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的饭局

顾颉刚先生

□许志杰

历史学家顾颉刚留给后人的印象，似是除了出众的学术涵养与等身的著作，其他包括社会活动、领袖才能之类并无更长所在，看上去属于那种典型的民国时期较为自由、颇有天分、学问至上的文人。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如此学界大咖，竟然在很长一段特定时间里，成了游走于各个饭局不可或缺的座上客，尤以1939年至1945年间为甚。

好事者通过顾颉刚日记粗略梳理发现，仅1939年9月22日到年底的一百天里，他参加的宴席58场，平均不到两天一次。最多的是1941年，全年达到惊人的246次，差不多六天四次宴会。其他如1940年137场、1942年181场、1943年193场、1944年196场，1945年元旦至抗战胜利这8个多月时间里也有140场。5年多，总计1151场次。

这么多的宴会，肯定不会只吃不请，这点礼数顾颉刚还是懂的，上述一千多次宴请中，顾颉刚本人单独请客或与他人一起举办的宴会有259场，占总数的四分之一稍弱，算下来比例不低。

请客吃饭需要一定的条件，手头不能太紧，要有闲钱；各种繁杂之事不能太多，要有闲工夫；还要具备广泛的人脉，不但有人时不时请吃一顿，还要避免你有钱请客没人捧场的尴尬场面。

时下人们追捧的那种有闲、有钱、有人脉的生活状态，对于顾颉刚而言不算太难达到。

这位著名的大学者，如无特殊需求，其收入养家糊口、请客吃饭，不是问题；

他大部分时间在大学工作，即便是研究机构也不在“体制内”，完全可以自由支配时间；

最难的应该还是“凑人”，那时候的通讯条件不行，要想凑局，要么提前几天写信邀约，要么差人送便条，待得到回复之后方可定下。

顾颉刚都是与哪些人聚餐呢？

七七事变后，多所大学及研究机构从战区追随政府机关内迁四川、贵州、广西等地继续办学，齐鲁大学从济南迁成都借华西大学校址办学。

顾颉刚经过多处辗转流离，来到大西南川渝一带，经他的学生张维华举荐，被时任齐鲁大学校长刘世传聘为该校国学研究所主任，时间是1939年9月至1942年4月。

之后，顾颉刚离开齐大，从成都转赴重庆，任《文史杂志》社副社长，直至抗战结束。

这个时期正是文人、学者相聚西南大后方，为国育才，以各种形式参与抗战的时期。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在顾颉刚、钱穆、胡厚宣等人的努力下，很快恢复元气，成为当时国学研究重镇。

除齐大在成都外，还有燕京大学、金陵大学也内迁至此，会集众多学界名流，联合出版学术刊物，一时成都学术氛围浓厚，各种集会不间断上演，包括形式各样的饭局。

1924年9月，顾颉刚（左五）与北京大学《国学季刊》同仁合影。左四为胡适。

顾颉刚的饭局中人来路广泛，既有学界领袖，也有政界、商界名流。

在任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主任期间，其主要往来的人物大都是内迁成都的几所大学中人，如齐大校长刘世传，以及在齐大任教做研究工作的钱穆、张维华、胡厚宣等同事；金陵大学校长陈裕光、古典文学家陈钟凡、文字学家商承祚；华西大学的张凌高、吕叔湘、韩儒林；还有叶圣陶、蒙文通、杨向奎等。翻看顾颉刚日记，他们的名字频繁出现在饭桌上。

这期间，顾颉刚除了主持齐大研究所，还在主持筹办以齐大研究所为主体的中国边疆学会，事务繁杂，头绪甚多，需要各方人士不断沟通。那时候可能还不时兴开会，为了解决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聚到一起，在饭桌上边吃边聊，节省时间，增进了解，兴之所至，喝上一两杯酒亦是常事。

