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本文原作者吴麟孙。
正文
我是浙江嘉兴人，生于一九O一年，一九二二年从浙江医专毕业后，赴德国留学，一九二五年取得医学博士学位，与德国女子薛蔼瑞结婚，翌年回国至广州。在广州，遇见许多浙江医专的同学，他们都在北伐部队里做医务工作，也拉我进去。从此，我参加了北伐革命运动。我们随军打到长沙后，所有的医务工作者重新编组，医务处处长陈方之见我为人老实，推荐我当了总司令部（总司令是蒋介石）上校侍从医官。北伐军到达南昌后，总司令部取消，改设军事委员会，蒋介石任委员长，我原任的总司令部检诊所（即医务室）主任，也随着结束，改任军医院院长。
军医院归军政部军医司领导，司长是陈辉（字光甫）。一九三三年，他派我到欧洲考察各国军医事业，我就携眷（德妻和七岁女儿）同乘意大利邮船赴欧。回国后改任南京警察厅医务所所长，时为一九三五年。抗战爆发后，我在汉口遇到军医署长胡兰生，叫我当陆军医院院长，至重庆改为十四路军医院，旋结束。正失业间，遇到当时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侍卫长王世和，他说待从室正缺少一名侍从医官，想介绍我任此职。由于北伐时我就担任过蒋的侍从医官，蒋知道我，就批准了。从此，我“官复原职”，随侍在蒋身边，直至抗战胜利后蒋当了总统，改任我为军医署副署长才离开，前后共二十三年。
那时，侍从室共有三个处。一处、二处随蒋住重庆曾家岩德安里，三处驻南温泉。第一处主管军事，张治中、贺耀祖、钱大钧、宣铁吾都当过第一处主任。听说，蒋不喜欢贺耀祖，因为他抽鸦片，精神萎靡不振，蒋面斥他说：“象你这样，怎样接见外宾？”第二处主管政治机要，主任为陈布雷，为人质朴，对蒋极忠，对人宽厚，肯帮助别人。在重庆时，通货膨胀，物价暴涨，我虽拿少将待遇，因为不会捞外快，生活难维持，求他帮忙，他介绍我到农民银行兼了一个行医职务，增加点收入。他嗜香烟，患失眠，当时重庆高级香烟难得，香港沦陷前杜月笙常由港带给他三五牌香烟和安眠药。第三处主管党务及人事，主任陈果夫，他是个老肺痨病患者，实际工作由主任秘书罗时实主持。
第一处下辖三个组，第一组组长陈希曾，负责总务和治安，第二组组长於达，负责军事；第三组组长石祖德，负责警卫。这个组设有便衣卫士，所穿便衣由公家发给，都是毛料做的。平时，蒋办公室门外，经常有两个侍卫官轮值（侍卫官由侍卫长领导，不属三处），大门内由便衣卫士警戒，凡来晋谒蒋的，都要经过这两道关卡。石祖德是黄埔一期学生，抗战胜利后，继俞济时为侍卫长。第二处下辖四、五、六三个组，第四组组长陈方（字芷町），主管一般性文书，第五组组长原由陈布雷兼，后让给陶希圣，主管机要。第六组组长唐纵（字乃建），主管情报。第三处似只有一个人事组，确情不详，据说中央训练团和中央政治学校都归第三处领导。三个处之外，另设侍卫长，负责蒋的生活和保卫事宜。除了一批侍卫官和便衣卫士外，还设有医务组和特务组，医务组由我任组长，特务组组长黎铁汉，副组长陈善局。蒋外出时，由特务组人员在马路上担任警卫，在家时，由第三组负责。侍从室秘书有毛庆样、沈昌焕、周宏涛等，周且是随从秘书。待从室的组织和各组人选、任务，时有变动。
待从室人员中，陈布雷对我很关心，前文已提到，沈昌焕、俞国华、周宏涛同我有来往，沈常请我到他家喝咖啡，俞曾经手从伦敦替蒋经国赠送我三千美金，周就更熟悉了，解放前夕我到上海，没有房子，周把他在复兴中路八六八号的房子借给我，解我燃眉之急，听说他到台湾后，任过主计长。我曾写信给他们三位，不知收到否？故人情深，何时才能欢聚共话离情呢？
蒋介石不嗜烟酒，连茶也不喝，在重庆的办公室陈设相当简单，办公桌上只有两杯一凉一热的白开水。饭菜不讲究，因为装了假牙，要吃煮得很烂的东西。假牙常常取下来，由蒋孝镇负责保管。有一次在重庆德安里，看见拐角处有烘山芋的，叫人买来，大啖一顿。
