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10月4日，我刚好在路上走了整整3个月。那时我正准备离开体制，独自一人，背着巨大的行囊，穿越新疆、内蒙、陕西、贵州、云南等七八个省，最终在大理停下来，日日读书，记录往事和梦。生活很清苦，但因为能最大限度地免于受辱，戾气渐消，逐渐平静从容，加上能全神贯注地写作，反觉富足。
正值国庆长假，有朋友来云南，我们逛完大理，然后去丽江。这是一个意义被赋予过多的古城，多到丽江已经不再是一个地名，而是一个被固化了外延与内涵的形容词——文艺、逍遥、悬念迭出。
“想艳遇吗？去丽江吧！”
“想晒太阳吗？去丽江吧！”
“想听民谣吗？去丽江吧！”
“想身心俱解马放南山吗？去丽江吧！”
......
仿佛丽江的每个角落都潜伏着一大撮饥渴的文艺中青年，等你一踏入古城的门槛，就抱着吉他，一波接一波地冲过来，冲着你坚定不移地唱情歌，再接着，鲜花美酒小桥流水诗歌民谣甜言蜜语轮番上阵，直到你被那花样百出的爱情弄得浑身发软，晕乎乎又爽歪歪地与之通宵狂欢。甚至有人还认为，在丽江，哪怕就一个三寸丁谷树皮，也会有美女横空出世，前来搭讪并献身。
然而真实的丽江真是如此吗？当然不是。
古檐之畔，柳荫之侧，鲜花美酒小桥流水诗歌民谣甜言蜜语当然是有的，可惜都是沽价待售的商品。盛装的纳西族少女站在酒吧门口，扶着褚色的木门，捏着一朵花，看起来又文艺又风骚，不过你可别多想，那是活广告罢了。走在路上，民谣此起彼伏，刚听了一句许巍，又来了半耳朵的朴树，刚惊艳了一下周云蓬，万晓利又迎面扑过来了，你觉得很古城，很流浪，很梦想，但，你还是不要想太多，因为哥几个只是在招呼你进去买东西。后来你想妥帖地坐下来，在半池阳光、一院清风里，翻一翻闲书，想一想心事，可惜这样的享受，同样需要真金白银的兑换。
丽江之行结束时，我们的旅伴里有一个人，蜷在离开丽江的大巴上，失魂落魄地说：“骗人，全是卖东西的，还说是艳遇之都！”
大家笑嘻嘻地安慰着他，正经点儿说，你不够勇敢；不正经的说，如果你有钱，想艳遇也不是难事。
我却在想着，丽江没有骗人。虽然我没有赶上它遗世独立的好时光，但因为有大冰的小屋，有那个民谣流淌的夜晚，有那些年轻的怪人们，它所有的浮华都可以得到原谅。
早在去丽江之前，我已经听过大冰在一席的演讲，知道他是一个活得特别不实在的人，他曾经不带任何行李，靠卖唱走到了珠峰脚下；在拉萨，他用500块钱与人合开了一个酒吧，取名浮游，招待浪子、诗人、游侠和民谣歌手；他曾经身无分文，在阳朔一个堆满杂物的阁楼借宿，与之相伴的，是遍地蟑螂和满室霉灰。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位仁兄还是一个让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酒吧掌柜，在拉萨、成都以及丽江，他都开过酒吧，因为太侠义，纷纷倒闭，只剩下大冰的小屋，还在努力维系着，但依然不知悔改，继续收容叛逆、多情和才华横溢的怪人们。
