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上听来的故事：
这个故事，只有时间地点，没有人名，下车出站后就分手了。暂且称他老滇吧。
我坐稳后他才上车，找到座位后还拿着车票问我，他的座位是不是这个？我看了他的车票，指指我旁边的座位，确认说是的。
看他笨手笨脚、诚惶诚恐的样子，大约60岁左右，应该是不怎么出门，我帮他放了行李箱。过了不久，我才问了他一句，到广州还是香港下车，他就给我讲了一个长篇故事。是关于他的人生的，小时候多灾多难，两三岁时，站在马后面看马屁股时被马踢了一脚，踢到了人中，就落下了癫痫的毛病。不久站在一个开水锅边看人家煮的红薯，又被别人推进了锅里，全身烫伤。
十五六岁时因为爸爸帮过别人，人家也主动帮他介绍了工作，去当车工，笨手笨脚地，担惊受怕地，提心吊胆地被师傅骂着保住了这份工作。
因为人笨又有病（他自称自己是残疾人），找不着对象，又有亲戚帮他登报纸，最后找了个西双版纳的结了婚。
后来吵吵闹闹过不好，女方跟他的妈妈和妹妹都相处不好，又打又闹的，孩子五岁时离婚了，基本是奶奶带大的这个孩子，现在二十好几了，都没喊过他一声爸。
离婚20多年了，双方还是能见面，各住一套房子。
儿子工作了，但是有很多不良习惯，每天要抽两包烟。
女方又结了一次婚，又离了，想要跟他复婚，他不答应。
老滇早早办了病退，和老母亲生活在一起，老父亲去世后，老母亲几年都没从悲痛中走出来，每天吃饭都要念叨，老伴最喜欢吃这个，最喜欢干嘛干嘛。
很多亲朋好友都说他老母亲半疯半癫的，劝说也无效，都很烦她，老滇也烦k，但是说起老母亲给他织了好多毛衣，手艺多么好，还翻出身上穿的毛衣给我看。
虽然火车不是很长，但是时间还是挺长的，我钩的围巾也很长，所以他的故事很长也没关系。我一边钩着围巾，一边安静地听着。只是偶尔“嗯”一声，或者是问一两个问题，比方说这时候你多大呀，孩子多大之类的。
第二天回想起来，觉得不管这个世界多复杂，国际环境多复杂，家庭关系多复杂，每个人的故事多么复杂，其实运作的方式并不复杂，就像所罗门说的，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不同的人，不同的时间地点，总是在发生着同样的事情。
如果从不同的听众，不同的观察者，不同的媒体来评论，那么同一件事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俗话说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所以这个很长的故事里面的很多细节，我就不再细说了，顺便也听了他父母的故事，他前妻的故事，他儿子的故事等等。故事里出现的一些地名，比如说芒市，比方说大理的某个县，故事里出现的标志时间的一些事件，比方说什么运动，比方说电影《卖花姑娘》等等，也勾起了我的某些回忆。
其实，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事情并不是客观的，就像日本小说《罗生门》里的同一件事，不同的人来描述，却是完全的不同。
在我们平凡人的生活中，每个人从不同的角度去诠释同一件事情，每个人从同一件事情中感受到的情绪不一样。从同一件事情中获得的价值不一样，有位哲学家说过，只怕自己配不上苦难的价值。
当一件事情或者一系列的事情，或者是差不多大半生的故事发生以后，我们一般会去问为什么会发生，发生了以后怎么应对？
如果连这么实用的问题也不问了，只是静静地听着别人的故事，顺便想起自己的心事。
想着老滇去当电影放映员，放《卖花姑娘》的时候我多大了，我在哪儿看的露天电影。想着他曾经工作过的某个地方，我前不久刚刚路过。
如果从当事人或者讲故事的人的心作为切入点，想想这是怎么一回事？发生了什么事儿？这些事情中的爱恨情仇，各种情绪又是怎么一回事？
不是事情搅动人的心绪，而是心动了，就有事情发生了。也就是常说的“境由心生”。
所以，要分析的，要关注的是自己的心，是我的心招来了某个人，某个故事，某段经历，某种情感、情绪。
我的心比我的大脑更知道我真正需要的是什么。
上火车前，我的大脑在想，说不定我会遇到一个很聊得来的人，聊得很high。结果我的心却显示，这段旅程中我需要去倾听。然后我就倾听了老滇，也倾听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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