我是侍从医官，经常给蒋看病。我每逢奉召去看病时，总是先见宋美龄夫人，从她那里了解病情后，才由她陪同前去。蒋不喜欢别人在他面前吸烟，除了孔祥熙可以在他面前吸雪茄外，别人不敢。我是吸烟的，蒋曾批评我说：“你们当医生的怎么也吸烟？”为此，当我在宋美龄那里接受烟茶招待后，临去蒋的办公室前，她总叫我漱口，不要有烟味。
一九二六年蒋介石率北伐军进军江西，我携眷随军到达南昌后，亲眼看到蒋的三太太陈洁如，她和蒋住在西花园，常常坐轿子进出总司令部。这位三太太感到寂寞，想找一位女伴，经人推荐我的妻子和她交了朋友，我妻子是德国人，喜吃西餐，陈洁如那里中西菜都有，所以我妻子乐意同她往来。
至于姚夫人，我也曾奉蒋之命到苏州为她看过病。她为人忠厚，信奉佛教，成天念经，蒋纬国就是她带大的。
我曾两次随蒋到他的奉化溪口老家。在那里，他有两所房子，一所是旧式的砖木结构房子，一所比较新式一点，也不怎么讲究。只见到蒋母王夫人的墓，没有见到他父亲的。
蒋介石在上海东平路的房子，据说是宋子文作为妹妹的陪嫁赠送给药的，后面的院子是后来交通银行买的地皮，这样官邸才比较宽敞些。蒋在重庆德安里的房子，是陈希曾花五万元替蒋买的，是一所三层楼洋房，卫生间很考究，是绿色的。这个陈希曾最初是上海市公安局长，到侍从室后，任第一处第一组组长，第一组
蒋平时很严肃，不苟言笑，但也有例外。有一次侍从室各组组长以上人员在溪口聚餐，蒋也参加了，宋子安在座，席间宋说了什么事不卫生的话，蒋笑着指着我说：“不卫生找他好了。”
据我所知，蒋发过几次脾气：一次是刚到南京时，警卫团团长金某（忘其名，俞济时时任该团营长）搞到了一部汽车，当时南京马路很窄，汽车极少，金坐在里面洋洋得意，恰巧碰见了蒋坐车过来，见金居然也坐了汽车，很不高兴，回去就将金撤职。还有一次在南京三元巷时，有位黄埔军校学生求见蒋，请派工作，王世和不允见，两人吵了起来。其实蒋对这位学生已下条子派了工作，当他闻知吵架后，一怒而把条子撕去。
蒋介石有个外甥叫竺培风，娶杨森女儿杨郁文为妻。竺是空军，因飞机失事身亡，蒋甚为哀痛，整整一天没有吃饭，后来给杨郁文二万美金，叫她去美国读书。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到上海，住东平路官邸，他正患眼病，所以我也跟随同来。他问我，什么时候可以好？我说三天可以好，他就吩咐这月十五日在跑马厅阅兵。我当时捏了一把汗，生怕万一到时好不了，幸亏到时居然好了，没有影响他检阅。
我在侍从室，受到蒋夫人宋美龄的照顾，如前文所述，我每次去给看病前，都得到夫人招待。宋美龄因患慢性皮肤炎，不能吃鱼腥虾蟹，只吃些鸡蛋牛奶。有一次她问我怎样才能治好这个病，我说重庆气候不适宜这种病的治疗，昆明比较合适。不料第二天,她就叫我陪她乘“美龄”号飞机飞昆明。在昆明，龙云介绍了个医生给她，说用砻糠(指稻谷经过砻磨脱下的壳)煎水洗澡可以治皮肤炎，她大概采用了这个法子，但未见有何效果。抗战前上海小报说她用牛奶洗澡，这是齐东野人之语，因为用牛奶洗澡并不舒服，也不能治病。在昆明时，黄仁霖随待在侧，宋美龄叫他照顾我的伙食，但是他只知道向夫人献殷勤，对我这个小小的侍从医官，根本不放在眼里，我只能和同去的保姆蔡妈及西菜师傅陈杏奎一块吃。后来宋知道了，对黄也不怎么批评。回重庆后，蒋对我说：“你这次随夫人出去，对她照顾得很好，谢谢你。”宋美龄喜欢打桥牌，常常邀请魏道明、郑毓绣夫妇去玩，宋霭龄也参加。
一九四八年，我女儿考取公费留美读书，宋美龄知道后，叫我带女儿去见她。去的时候，女儿只穿了一件海昌蓝布旗袍，显得寒酸，宋见后就叫宋子安替她送了三百元美钞作为馈赠。我感到这笔钱不好收，婉言辞谢了，事后听说夫人很不高兴。宋美龄对我的关心还表现在我调任军医署副署长这件事上。蒋当选总统后，下了条子任命我为军医署副署长，但迟迟没有发表，我去替宋看病时，问及此事，她打电话给陈诚的夫人谭祥，很快就发表了。
