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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6月5日，郑金良记得很清楚。那天，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淡水渔业研究中心工作人员在长江的南通海门段，监测到了野生河豚鱼苗，第一时间拍照给他看。郑金良在江苏江阴从事水产养殖多年，是业内有名的“土专家”。“鳍条泛黄，体色深，看起来很瘦长。”郑金良一阵激动，没错！就是野生河豚苗。
河豚是洄游性鱼类，到长江产卵，回海里长大，繁殖过程需要群体聚集——成千上万条河豚在一起，雌鱼受到刺激排卵，雄鱼同时放精，若水体中鱼类数量达不到，受精卵形成不了。一条野生河豚苗，足以说明野生河豚种群在长江里出现了。此前多年，长江少见野生河豚，人们一度被认为它已经消失了。
长江水生生物资源正逐步恢复，数据佐证这一变化。去年12月6日，江苏省农业农村厅发布长江江苏段水生生物资源监测报告。报告显示，2021年长江常规鱼类资源呈现明显恢复态势。2021年采集的鱼类体重均值为89.09克/尾，较2020年增加152.21%；2021年单个监测点平均采集鱼类5.39千克，较2020年增加93.62%。
2021年1月1日起，长江流域重点水域正式进入十年禁渔期。长江禁渔是为大局计、为子孙谋的重要决策。如今长江的鱼真的变多了，这是令人欣喜的开端。
十年禁渔，从呼声成为铁律
2002年，郑金良开始每年定期往长江放流人工培育的河豚苗。20年里，他偶尔会听说某处发现成年野生河豚，发现野生河豚鱼苗还是第一次。
一件事坚持20年，实属不易。背后藏着郑金良深深的遗憾，他年过七旬，从小在长江边长大，熟悉“立夏见三鲜”，也深知刀鱼鲜、鲥鱼肥、河豚美，这“长江三鲜”曾是江边人家餐桌上的家常菜，如今却成了“奢侈品”乃至“奢望”。
上世纪90年代以来，长江中已有约30年未见鲥鱼身影。“如果早点把鲥鱼保护起来，不至于绝迹长江。”郑金良仍时常念叨。另外两鲜状况同样堪忧。郑金良小时候，每年盛夏，江水上涨，湖泊支流甚至小池塘里，都是小河豚鱼，竹编小背篓一捞，就捞得出来，但大概到了2002年，基本上一条都看不到了。彼时，郑金良为了人工培育河豚苗，四处追寻种鱼，一路找到长江入海口，上横沙岛、长兴岛，在村里用大喇叭喊着收河豚，如此也收不到。最终，他托人从扬中弄来一公一母，两条河豚花费45000元。至于长江野生刀鱼，在长江禁渔前已量少金贵，曾经一度被炒出每公斤上万元的天价。
长江三鲜之外，“水中国宝”中华鲟连续20年没有自然繁殖活动发生，“长江女神”白鱀豚功能性灭绝，“长江精灵”江豚存活量比大熊猫还少……甚至青鱼、草鱼、鲢鱼、鳙鱼这最常见的长江四大家鱼，也较上世纪50年代减少了90%以上。过度捕捞、污染排江、沿江湿地湖泊等野生种群栖息地被破坏侵占等，导致长江鱼类资源稀缺至此。
实施禁渔，让长江休养生息，成为共识。早在2003年，我国对长江流域全面实行禁渔期制度。葛洲坝以上水域每年2月1日至4月30日、葛洲坝以下水域每年4月1日至6月30日，禁止所有捕捞作业。2016年，原农业部调整长江禁渔期制度，扩大禁渔范围，统一和延长了禁渔时间，禁渔期为每年3月1日至6月30日。然而，每年4个月禁捕并未从根本上抑制长江渔业资源急剧衰退的趋势。以四大家鱼为例，通常生长4年才能达到性成熟，让鱼类有二到三个世代的繁衍，种群数量才有可能大幅增加。这样算下来，禁渔时间起码要10年。2006年，鱼类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曹文宣开始呼吁长江流域全面禁捕十年。2012年，中国科学院院士赵进东在全国两会期间，提交了呼吁长江流域十年禁渔的提案。2018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强长江水生生物保护工作的意见》。2021年1月1日起，长江流域重点水域正式进入十年禁渔期。《长江保护法》也将于2021年3月1日起正式施行。