我们像朝觐一下前去拜访这个盛名在外的酒吧，但出乎意料的是，找了许久都没有找到，手机开了导航，也问了许多人，仍不得。
忽然琳琅说：“咦，这里有个大冰的小屋，是不是这个？”
只是一个小地下室，阴暗逼仄，隐约有霉味。从仅容两人并行的窄门进去，是一个不过十来平米的方形小空间，没有吧台，没有舞池，简单得如同敷衍。屋子里环着一圈水泥台，铺着棉布蒲团，蒲团上绣着些大来大去的图案，瘪塌塌的，算作是给客人的座位。歌手亦没有特殊座位，只有削尖了屁股跻身于客人中央。
好在有书。
墙上安有壁柜，放着萨特、卡尔维诺、王小波等，也有许多宗教类书籍，大概千余册，挤挤捱捱放了两大排，旁边是一个小小的相片墙，定格着他的传奇，一张张看过去，就遇见了他的这句话：人生本无定数，回首已是天涯。
雨天的丽江，白昼也像是黄昏，黄昏则如同黑夜。路灯次第亮起来了，雨雾中的灯光像是倒扣的菊花，一朵一朵地撩着过路的闲人。
时候仍早，除了我们，只有两个年轻人，坐在那里聊着什么。我们也加入了谈话，就这样，我认识了一个叫小泽的潇洒至极的公务员，和一个唱民谣的年轻歌手。小泽是从鬼门关逃回来的人，因为车祸，他身上缝了三百多针，在病床上躺了半年才痊愈，那一次濒死体验让他明白了许多，原本很重的东西，忽然变得很轻；而原本可有可无的东西，则变得至关重要。他终于辞了公职，决然出走，在丽江的一处小院子里住下来，每日饮茶、听歌、晒太阳。他说自己正在写诗，为自己和往事。
“大家都说公务员待遇好，你为什么要辞职？”我问他。
“为了做自己！”
“那么，怎么生活呢？”
“有一个小店可以支撑，钱很少，但只要饿不死，我就写下去！”
那个歌手年纪虽小，却透着一股民国学者风，遇到他认为有争议意义的话题，会慢条斯理地和你辩论下去，但如果是可有可无的异议，就说，“你说是就是吧！”他大学毕业不久，习佛，在贵州山区支了一年教，后来靠搭车、单车以及徒步等方式走遍中国，但不写书，也不记博客和日记。他没有出名的欲望，“我在做着我喜欢做的事情，觉得自在，知足。为什么非要让别人知道呢？出了名，就会被强加意义，被过度解读。我们因为逃避世俗生活的绑架而漂泊，难道又要陷入另一种绑架之中？”
他现在在2046客栈唱歌。
我们叫他墨水。
小泽看着他，近乎宠溺地说：“墨水是一个好孩子！”
“也不见得吧。假如好是指与人为善，那墨水应该是个好孩子；但如果好是指循规蹈矩，为了符合他人的期待而委屈求全，那么，墨水肯定不是好人了。”
我向来不用好坏作标准来判断他人，如是反驳小泽。墨水连连点头，说大多数在丽江停下来的人，都是这样好坏不分地悬浮着。
大冰还没有来的时候，墨水抱着吉他为我们唱歌，“你们喜欢赵雷，那唱一个《南方姑娘》吧！”
南方姑娘，你是否习惯北方的秋凉
南方姑娘，你是否喜欢北方人的直爽
日子过的就像那些不眠的晚上
她嚼着口香糖对墙漫谈着理想
......
