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上古历史的考证方式
对于上古历史的考证方式，主要是文献考据和考古发掘两种，以下整理了其中比较重要或者新颖的部分。
（一）文献
书中涉及的文献大致有以下几部。
1. 甲骨文
甲骨文即刻于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内容主要为商王室的占卜记录，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成熟文字系统。甲骨文于1899年首次发现，据学者胡厚宣统计，共计出土甲骨154600多片。
作者从甲骨文的字形和内容分析出，商人崇尚暴力和威权的文化性格。翦的甲骨文像一撮羽毛装饰刃部的戈，意为攻占和普遍性的杀戮。在甲骨卜辞里，不仅有商人“翦”别族，蛮族也可以“翦”商的城邑。后来的周人史诗把他们的灭商事业称为“翦商”，也是取其宏大之意。
2. 《竹书纪年》
又称《汲冢纪年》，是晋国、魏国史官所著编年体通史。由晋代汲郡盗墓者盗发战国魏襄王墓而出土，记有上古时代的历史，有古本、今本之争。
3. 儒家“六经”
最早考证殷商往事的人是孔子。他编辑的“六经”(即《尚书》、《仪礼》、《易经》、《乐经》、《春秋》）保存了一些真相，但也有意地掩盖了另一些。当时还有制作陶人俑随葬和埋入祭祀坑的习俗，结果遭到孔子诅咒：“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孔子是整理上古史的学者，他很可能是在晚年破解了商周之际的一些隐秘往事，担心用陶俑随葬会唤起人们对人祭时代的记忆。
作者分析了其中的《尚书》和《易经》，指出了更深一层的历史。
为了制造更大范围的身份认同，后世只能给各族群增添一位共同的始祖。先祖诸神的关系和谐了，世间各族群的关系才能和谐。这种创造各族共同祖先“黄帝”的工作，从春秋就已经开始。孔子编辑《尚书》时，比较谨慎，没有采用。以现代学术标准看，《尚书》中那些最古老的篇章，如尧、舜、禹及夏朝，都是不可靠的，只有到了商朝才开始有一些可信的内容，如《盘庚》。
《尚书·泰誓》是武王对盟军发布的讲话，历数商纣的各种恶行：
……弗敬上天，降灾下民。沈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宫室、台榭、陂池、侈服，以残害于尔万姓。焚炙忠良，刳剔孕妇。……斫朝涉之胫，剖贤人之心，作威杀戮，毒痡四海。崇信奸回，放黜师保，屏弃典刑，囚奴正士，郊社不修，宗庙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悦妇人。
从商代考古看，诸如“刳剔孕妇”和“斫朝涉之胫”之类，从早商的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到中商的小双桥遗址，再到后期的殷墟，一直是商人祭祀的常态，西土各族人也早已见识过，但为何武王只把它说成商纣一个人的罪恶？一种可能是，武王当初控诉的就是商朝的恐怖行径，但在周公当政时期，为了抹去商文化的阴暗面，修改了武王的讲话记录。
周灭商和西周王朝建立之后，人祭现象迅速退场，并从人们的记忆和文字记录中彻底消失。本书在搜索上古文献的人祭线索时发现，几乎唯一正面记载过商代人祭现场的，是周文王创作的《易经》，也就是所谓六十四卦的卦爻辞。《易经》的内容多是文王的灭商谋略，也正因此，这部分内容最为隐晦。
周公销毁了商朝诸多甲骨文记录，也禁止殷周贵族书写真实的历史。但周公唯一不敢销毁的，是文王留下的《易经》。周公的办法是对《易经》进行再解释，在文王创作的卦爻辞后面加上一段象传进行说明。象传不再鼓励任何投机和以下犯上的非分之想，全是君子应当如何朝乾夕惕，履行社会责任的励志说教，和文王卦爻辞的本意完全不同。比如，乾卦的象传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坤卦的象传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到春秋中后期，已经开始有使用《易经》占算的史料记录，而且还有了其他的卦爻辞版本。比如，有的爻辞里就出现了“千乘”一词，意思是一千辆战车，但在文王的时代，即便商王朝也是很难集中起一千辆战车的，这只能是春秋时期创造的词。