“禁渔效果好得很。”郑金良说，去年长江汛期，他走在江边，能看到成群结队的鱼一个接一个跳出水面，如果景象，在江边多年未见。去年12月上旬，有航拍爱好者在长江湖北宜昌段拍下视频，长江浅滩边上，鱼群成片，结伴而行，密密麻麻犹如草原上的野马。航拍画面上，这些鱼仅有蝌蚪一般大小，凑近了看，鱼群以草鱼、鲤鱼、武昌鱼为主，已长到了1斤多。
禁渔之后，还有很多事要做
禁渔未必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禁渔之外，还要很多事情要做。
一是摸底不同鱼类种群与数量，并研究其中规律。
“快看，长江江豚！”2021年11月2日下午3时左右，江苏靖江牧城公园长江段水域，圆圆的灰色脑袋露出水面，盐城师范学院湿地学院副院长汪正飞带领的调查团队，又一次看到了长江江豚。汪正飞团队正对靖江段江豚数量进行摸底，他们在不同时节制定航行计划，涨潮出港，退潮返回，观测拍照。他们多次遇到长江江豚，“有几天每天都能遇到。”汪正飞说，“并发现它们有稳定的觅食等行为，说明它们经常在这个范围活动。”近两年，长江流域多地都有江豚活动的新闻和报告。如去年年底，在长江安庆段迎江区长风乡水域，有市民在江上偶遇一群江豚，还有一头是江豚宝宝。
2007年，白鱀豚被宣布功能性灭绝后，长江江豚是长江里仅剩的高等哺乳动物，处于食物链顶端。曾经，长江频现死江豚，科研人员解剖后发现，它们腹中空空如也，推测是因为缺乏食物饿死。据统计，长江江豚数量仅1000头左右。而长江江豚“遇见率”提升，充分说明长江里的鱼已经开始慢慢恢复。
不过，长江流域不同区段、干流和支流、湖泊与湿地之间，鱼类情况肯定有差异，要摸清家底，做出流域生态体检报告，并非易事。
二是要尝试因地制宜、因鱼施策。禁渔之后，不同鱼类种群恢复条件、恢复速度不一样。比如说，四大家鱼的种群恢复，可能会比珍稀鱼种更快。不同的珍稀鱼种，情况也各不相同，以“长江三鲜”为例，鲥鱼如果仍然寻不见种鱼，种群不可能得到恢复；河豚产卵以一定的种群数量为前提，若原本水体中河豚密度达不到，则无法顺利繁殖；相比之下，刀鱼数量的快速恢复是最有希望的，刀鱼卵出生22小时后就能出膜，出膜后的刀鱼卵虽未发育完全，但有感觉器官，会逃跑——郑金良观察过，把刀鱼卵放在透明水杯里，吸管插进去，它们便快速躲闪，自我保护意识提升了存活概率。
不同鱼类的繁殖过程对环境要求不同，生长速度也不一样。上海海洋大学水产与生命学院副教授胡梦红告诉记者，大致而言，部分鱼类出生率高、寿命短、个体小，世代不重叠，一旦环境适合，种群容易出现突然爆发；另外一部分鱼类，鱼种群密度比较稳定，出生率低、寿命长，依赖稳定的环境，长江里一些珍稀鱼类，如中华鲟、胭脂鱼等，大多偏向这一类型，即便禁止捕捞，短时间内，种群数量不会大幅提升。从这个角度看，长江水生生物的生态系统，将会有一个修复与再平衡的过程，值得关注。
另外，水里的问题，根子可能在岸上。
禁渔只能解决过度捕捞的问题，但长江水生生物资源遭到破坏的原因远不止于此。垃圾和工业排放物的污染影响是肯定的，胡梦红最近的研究，重点关注噪音对中华鲟的影响。中华鲟受到声音惊扰后，免疫力会降低。航道中轮船航行的声音，水利工程建设时的声音，都会对鱼类造成冲击，扰乱其行为，也可能影响它们的生殖洄游。“长江哺育着超过400种鱼类，数量下降的原因不一，栖息地被破坏、水域污染等，都在产生不利影响。”中国水产科学院东海水产研究所所长庄平也给记者举了中华鲟的例子。中华鲟历史上曾存在过度捕捞的问题，1989年就被列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虽已全面叫停捕捞几十年，物种数量却没能得到恢复，目前仍极度濒危。原因之一，是水利建设导致产卵场地的变化，中华鲟目前得到确认的产卵场只剩下一个，在葛洲坝坝下，但连续多年未发现自然产卵迹象。
长江保护，是复杂系统工程
