笛卡尔在《第一哲学沉思录》中通过普遍怀疑的方式，费尽心机地得出三条结论：
①有我，我存在；
②我只是一个在思维的东西（“那就是说，一个在怀疑、在领会、在肯定、否定，在愿意、在不愿意，也在想象，在感觉的东西。”）；
③我是一个精神实体，不是一个物质实体，精神比物体更容易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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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于休谟将自我理解成像一捆稻草那样的一束知觉流，没有前后相继性或同一性。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接着笛卡尔讲，将这个精神实体称之为“先验自我”或“纯粹统觉”、“本源统觉”。这个纯粹先验自我产生出“我思”表象，先验“我思”表象作为先验统觉，它破除了休谟将自我理解成像一捆稻草那样的一束知觉流，没有前后相继性或同一性。康德由此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我思”表象“必然能够伴随所有其他的表象、并且在一起意识中都是同一个表象，所以决不能被任何其他表象所伴随。”
后来黑格尔又提出了“思维是精神的最内在原则”这一论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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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心理学詹姆斯又提出了“意识流”这一概念；现象学开拓者胡塞尔在笛卡尔、康德、詹姆斯等人的基础上又通过彻底的“先验还原或悬置”对先验自我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西方哲学在认识论上念念不忘地为知识或真理寻求一个牢不可破的根基，所以特别强调“自我”的确定无疑性。但中国哲学不走认识论路线，所以在这个方面似乎显得没有那么渴求，甚至还要否定掉“我”的存在问题，如道家和禅宗。
《庄子·齐物论》开篇即讲：“南郭子綦隐机而坐，仰天而嘘，苔焉似丧其耦。……今者吾丧我，汝知之乎?”
隐机而坐，今者吾丧我
《金刚经》讲：“我相即是非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是非相。何以故？离一切诸相即名诸佛”。
但是吾丧我、我相即是非相，并不是说“我”不存在，只不过这个“我”另有所指罢了。吾丧我，我虽丧，但吾尚在；我相虽即是非相，但“信心清净，既生实相”，虽所有相皆是虚妄，但真空“妙有”即“佛我”，佛我即实相。
我有形躯我、情意我、德性我、认知我、认知我、虚灵我等等诸名义，到底哪一个才是“我”这个“名”所指的“实”呢？可以说，没有对于“自我”的自觉性意识，就没有人类真正区分出于自然界的可能性，能够说出“我”这个词（具体什么文化语言语系倒在其次），也就意味着人从动物式的对象意识开始进行自身反思了，从而凸显人的主体性意识，或者说，主客之区分才开始进入自觉的自我意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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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有着源远流长的认识论传统，“人是能思想的动物”即是其关于人的传统定义，如黑格尔亦说：“就思维被认作主体而言，便是能思者，存在着的能思的主体的简称叫做我。§20”
黑格尔在《小逻辑·§20·说明》中说：
“我是一个自在自为的普遍性, 共同性也是一种普遍性, 不过是普遍性的一种外在形式。一切别的人都和我共同地有'我’、是'我’, 正如一切我的情感, 我的表象, 都共有着我,'伴随’ 是属于我的东西, 就作为抽象的我来说, '我’ 是纯粹的自身联系。在这种的自身联系里,'我’ 从我的表象、情感, 从每一个心理状态以及从每一性情、才能和经验的特殊性里抽离出来。'我’, 在这个意义下, 只是一个完全抽象的普遍性的存在, 一个抽象的自由的主体。因此 '我’是作为主体的思维,'我’ 既然同时在我的一切表象、情感、意识状态等之内,则思想也就无所不在,是一个贯串在这一切规定之中的范畴。”
可见，在西方哲学中“我”主要地是以“能思者主体”的面目出现的，其形躯义、文化义等被遮蔽的甚是严重。
至于中国哲学如何看待“我”，我们下篇推文再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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