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一元化领导”更有效，华东战场为何要“陈不离粟”？
解放战争时期，华野（三野）一直是“陈不离粟、粟不离陈”。解放初期，陈毅任山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粟裕、谭震林分任华中野战军司令员、政委；1947年2月，山野和华中野战军组成华东野战军，陈毅任司令员兼政委，粟裕任副司令员兼第二政委，谭震林任第一副政委，陈士榘任参谋长。华野开始了“陈不离粟、粟不离陈”时期。1948年4月，陈毅和邓子恢从华野调到中野，陈毅除了保留华野司令员兼政委，又多了3个新身份：中原局第二书记、中原军区副司令员、中野副司令员，邓子恢的身份是中原局第三书记兼军区副政委。陈毅调离华野，是主席给粟裕腾出空间、放手指挥军事的一大举措。此时，粟裕的身份是华野代司令员兼代政委。但是，这两个“代”字一直没有去掉，这也是很多人意难平的粟裕未授元帅的障碍之一。为什么华野没有效法东北战场，实施一元化领导？我军的“一元化”领导是抗战最艰苦时期，由任弼时设计的。全面抗战时期，延安逐步形成了“五大领导人”格局：领航者主席，新四军政委和北方局少奇同志，周副主席，“朱毛红军”旗帜朱老总，以及八路军政治部主任的任弼时。一方面，八路军和新四军的18块根据地，抗击了日军40个师团中的17个，成为抗日战场的中流砥柱；另一方面，百团大战让重庆投降阴谋破产更加消极抗战，掀起又一轮摩擦高潮。1942年，日军“大扫荡”让根据地居民遭受空前损失；与此同时，根据地普遍存在游击作风、个人主义、英雄主义、自由主义等问题，党、政、军、民关系也亟待加以理清。变化，势在必行。1943年1月，任弼时“一元化”领导应运而生。其核心思想是：强调抗日根据地党政军民统一领导，工作互相协调、配合、体高工作效率，杜绝政出多门、无谓内耗。抗战时期的一元化，在晋西北试验成功，随后在各大根据地推广。山东根据地以八路军115师政委罗荣桓为首“一元化”，一招变化，满盘皆活。在一元化之前，山东存在多头管理：八路军115师有代师长陈光、政委罗荣桓；山东纵队，则有黎玉、张经武；八路军第一纵队，有徐向前和朱瑞；山东分局的书记，则先后有郭洪涛、朱瑞等。在不断的试错中，主席先后调离郭洪涛、张经武、陈光和朱瑞，加之129师副师长、八路军第一纵队司令员徐向前因病回延安，最终主席把41岁的115师政委罗荣桓扶上马再送一程。山东根据地一元化，根据地的党政军民大整合很快走上快车道。抗战胜利后，山东根据地拥有主力部队27万，民兵和地方武装200万，位居7大战略区之首，为抢占东北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再看解放初期的东北，由于南京在美空军帮助下抢运军队，我军独战东北、平分东北的战略逐一落空，从苏军手里和平接收城市的计划也落空，一触即发的大战已不可避免。于是，让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林总替代彭真主政东北，就成为最明智的选择。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在这样的背景下，为抢占东北，实现农村包围城市、进而夺取东北的大战略，让林总集东北大权于一身，毫无疑问是实现效率最大化的最佳选择。对比抗战时期的罗荣桓一元化的山东根据地，以及解放初期林总一元化的东北战场，陈毅、宋时轮的山东野战军和粟裕、谭震林的华中野战军，实际情况和罗荣桓、林总的一元化时期还不一样。第一点，解放初期的山东和华东地区，大形势和抗战中期已经完全不同。抗战中期山东既有八路军115师、山东纵队、于学忠部，也有武器准备精良的日伪军，还有秦启荣、吴化文等部顽军和土匪绺子。而解放初期，山东和华中地区八路军的主要对手，只有蒋军。第二点，延安整风和七大以后，各自为政、山头主义受到整肃。延安整风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对山头主义也做了批判：承认山头但反对山头主义，尊重实际情照顾山头，进而通过德才兼备、任人唯贤，来逐步缩小山头差距，最终消除山头。第三点，和东北战场不同，华东战场的战略比较稳定，就是打胜仗。东北战场，由于经历了“和平接收”到“武力抢占”的转变，所以主席让林总一元化，就是对东北局势大变脸的一个强烈信号。而华东地区从来没有“和平”，所以唯一要做的就是打胜仗。最后一点，东北战场是创业和整合，而华东已经经营8年，需要的只有整合。随着解放战争的发展，华中根据地两淮失陷，华中野战军部队一部分北移山东，一部分退守淮河以北，实际上华中根据地和解放初期的中原军区一样已经战略性放弃，一元化更没有必要了。但是，如果要实现华东地区的“一元化”，还有没有落地的可能性呢？作为一个非常成熟的根据地，华东情况比较复杂，很难简单地用“一元化”整合。从组织层面来看，华东局有饶书记、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建国后“五马进京”的“千里驹”就有3个，很难让一个人同时统领两大分局和两大战略区。从军队层面上看，陈毅虽然和刘伯承同为七大委员，但是泗县、淮阴两战失利，被张鼎丞、邓子恢和曾山斥责“不会打仗”，还向主席告了一状，以陈毅为首“一元化”难以服众。而粟裕七大仅是候补，而且位列黄克诚、谭政之后，更不在军事核心层，所以也难立为核心。另外，华东局书记、军区饶政委，虽然颇受刘书记器重，但资历不如陈毅，也不会是一元化的核心。最关键的一点，南线和东北战场不同，主席管理模式是创新的团队“总前委”。解放初期的泗县、淮阴失利以后，陈毅的指挥受到质疑。坊间流传最广的就是所谓“七人批陈会议”，按照这一说法，张鼎丞、邓子恢和曾山电请主席临阵换帅，也就是派徐向前来山东指挥作战。但是，主席经过20天深思熟虑，最终推翻了这一建议。为什么主席没有借鉴东北战场，通过换军事一把手来彻底改变敌我态势？在主席看来，张鼎丞、邓子恢和曾山的建议有一定道理，但没有抓住“七寸”和“牛鼻子”。陈毅进入山东6仗5败，根本原因是背离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作战原则。1946年9月16日，主席在给陈毅、张鼎丞、邓子恢和谭震林的电报中，着重提到这一原则，并列举了两大成功案例：一是粟裕、谭震林如皋围歼战，二是刘邓大军定陶“虎口拔牙”围歼整3师。10月15日，主席再次致电陈张邓曾并粟谭，对“集中兵力各个歼敌”原则做了详细解读，如一能全歼二能速决，如敌军进攻我军防御适用此原则，如主力和地方兵团、游击队和民兵相配合等等。10月27日，陈毅在江苏涟水陈师庵干部会议主动揽责，并带头学习“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作战原则。之后，陈毅向主席提出华野主要由粟裕指挥，形成了内容大于形势的匹配。1946年12月中旬，山野和华中野战军联手打了宿北战役。宿北战役，是粟裕第一次指挥两大野战军作战，此战共歼敌2.1万人华野伤亡8700人（阵亡2200人），主席两次发电称赞“辉煌第一仗”，祝贺前线大胜利、望对一切有功将士传令嘉奖。“陈不离粟、粟不离陈”的模式，从宿北战役一直延续到上海战役。这一独特的搭档方式，是主席针对华野（三野）独创的管理模式，也是我军内部协同和配合上内容大于形式的一次有益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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