禁渔之外，有些事短期内可能还做不好、做不了，现在较为成熟的做法,是人工养殖和增殖放流。
人工养殖留下人工培育的种群，使得某物种不至于灭绝，同时供给人们的餐桌需求，留给野生种群自然繁衍的空间，不去打扰，这是很重要的保护。但人工养殖无法替代自然繁衍，如果真的丧失了野外种群，人工培育的种群也会退化。
生产性繁育为人类服务，而不是为物种进化服务。比如长江大闸蟹，野生长江蟹尽管爬不快，但能爬得远，从上海爬到湖北，往返上千公里。大闸蟹在长江入海口出生，初时只有米粒大小，它们边洄游边停留，逐渐安营扎寨，分散觅食，它们边爬边死去，死去的数量占种群一大半。这是自然选择的结果，留下的更强壮，更能适应环境，繁衍的后代也更具生存竞争力。
人类的选择将导致不同的结果。吃蟹人喜欢蟹肉多、蟹黄多的，养蟹人喜欢长得快、长得大的，把“好吃的”蟹种留下来，再交配育种。养出来的大闸蟹不用爬，乖乖接受投喂，养蟹人不舍得它们死去，每只蟹都能顺利长大，爬上餐桌。养蟹人实现了经济效益最大化，但大闸蟹部分优良遗传基因逐步退化，野生资源逐步枯竭。
生态平衡需要生物多样性，人工繁育的最终目的，还是让鱼儿们回到长江，补充野生种群。
放流河豚鱼苗，郑金良很有经验，也很负责任。他培育河豚鱼苗不用人工饵料，都喂小虫子，到每年6月底，等河豚鱼苗长大一些，食量变大，喂不饱了，就到了放流的时候。郑金良说，不能给河豚苗吃人工饵料，吃饵料的河豚到长江后不具备凶猛性格，存活率受影响。即便如此小心翼翼，郑金良放流了20年，总计2000余万尾，至今才见到野生河豚苗。关于放流中华鲟的数据显示，1983年至2007年期间，超过900万尾半成年鱼（包括幼鱼）被释放到长江以增加数种数量，但对野生种群的贡献，被认为不到10%。
数据很残酷。不得不承认，人们花费了巨大精力培育鱼苗，增殖放流，但收效甚微。质疑声一直都在：放流真的有用吗？放流的那么多鱼，都去哪了？
庄平认为，过去的放流，不是没用，而是放得不够规范，不够科学。“放什么种类，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什么季节，白天还是黑夜，放多少，放多大的，怎么样放？”庄平一连串提了七八个问题，“只有把这些问题都回答了，弄清楚了，才是科学放流。”
对生态系统来说，还存在维持相对平衡的问题。科学放流，要建立在长江鱼类数据库比较完善的基础上，简单来说，要想放流，得先知道原先长江中有哪些鱼，各有多少。“有人放巴西龟等外来物种放流长江，但长江里本来没有它们；有人放凶猛性鱼类，它们会去吃小鱼苗。”庄平说，在生态系统中，越是处在食物链顶端的鱼种，数量越少，若是胡乱放流，破坏了原本的金字塔结构，反而在帮倒忙。
保护和恢复栖息地可能是更为重要的工作，需要久久为功。再以大闸蟹为例，野生大闸蟹的故乡就在长江口，长江口是最大的产卵场，曾经的围垦、建造堤坝等对滩涂湿地破坏极大。历史上，正常年份蟹苗产量可达50吨，受人类活动影响，后来一度降至几百斤。
庄平和同事们为了给“蟹宝宝”提供优质的滩涂环境，设计出一种替代方案，漂浮人工湿地。该项目在水面上种植挺水植物芦苇，水下吊养沉水植物狐尾藻，既可以净化水体，还可为水生动物提供遮蔽场所；植物根系和沉水植物上附生的藻类、底栖动物、水生昆虫及幼体等，为幼鱼、幼蟹提供了饵料。经测算，在最大面积5千平方米的漂浮湿地上，幼蟹的栖息密度可达350只/平方米。
长江野生大闸蟹算是幸运的。从2004年起，经过连续多年人工增殖放流，配合漂浮湿地等技术手段，长江口大闸蟹的资源量从放流前的年均7.7万只，增加至近年的年均170万只，长江口蟹苗年产量已回到历史最好水平。
“长江大保护是个很复杂的系统工程。”庄平说，禁渔之后，更为科学和成体系的增殖放流、水体污染治理、鱼类栖息地的恢复和保护、生态恢复情况的动态数据监测等，都要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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