墨水的歌声很软，又有点灰蒙蒙的凉意，与初秋的天色相得益彰。
“墨水，以后你会怎样呢？”
“好好生活，好好唱歌。至于造化怎样，那是命运的事情。”
后来，人渐渐多起来，天南地北的文艺青年们，穿着或素或艳的服装，带着各自的讳莫如深的故事，安静地聚在这里，翻着书，轻轻地聊着什么，说凯鲁亚克，说林达，说崔健，说《蓝色天鹅绒》，说民谣，说大冰以及他的浮游吧。话题被提纯了一般，与升迁、赚钱、买房、结婚生娃等事务均无关系，它们是如此的不沾烟火，好像这里生活着另一种文化族群，另一类根系的生命。
我想起我来时的生活，那是一个热闹而平庸的小县城，在那里，梦想和情怀是羞于启齿的东西，当你在饭桌上不慎说起这些，幸运的，可能遭至嘘声一片，不幸的话，就会被当成笑料广为传播。慢慢地，你学会了削足适覆，邯郸学步，学会了按他人的期待来修剪自己，一件一件丢弃那些至为重要的东西。但此时，那些被丢弃的东西一一复活过来，不计前嫌地生长在十月的雨夜里，莽莽榛榛，生机勃勃。
大概八点多的时候，大冰来了，他戴着棒球帽，穿着球鞋和松垮垮的深色运动衣。不戴帽子的地方，头皮是光的，不知道换了个什么另类的发型。进门后，在众目睽睽之下脱了鞋，往蒲团上盘腿一坐，拿过一本书，说：“时间还早，大家都看看书吧。”
有人问他：“大冰，理发了？印象中你不是这发型啊。”
“哎，我不是为你的印象而活的！”
这句话冷硬得不近人情，特别不把人当回事的。但剥掉它呛人的语气，其中的生活态度，却是我特别欣赏的。在这个媚术横行、谎言遍地的世界里，为什么就不能容许一个人只忠诚于自己，自私些活着呢？
门口不时有人探进半颗身子，以及窃窃的交谈，“大冰在吗？”“大冰来了吗？”“咦，这不是大冰吗？”
那个被反复提及的主人公将头埋在书里，事不关己似的。
后来，他拿过一把吉他开始唱歌，没有任何铺垫，就吟咏起来。那是一只佛乐，唱得低回神秘。我忽然想，他应该是有信仰的吧？这种信仰也许关于宗教，也许无关宗教，只是一种方式，使之融入永恒和安宁。
老三也来了。一边嚷着“对不起，小仙来迟”，一边从台阶上坐满的人群中挤到留给他的位置上去，也脱了鞋，盘腿坐着，然后吃茶叶蛋，打着哈哈，把大家买CD的钱举到眼前仔细辩认真假，又交代大家不要弄坏了他的手机，“很贵的，好几千块呢！”又说，“为了我们这个奄奄一息的酒吧，大家多喝点酒啊，有钱的多喝点，没钱的少喝点，为我们的房租努点力！”
“可以逃单！”大冰说。
大家又是一阵哈哈。然后聊，聊你从哪来，聊丽江美食，也聊摸不着的东西。“所有身外之物皆是虚幻，都不会真正属于自己。”
我问：“如你所说，房子不是我的，恋人不是我的，都不该执着。那么，我要追求什么？”
“因果！”
“因果？”停了停，我说：“可是也有人质疑因果这种提法，认为修行带有目的，为着今生或来世的回报，不论是物质还是精神，其实都是一种交易。”
这时，一本书从大冰手上向我飞了过来。我下意识地接住了，凑近一看，是一本薄薄的册子，用佛教的观点来解读人生终极问题。
“大冰，你有信仰吗？”
“当然。我是禅宗临济弟子。”
我再一次打量大冰的小屋。对面的几排啤酒饮料之间，挂着三幅唐卡，昏迷的光线里不辨具体，只能察觉到几许端庄的光辉。我从前独行青海、新疆与内蒙的时候，多次见过唐卡，知道是圣物，诸神立在黄光中央，正大辉煌，连忿怒也是明晃晃的，具化信徒们最为圣洁的信念。
老三是墨水深为推崇的人，他会呼麦，声音、技巧与音乐都堪称上乘。他是来自甘肃的羌人，留着长发，用一个黑发箍将前额的头发尽数捋到后脑，露出一张四四方方的脸，名片似的，昭示着什么。他年少时背着冬不拉，从遥远的苏兰草原出发，一直往前走，从村庄到了镇子，从镇子到了城市，从城市到了远方，后来，他走了40多个国家。
