痰饮、水气、淤浊等既为病理产物，又可作为致病的因素。
（一）痰饮
痰饮本属一体。如王纶谓：“痰之本水也，原于肾；痰为动，湿也，主于脾”（《明医杂著》）；又说人之一身，气血清顺，则津液流通，何痰之有？惟夫气血浊逆，则津液不清，薰蒸成聚而变为痰焉”（同上），说明痰是由于肾的功能失调，津液蒸聚而成的。然五脏之病，俱能生痰。张景岳根据脾肾关系，进一步阐述王纶之说，他指出：“脾主湿，湿动则为痰，肾主水，水泛亦为痰，故痰之化无不在脾，而痰之本无不在肾，……脾家之痰，则有虚有实，……若肾家之痰，则无非虚耳”（《景岳全书》）。而赵养葵论肾经痰说的更为明确，他曾指出：“痰者病名也，原非人身之所有，非水泛为痰，即水沸为痰，但当分有火无火之异耳。肾经真阳虚，不能摄伏其水，则水如洪水，泛滥而为痰，是无火也，……肾经真阴虚，不能制伏其火，水得火而沸腾成痰，是有火也”（《症因脉治》转引）。因此，柯韵伯有“肾为生痰之原。……胃为贮痰之器”（见罗美《古今名医方论》转引）的论点，从而否定李士材《医宗必读》所谓“脾为生痰之源，肺为贮痰之器”之说。我们认为，痰饮产生必有内在条件，或为脾肾阳虚，或为肺肾阴亏，肾本脾标，是以说明源流。至于痰饮为害，病情变化多端。所谓“射肺则咳，凌心则悸，犯肝则胁痛眩冒，入肾则喘逆，侮脾则胀满痞闷”（《王旭高医案》），几乎涉及五脏皆可为病。对肾来说，如《素问》云：“不得卧，卧则喘者，是水气之客也”（《素问·逆调论》），张景岳为之释云：“水病为喘者，以肾邪干肺也。然水不能化而子病及母”（《景岳全书》），主要属肾中无火，则水无所养，因而上泛为痰，故一卧即喘，乃今之哮喘而属于虚者。又如《金匮》有“水在肾，心下悸”者，以“心属火而宅神，畏水者也。今水在肾，肾水愈盛，上乘于心，火气内郁，神灵不安，故作悸动，筑筑然惧也”（周扬俊《金匮玉函经二注》）；也有谓“水在肾，心下悸之'心’字，当是'脐’字，必传写之讹”（见吴谦 《医宗金鉴·订正金匮要略》）。其实水饮既可上犯心阳，而为心下悸，亦可下阻冲气而为脐下悸，只是病邪偏盛之部位不同，均为临床所常见。此外，“外有支饮亦令人痹”（严用和《济生方》）；“人手臂或动不得，或骨节遍身痛，坐卧不宁，此痰入骨也”（《医学纲目》转引丹溪），此痰病在筋骨而为病。李时珍云：“肾主水，凝则为痰饮，溢则为肿胀”（《本草纲目》），此又属痰饮在内脏而为害。
（二）水气
水气的现症为水肿，《内经》指出：“肾者胃之关也，关门不利，故聚水而从其类也”（《素问·水热穴论》）。水肿与肺脾肾有关。正如张景岳说：“水为至阴，故其本在肾；水化于气，故其标在肺；水惟畏土，故其制在脾。今肺虚则气不化精而化水，脾虚则土不制水而反克，肾虚则水无所主而妄行，水不归经则逆而上泛，故传入于脾而肌肉浮肿，传入于肺则气息喘急。……总由阴胜之害，而病本皆归于肾”（《景岳全书》），这就明确指出脾肺肾的功能障碍，不仅是水肿形成的病理连锁反应，而且说明肾对水的决定作用。
关门利之与不利，取决于肾气的盛衰，特别是肾开窍于二阴，具有泌尿排水的作用。故喻嘉言又说：“肾司开阖，肾气从阳则开，阳太盛则关门大开，水直下而为消；肾气从阴则阖，阴太盛则关门常阖，水不通而为肿”（《医门法律》）。这就是说，火盛伤阴则为消，消为太过，水盛伤阳则为肿，肿为不及，这一病理机转，恰与李中梓“火盛水亏则病燥，水盛火衰则病湿，故火不能化， 则阴不从阳，而阴气皆化为水，所以水肿之症，多属阳虚”（《病机沙篆》）的看法一致。
就肾来说，有水泛于上，有水积于下，有属于内伤兼外感，有属阴水之寒证者，均与肾阳衰微有关。如《素问·评热病论》曰：“有病肾风者，面胕痝然壅，害于言，……虚不当刺，……病名曰风水”；《素问·大奇论》曰：“肾肝……并浮为风水”。此言肝肾之相火太过，泛滥其水而上浮也。《灵枢·邪气 脏腑病形》曰：“三焦病者，腹胀气满，小腹尤坚，不得小便，窘急，溢则为水，留即为胀”。此言肝肾之相火不及，不能蒸动其水而下积也。《素问·水热 穴论》曰：“勇而劳甚则肾汗出，肾汗出逢于风，内不得入于脏腑，外不得越于皮肤，客于玄府，行于皮里，传为胕肿，本之于肾”。此内伤肾水，外受风邪之风水也。如《素问·阴阳别论》曰：“阴阳结斜，多阴少阳曰石水”，又《大奇论》曰：“肾肝并沉为石水”，此言寒结水邪，后世所名阴水之寒症也。