频繁的饭局，加上慕名来访的各界人士，致使顾颉刚应接不暇，影响了自己的学问之大业，自感身体吃不消。他经过一番深思熟虑，1940年8月在齐大出版的《责善》半月刊第一卷第九、十期上刊登《顾颉刚启事》，声称鉴于痼疾失眠症的加剧，欲摆脱各处牵扰，“积周年之痛苦，经长期之考虑，决意舍去都会生涯，移家村落。今已迁去，颇得天然疗养之效，特此公告，除齐大研究所本职仍继续担任外，所有各处名誉职务统行辞谢，种种集会请勿更厕贱名。”

为更好地广而告之，他又将此启事刊登在《上游集》中，改题为《谢客启》。

初始齐大研究所借居市区的华西大学校园内，后来搬迁至成都北郊崇义桥附近的赖家花园，这里距成都市区20华里，在交通条件相对落后的上世纪40年代，这是一段很远的路程，可来可不来、可去可不去的一些人和事，就此阻断了念想。顾颉刚非常喜欢赖家花园，居此养生、工作两不误，岂不乐乎？

《顾颉刚启事》在短期内起到了一些作用，当年顾颉刚参加的宴会较少，有137次。

有意思的是，第二年不降反升，达到了创纪录的246次，出现报复式的高频率饭局。

分析一下，1941年是顾颉刚个人思想波动的年份。这年6月，他接受曾任广州中山大学校长的朱家骅邀请，到重庆主持编辑《文史杂志》。到了重庆，一切皆新鲜，人脉更加活跃，顾颉刚因地制宜，开始了新一轮的社交活动。想来此应为他饭局突增的主要原因。

顾颉刚突然决定离开齐大研究所，大致理由是校方对他的长远构想支持不够，导致很多设计无法兑现。除此还有顾颉刚离去是被他学生逼走的传言，在此不论。

校方极力挽留，并答应他可以穿梭成、渝两地，保留研究所主任之职。这样的情况持续了近一年，直到1942年4月25日顾颉刚致信齐大校长刘世传辞去主任职务，刘校长转聘钱穆接任。

至此让人想起顾颉刚离开中山大学时的情景，及至他与傅斯年的关系。

二人同年考进北京大学读书，虽不是一个学科，却因住一个宿舍而成为至交，“课罢饭后，辄纵论世事、学问，历久不倦。”傅斯年留学英国归来，出任广州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国文、历史两系主任，筹办语言历史研究所，邀聘的第一人便是顾颉刚。顾也不辜负傅之期望，风生水起，颇有成就。

两年后顾颉刚突然接受燕京大学之约转道北上，离开中山大学，原因是在中大为授课及研究所事务花去了几乎全部精力，而自己没有写成一篇研究文字，就连读书笔记竟也来不及记了，这与他一向追求的研究学问的境地大相径庭。

傅斯年得知消息着实不满，尤其对顾给出的理由大为光火，责其“忘恩负义”，你顾某人难道忘记了当年选择中大，是因为北京大学欠薪，身背2000多元债务，难以维持家计不得已而为之？中大两年，顾颉刚靠薪水还清债务且尚有盈余，同时出版著作，可谓名利双收，怎么整出了“我的目的不在名利而在别的”之说法？

傅斯年发过脾气也就认了，顾颉刚好像咽不下这口气，分别给胡适、蔡元培写信，告傅斯年的状，并在日记中写道：“傅斯年盛气相凌，我无所求于彼，将可谓用架子压倒我耶？”

之后二人虽有书信往来探讨学术，个人关系却不冷不热，直到1950年12月傅斯年病逝，顾颉刚亦未着一字。

生性随意、率真处事，才是顾颉刚的本质属性。出席宴请或做东请客，在兴头上决意离开，无论北大、燕京，还是中大、齐大，又是兴之所至。因而，顾先生饭局多，跳槽不回头，学术卓越，个性宽裕，既是他所处时代的样本，也是个体秉性的自然流露。人家就是这么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