“多少年我走在路上歌唱，从黑夜开始又到黑夜结束，从帕米尔高原到雅鲁藏布江，从呼伦贝尔草原到阿斯塔纳。爱上陌生的姑娘，留恋陌生的云朵，在虚伪和欺骗里寻找真诚，在微笑的阴谋中寻找生活的咒语......”当我关注老三的微博，并且看到这段话的时候，时间已经过去了很久。然而，它迅速照亮了那个已逝的夜晚，成为一种注脚，或者一种呼应。
茶叶蛋吃完以后，他拔响冬不拉，开始弹唱。他的顽劣与嘻皮一扫而光，声音如软剑，穿透每一个人的耳膜，在心脏与脑海之中窜动，恣意横行。他的声音还有一种神奇的远意，分明近在咫尺，又恍若盘旋在生命与世界的原初，我们耳闻的，只是顽强地从时间中传来的回声。
当故乡的河水再不能打湿我的双脚
当祖辈的天空上异族的火把肆意的照耀
我知道故乡沦陷了
当少年的姑娘一个一个远走高飞
当古老的草场听不到悠扬的牧歌
我知道生活沦陷了
当梦中的苹果树花儿又开放
我知道一切也只能随风而去了
......
我听到那歌声里深流的悲悯，听到喧哗背后喑哑的叹息，听到他对科技吞并原始、理性干涉本能的思索，听到母亲、原乡和如风往昔，用萨满鼓的曲调，召唤着一个浪子归去：
神秘的萨满鼓，让我的灵魂回归故乡。
在你神秘的边缘，让我放声歌唱。
让我在祖先的土地和祖先的灵魂，将生命交融。
归来吧，流浪者，在故乡的土地上，放声歌唱
归来吧，流浪者，在故乡的灵魂中，寻找生活的咒语
......
他说，在他的家乡，那个遥远的苏兰草原的中央，每当一个孩子生病，会有一个老人为他盖上毯子，然后摇着铜铃，跳着萨满舞，嘴里念着咒语，为他疗救。一场大汗过去，孩子就会醒来。而如今，科技以势不可挡的势头进入时代，我们的生活变得便捷，但是，心灵却反向行走，越发机械、复杂和数据化，就在这个过程中，原本可以带领我们抵达幸福的简单咒语，被我们一句接一句地忽略。
冬不拉的尾音收起的时候，老三举起啤酒瓶，大声说：“来，敬我们！敬我们这些玩世不恭的杂种，敬我们不切实际的音乐和诗歌，敬我们至死都发育不全的心灵，敬我们的怪异，敬我们的一无所有和无所不有，敬我们的无情无义和重情重义。”
墨水、小泽以及许多男人一仰脖，干尽了瓶中酒，我虽然不会喝，也狠狠地倒了一大口进去，呛得连连咳嗽。生平第一次听到有人理直气壮地，不把实用主义奉为圭臬，在这个力求多快好省的世界里反其道而行之，用笨拙的、不现实的、代价最大的方式来生存，真是又惊异，又感动莫名。
时间很快就到了十点。大冰忽然轻轻说：“隔壁阿武的故事是新开的，很热闹，歌不错，那里更好，你们可以带着我们的酒，去他们酒吧坐坐。”
我知道他嫌人多，噗地一声笑出来，说：“你是我见过的第一个往外撵客的老板。”
“我已经走到这样近乎天涯海角的地方，开一个这样的酒吧，就像自己的一个小客厅，能不能只招待自己喜欢的人？！”
然而撵客还不是最让我惊讶的。一个女生从书架上拿下三本《他们最幸福》，请他签名，他说：“买一本就行了，要三本干嘛，读得了那么多吗？”不由分说拿下两本放回书架。
女孩显然也很惊讶，但终于顺从，抱着书离开，走之前，她轻轻说：“我先走了，大家再见。”
大冰没有抬头，只闷闷地从棒球帽底下传出一句：“来生再见！”
后来，江山也来了。关于江山，我不知道他详细的故事，只知道他兜兜转转，最后在丽江的一个小角落里栖下身来，开了个叫“角落”的小菜馆。那个菜馆的白墙上，写着这样一段话：