此外，《金匮》有肾水证，“其腹大，脐肿腰痛，不得溺，阴下湿如牛鼻上汗，其足逆冷，面反瘦。”究其病因病机，纯属阳气不行，寒湿独盛。由于水盛侮土，土败堤防崩溃，不仅形成脾肾之阳两伤，而土湿木郁，病已涉及厥阴疏泄之 令不行，似与上列石水同一机理，惟石水而肿，肾水则面反瘦为异。故周慎斋说：“阴气足，则阳气皆化为液，阴气太过，则阳气即化为水”（《世补斋医书》转引），这就指出水肿之由来，是由命火不足所致。另一方面，也有久病阳气 未复，导致肾阴亦虚，阴虚不能敛阳，虚阳上扰，症见浮肿反复发作，头晕耳鸣，腰痛遗精，牙齿出血，此又属水肿变例，辨证亦当注意。
奔豚气病，亦为阳虚寒水上逆。其症脐下悸，气从少腹上至心，《金匮》、《伤寒》均认为误汗变证。必其人下焦素有寒水，加以误汗伤阳，以致心火不 能下温肾水，肾水乘虚上凌于心，故奔豚将发，脐下悸动，及其已发，则上冲胸腹，故仲景以桂枝茯苓甘草大枣汤及桂枝加桂汤，温中散寒，培土泄水。奔豚即冲气，冲气上逆，其发病急，所谓“奔豚病，从少腹起，上冲咽喉，发作欲死”（《金匮要略》），其病因惊恐得之，这与误汗伤阳的病因不同。惟冲气上逆， “亦有从肝病得者，以肾肝同处下焦，而其气并善上逆也”（尤在泾《金匮要略心典》）。陆渊雷指出奔豚冲气的关系说：“《金匮》谓惊发得之者，推其得病之原因，《素问》谓冲脉为病者，拟其病变之所在，各见一端，合之斯备”（《金匮要略今释》）。据此可知，《金匮》奔豚病即《素问》冲脉病，似可无疑。
（三）淤浊
淤浊：淤浊包括单纯血淤与兼挟湿浊。血淤有内伤、外伤之别，外伤多由闪挫、跌仆，以其局部溢血，郁积不去，久则或为蓄淤，影响某部机能。内伤则因气郁血滞，久而停淤，甚则积聚成形，妇科尤为多见。淤浊之为病，常因脾之浊气下趋入肾所致。如喻嘉言说：“女劳痺额上黑，谓身黄加以额黑也。……必先有胃热脾寒之浊气，下流入肾，益以女劳无度，而后成之，其由来自非一日” （《医门法律》）。黑疸与女劳疸同一发病机理。所谓“脾胃湿热，肾阴又虚，则湿热下陷于肾，而为黑疸”（周学海《读医随笔》）。周氏又说：“肾恶燥者也。肾燥而适脾湿有余，遂吸引之不暇矣，遂不觉并其热而亦吸之矣。湿热胶固，菀结浊气，不得宣泄，熏蒸渐渍，久郁下焦，致血液之中久不得引受清气，而色为浊暗矣”（同上）。惟女劳疸与黑疸，同中有异，女劳疸在大劳大热之后，与女交接而得，浊气下流入肾；黑疸则为阴虚肾燥，脾家湿热一并吸入而成。
（四）梅毒
此外，梅毒即为性病，它是外洋输入的一种传染病。张景岳曾指出其传染途径说:“杨梅疮一证,……必由淫毒传染而生。盖此淫秽之毒，由精泄之后，气从 精道乘虚直透命门，以灌冲脉，所以外而皮毛，内而骨髓，凡冲脉所到之处，则无处不到，此其为害，最深最恶”（《景岳全书》）。吴谦等则进一步分为气化、精化二种，所谓：“气化者毒在表，……精化者毒在里”。因此，他说：“气化者，或遇生此疮之人,……或登圊受梅毒不洁之气，脾、肺受毒，故先从上部见之，皮肤作痒，筋骨微疼，其形小而且干也。精化者，由交媾不洁，精泄时，毒气乘肝、 肾之虚而入于里，此为欲染，先从下部见之，筋骨多痛、或小水涩淋、疮形大而且坚”（《医宗金鉴·外科心法要诀》）。及其延久不愈，遗毒于后代者，主要通过胞胎，其中又有“禀受、染受之分。禀受者，由父母先患杨梅，而后结胎元。婴儿生后，则周身色赤无皮，毒攻九窍，以致烂斑。患此难愈，百无一生。染受者，乃先结胎元，父母后患杨梅，毒气传入胎中，婴儿既生，则头上坑凹，肌肤先岀红点，次发烂斑，甚者毒攻口角、眼眶、耳鼻及前阴、谷道破烂”（同上）。故“杨梅初起，火毒甚重，……此等毒由肝肾受者居多”（李文荣《知医必辨》），治 以泻火解毒为主。应该指出，我国解放后，随着制度建立，革命的新风尚、新道德，已将旧中国遗留的余毒，一扫而空。因而梅毒一证，基本消减。在贯彻执行“预防为主”的卫生工作方针下，天花也已在我国绝迹。
本文选自姚荷生、潘佛巖、廖家兴《脏象学说与诊断应用的文献探讨：肾脏》，版权归相关权利人所有，本公众号仅用之进行学术交流，如有侵权，请及时联系小编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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