unpublished but widely circulated through Europe in xerox form, containsone of the most thorough and acute discussions yet of what has happened to Marxism in thecontemporary world.
6. Karl Marx, Capital, volume 3, Untermann translation (Chicago: Charles H. Kerr, 1909; reprinted by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New York, 1967), 954.
7. Robert Graves, The White Goddess: A Historical Grammar of Poetic Myth (New York: Farrar, Strausand Giroux/Noonday Press, 1966), 235.
8. Robert Briffault, The Mothers: A Study of the Origin of Sentiments and Institutions, volume 1 (NewYork: Macmillan, 1952), 478–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