我没多大出息，顶多有点不可能被和谐的理想主义，我想开一辈子的角落小店，想在老掉牙后，看老掉牙的你们蹒跚而至，安坐一隅，点几个小菜，叫一壶酒，将过往的岁月煎炒烹炸，细嚼慢咽……
大冰说：“唱首歌吧！”
“要不唱个《海阔天空》，大家一起来吧！”
老三用吉他帮他们伴奏。
“今天我寒夜里看雪飘过……”唱着唱着，有些关于青春、自由和梦想的东西开始涌动，越来越让人无法按捺。大冰从位置上起来了，站到凳子上，挥着手，张开嗓子慷慨淋漓地唱，江山也站了起来，大家都扬起声音，挥着手，小小的酒吧成了歌声的漩涡：
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
也会怕有一天会跌倒
背弃了理想
谁人都可以
哪怕有一天只你共我
仍然自由自我
永远高唱我歌，走遍千里
......
在这个不足二十平米的小屋里，我们被歌声粘合，慢慢变成一个整体。我们原本都是孤独的个体，满腹的务虚，浑身的格格不入，在各自的路途上艰难地走着，走着，直到今天，才组成一个小小的独唱团，彼此慰藉，互相见证。总有一天，时间会缓慢地修改许多内容，但我知道，只要“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的歌声再次响起，不论我身处何方，这个泪水涔涔的夜晚必会穿越万水千山和时间的重重迷障前来，让我重新湿润。
歌声仍然在继续。大冰把外套的一个袖子脱下来，露着一个光膀子，挥舞着，其他人也犯了臆症似的忘情。我看着大家酣然的样子，忽然觉得这里就是一个精神病院，而我们，都是天马行空的病人。
那天晚上，我们从酒吧出来，丽江已经夜深了，许多店铺打了烊，喧嚣隐去了，黄迷迷的灯光下，古城变成了睡眼惺松的孩子，又无辜，又柔软，又尊贵。几个背包客坐在路边打开他们的帐蓬。一个同伴说：“都是怪人，都是些怪人！”
我想想，是啊，的确是怪人，可是，这都是些多么可爱可敬的怪人啊。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们才有了顶极的诗歌、音乐、电影、绘画，才有美，才有可供传承的智慧，有正在栖身的文明，有河流的第三条岸，也有了生之乐趣。
就如同我对小泽说的，“如果所有人都太正常了，生活又有什么意思。”
忽然又想到我自己，在他者眼中，我亦是一个“怪人”，因为厌恶人际关系中的虚伪，害怕没有创造性的工作带来的慢性毁灭，我放弃公职，挣脱一切出走。从2013年7月起，直至今日，风雨兼程地走在路上。这一路我遇见许多人，他们和我如此相似：相信梦想，反抗被设置的生活，一直前行，永无停歇。在这点意义上，我们都是散落天涯的孪生子。
在贵州，我遇见一个带着80多岁的老母亲行走中国的年轻人；
在乌鲁木齐，我遇见一个从通过沙发旅行的方式到过十多个国家的沙发客；
在内蒙，我遇见一个为了重理伊斯兰文明、藏传佛教文化而孤身走遍相关地域的记者；
在大理，我还见过一个古怪的客栈老板，她是70后的作家，至今没有结婚，孤身一人东奔西走，去西藏，去阿富汗、巴基斯坦，来到大理，便不愿再走了，开了个客栈，取名远方。但客栈天天关着大门，没有招牌，没有指引，只在通往客栈的巷子的白墙上写着两句话。
一句是：“前方，就是远方。”
一句是：“远方，一无所有；远方，应有尽有。”
（写于2013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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