文王《易经》的内容本就很晦涩，所以春秋时期的贵族用它占算时，大都已经不知道或者说不再关注它的本意。其中比较明显的例子就是《易经》中的“贞”字，它的本意是甲骨卜辞中的“占”，但春秋时人却已经将其误解为“贞正”“贞操”之意了：“随，元亨，利贞……弃位而姣，不可谓贞。”（《左传·襄公九年》）
孔子在给弟子讲授《易经》时，尽量避开商末的真实历史，重点从《易经》文本引申出宇宙秩序和社会伦理。这些讲授被他的学生整理成《文言》《系辞》《说卦》《序卦》等篇章，与周公《象传》合编在一起，被称为《易传》（对《易经》的解释）。文王的《易经》和之后的《易传》，则被后人合称为《周易》。因此，要还原文王时代的历史，必须研究文王《易经》本身，而非《易传》，这样才能避免周公和孔子刻意制造的误导。
孔子编辑“六经”，继承了周公的事业，也实现了周公的目的：掩埋真正的商文化，用重构的道德历史建构华夏文明起源。
4.《逸周书》
西周时人撰写过一些关于武王继位及周灭商的零散历史，孔子将其中符合儒家理念的部分编入《尚书》的《周书》，其余则汇总成《逸周书》。顾名思义，《逸周书》是没能进入《尚书》的“散落的周代文献”。
5.《史记》
《史记》比较复杂，囊获了可靠的和不可靠的内容。比如，司马迁认为，当时流传的黄帝故事都不太可靠，有学问的人不应该轻信它们，但他还是写了《五帝本纪》。
在《殷本纪》里，他把周昌列为“三公”。从时代背景看，周昌不可能有在商朝担任“三公”的经历，况且商朝也没有这种官职，甲骨文里更没有这个词。作为番邦首领，周昌也不可能在商朝担任高级官职。
6.《帝王世纪》
西晋皇甫谧的《帝王世纪》记录了妇好有个儿子“孝己”，这是之前史书从未记载过的，但可由出土的甲骨证明属实。这位王子应该名为“己”，而“孝”字或许是由更晚时代的人加上去的。
《帝王世纪》的信息来源是一个谜。这本书作于司马迁写《史记》的四百年后，却可以提供司马迁没有记载的史事。由此可见，有些历史碎片虽然没有进入儒家的“六经”，也没载入《史记》，但一直在阴影中流传。
（二）考古发现
在遗址发掘中，除了发现人祭的痕迹之外，作者还提出了一些独特的观点。
1. 计算颗粒还是重量
因为遗址中埋藏的粮食大都已经碳化，考古工作者采用“浮选法”来筛选粮食：在遗址中采集土样，打散后放入水中搅拌，而碳化的粮食比水轻，所以粮食会浮上水面。
在1999—2006年的二里头发掘中，对遗址土样采用“浮选法”得到的样本显示：粟米（小米）数量最多；稻米（大米）其次，约为粟米数量的一半；其他旱作的黍、大豆和小麦数量很少。这样看来，稻米在二里头似乎不占主要地位。
但粟米和稻米的颗粒大小及重量很不一样，单棵植株收获的籽粒数量也相差悬殊。分析古人的种植规模和食物构成，应当统计的是重量，而非粒数，可以参考现代粮食的“千粒重”数值进行折算。粟米平均千粒重一般为2克，稻米平均千粒重一般为16—34克，即使按最低的16克计算，两者颗粒重量也相差七倍。根据这个比例，二里头出土的稻米重量应是粟米的四倍，是当之无愧的最重要的粮食。
2. 夏朝的更迭原因
但考古呈现出来的过程更为复杂，一些来源各异的落后人群曾侵入二里头古城，统治时间长达半个世纪。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王朝更迭显得扑朔迷离。
目前已发现的殷商甲骨卜辞从来没有提到过夏朝，这有点不好解释。在传世古书中，对夏都记载最准确的就是这一处，出自《逸周书》。这部书因没有进入儒家“六经”，长期不受重视，但它的很多信息非常独家，不是毫不知情的后来者能杜撰出来的。