我和蒋家兄弟在重庆时比较熟悉，他们在侍从室没有职务，常到医务室来摆龙门阵，佣人们分别称他们为大少爷、二少爷。经国叫我大夫，纬国叫我博士或郎中先生。有一次纬国在我那儿看见其父为我题的“卫生医国”四字，就说，你开了卫生酱园啦！经国和我接触较多，有一次他带了罐头和酒，邀我到重庆附近的黄山游玩，吃一顿野餐。那天我喝得酩酊大醉，恰巧蒋介石要我去替他看病，我虽酒醉,但神智尚清，知道酒醉后不能去看病，结果没有去。
蒋介石听说我喝醉了，大发脾气，待问清楚是和蒋经国一道喝酒，才没有追究，经国对我比较关心，在重庆时，他听说我经济困难就叫替他管钱的俞国华从伦敦汇给我三千美金。一九四二年蒋经国夫人生了孩子，要我替他找个保姆，我不敢找不了解的人去干，我前妻生的女儿是助产学校毕业，就叫她去当这个差。事后，经国向蒋报告时，他竟说：“吴医生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女儿？”这说明，我跟他多年，他并不了解我的家庭情况。
在一般人看来，侍从室是神秘的，是当时的“凤凰室”，一登龙门，身价百倍。我这个侍从医官，由于有了侍从室这快牌子，常常被人厚礼相待。即是戴笠对我也很拉拢。在重庆时，常请我到他家喝咖啡，借以了解蒋的喜怒哀乐，以便选择晋见时机，随机应变。由于有了侍从室这块牌子，几乎当了“汽车阶级”。原来有一次，云南省财政厅长陆子安，奉蒋召来重庆谈话，这位厅长晋见时诡称有病，蒋为了拉拢他，嘱我拿了他的名片去陆的寓所替他看病，我没有见到他，原来他外出游玩了。他回寓所后，怕我向蒋汇报，戳穿了他说谎的西洋镜，赶快托陈布雷向我打招呼，回昆明时还把新买的一部汽车，叫在重庆的富滇银行行长（忘其姓名）送给我，不料他所托非人，竟被这位行长把汽车吞没了。我听说此事后，曾向蒋经国谈起，蒋一笑置之。抗战胜利后，我从南京到上海办事，碰到时任上海市长的钱大钧，我们是老相识，他问我要不要房子，可以随便挑选。我因在南京工作，上海有房子无用，还得请人看管，很不合算，就谢绝了，有人说我是傻瓜，有了房子还愁顶不出去，拿进金条吗？
不过在侍从室当官也不容易，因为伴君如伴虎，时时都提心吊胆。拿我们医务组来说，要侍候好那些大人物的确相当伤脑筋。听说抗战以前我调离侍从室后，改由东京帝国大学毕业的董道芸继任侍从医官。有一次他为蒋介石量体温，蒋认为他未把体温计消毒（我估计早已消毒，但未在蒋面前再消毒一次），把他大骂一顿，结果董离开了侍从室，改由容跃隆继任。抗战时，容随宋美龄由重庆飞新疆，宋在飞机上有些失眠，容医生给她服了罗米那，谁知宋有慢性皮肤病，而且反应过敏，服药后很难过，对容颇不满意，自然也就失去信任了。有一次，我随蒋介石到凉山视察，公路很坏，我在卡车上颠簸几小时，屁股都磨破了，回到重庆后又值轮休，在家养伤，恰巧蒋经国的儿子病了，叫我去看病。他住在南岸，路远，还要过江，我去晚了一些，他颇不高兴。我曾向陈布雷的表弟翁达（时任陈的秘书）表示想离开侍从室，翁说：“你不要命了？！”原来进待从室固然不容易，进来后也不能随便离开，否则会被认为想背叛，性命难保。
解放前夕，军医署署长林可胜（张静江的女婿）奉蒋经国之命劝我到台湾去，并说由经国请蒋介石命令陈诚（时任台湾省主席）我准备一切，保证我全家在台湾的生活。以后，蒋经国和俞济时、周宏涛也到我家劝说，我以台湾房子紧张，我无黄金美钞顶房为由，表示不愿去。经国说：“你想留在这里替毛先生看病呀！”我说：“蒋家用过的人，毛先生未必要。”其实，我不肯去台湾，固然是没有钱，主要还是由于当时对国民党当权派失去信赖，所以没有随他们到台湾去。
（原文注:徐汇区政协供稿，杨实记录整理)
资料来源:
《上海文史资料选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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