结合二里头遗址后期的现象，可以合理推测：因夏都的王族和铸铜族群的矛盾日渐激化，二里头铸铜人应该是在危急之中联络了商族，于是，商汤带领东方同盟各族大举西征，攻占了夏朝。
而商朝的灭亡，更可能是源于献祭大臣和贵族而引发的恐慌。
战国诸子及司马迁的叙事总喜欢把商朝的灭亡归因于纣王的残暴和道德堕落。《史记·殷本纪》说，纣王曾经创制“炮烙之刑”：“纣乃重刑辟，有炮格之法，炊炭其下，使罪人步其上。”后世学者对此的注解是，这是让人在火炭烧红的铜柱上走路：“膏铜柱，下加之炭，令有罪者行焉，辄堕炭中，妲己笑，名曰炮烙之刑。”（《列女传》释）其实，这应当是商人惯用的“燎”祭或“燔”祭。
纣王时期的一大特点是，不仅杀祭异族人牲，也用商人贵族献祭。前述殷墟后冈H10祭祀坑就埋有数十具贵族尸体，而且填土中亦有大量炭灰和烧过的骨头。此外，还有《史记·殷本纪》记载的纣王杀戮王朝重臣并让人吃掉的行为，所谓“醢九侯”“脯鄂侯”“剖比干”。
这自然会在商人显贵和周族等附庸上层引发极大恐惧，形成纣王残暴的种种传闻。
（三）历史典故
在以上基础上，对于一些历史典故可能也会得出更加深刻或者不同以往的解读。
1. 参商
据说，上古时代有一位叫高辛氏的半神帝王，他的两个儿子不和睦，整天打斗，高辛氏一怒之下把小儿子安顿在了“大夏”（晋南），负责祭祀傍晚的参星；把大儿子安顿在了商丘，负责祭祀黎明的辰星，由此，辰星也被叫作商星。
《左传·昭公元年》对此事的记录如下：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阏伯，季曰实沈，居于旷林，不相能也，日寻干戈，以相征讨。后帝不臧，迁阏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为商星。迁实沈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
商星都是黎明时在东方出现，参星总是黄昏时在西方出现，永远一东一西，所以人生分离难聚也被称为“参商”。故杜甫有诗云：“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
2. 周公吐哺
从战国的《天问》到西汉的《六韬》，再到西晋的《帝王世纪》，伯邑考被纣王杀祭一直在隐秘地流传。但此事的野史色彩过重，可能也是《史记》不愿采纳的原因。
但是，根据考古和甲骨文展现的商人的宗教祭祀实践，伯邑考被烹杀和吃掉却又是完全正常的。有学者认为，纣王把人肉酱赐给臣下，是商人传统的一种结盟（兼人祭）仪式，这次把伯邑考的肉酱赐给周昌，应当是册封周昌为“周方伯”典礼的程序之一。为了周邦的生存，他们只能接受商人的宗教礼仪。如前文所引，《史记·殷本纪》中还有一段与此相似的故事，这便是纣王“醢九侯”“脯鄂侯”“剖比干”。
所谓“周公吐哺”，说的就是周公旦经常会吐出正在吃的饭食。后世人已经遗忘了真实的商朝，却以为是周公忙于招纳贤人所致。但事实很可能是因被迫吃掉长兄的肉酱，使周公留下了严重的心理阴影。而且，不只是周公旦，武王周发此后也一直受到噩梦的困扰，“自夜不寐”。至于文王周昌，则把心史写在了《易经》里。作者推测，《易经》的损卦六三爻似乎记录的就是伯邑考被献祭的经历：“三人行，则损一人。一人行，则得其友。”
3. 周公解梦
在《逸周书》有如下记录，武王深知商朝的强大和暴戾，充满着对翦商事业的恐惧，甚至有一次从噩梦中惊醒，所以他经常向弟弟周公旦寻求建议和安慰。
周公其实也没有什么办法，只能尝试用梦来缓解。他宽慰周发说，母亲大姒曾梦到殷都生满荆棘，这是上天降下的商人将亡之兆，所以，虽然上帝享受了历代商王的祭祀奉献，但他不会因这种小小的实惠而偏袒商王。
经过周公一番解梦开导，武王勉强保住了信心，准备采取最稳妥的路线，“夙夜战战，何畏非道，何恶非是”。（《逸周书·大开武解》）
想不到后世闻名的周公解梦，最初的来源竟然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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