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很少有一个年份如1644年这般风云诡谲。这一年正值大明、大顺、大清、大西四个政权交锋之际，烽火漫天，白骨露野。一年之内，国都北京就轮换了3个年号——明崇祯十七年、大顺永昌元年、清顺治元年。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十九日，李自成率军攻破北京，崇祯帝自缢于煤山。然而，夺取了紫禁城并不能令李自成高枕无忧，因为北部的九边重镇并未纳入大顺政权的控制，尤其是与京师相互照应，对首都防务至关重要的蓟镇仍在明朝军队手中。关外，清摄政王多尔衮的铁蹄虎视眈眈，尽管这些镇守着“边郡之咽喉，京师之保障”关城的明军们已群龙无首，但他们是否能倒戈归降，反过来保卫新生的大顺政权？李自成没有足够底气。
也在这一年，在蓟镇明长城东端的山海交会处，镇守“天下第一关”的大明平西伯吴三桂被推到了风口浪尖处。
明长城东部入海处，位于河北省秦皇岛市山海关区城南4千米的渤海之滨。向东接水上长城九门口，入海石城犹如龙首探入大海、弄涛舞浪，因而得名“老龙头”。老龙头地势高峻，有明代蓟镇总兵戚继光所建“入海石城”。最为著名的建筑当属有“长城连海水连天，人上飞楼百尺巅”之称的澄海楼
让时间倒回到大明王朝的开国岁月，彼时明太祖朱元璋一定想不到，他下旨在遥远的北疆山海路修筑的这座边关会对明王朝的命运产生如此重要的影响。大明王朝著名的九边重镇里，蓟镇虽然诞生较晚，但山海关附近的边墙修筑却是最早的一批。洪武十四年（1381），明廷正式于冀辽分界处的秦皇岛筑城建关设卫。此地北倚燕山，南临渤海，地势险要，因依山邻海而建，故得名山海关。山海关古称榆关，是明长城唯一与大海相交汇之地，也是最重要的关隘之一。它与长城相连，以城为关，有箭楼、靖边楼、牧营楼、临闾楼、瓮城多种防御建筑搭配，设四座主要城门。众所周知，洪武时代的都城在南京，为何北部的关城却最早修筑呢？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元明易代的历史遗留问题——元至正二十七年（1367），朱元璋派遣大将徐达、常遇春发动北伐，次年（1368）八月攻克通州，元顺帝仓皇北窜。随着徐达率军攻陷元朝的首都元大都（今北京），元朝作为全国性质政权的统治宣告终结。随后北伐军又以风卷残云之势，将华北地区的山东、河南、河北等地均纳入控制范围。然而一系列的胜利并不能让朱元璋彻底放心，因为元朝皇室北逃后，这股政治势力犹存（史称“北元”），元王朝的统治机构、军事建制和军队主力都没有被消灭，对新生大明王朝北部无疑会构成重大威胁。这样的背景下，北部展开边墙修筑与关所设立，仅洪武一朝，北部疆域就相继设立了北平、大同、太原、西安、辽东、甘肃、大宁7个军镇为防御主体，并由若干卫级军镇作为支撑，即明初的北边七镇军事防御体系。朱元璋为防止北元势力而设立的一套通过封王建藩来拱卫皇室的体制，目的是要形成以皇帝居中、诸王防边，自家人包办一切，确保大明江山永固，朱家天下长治久安的战略格局。怎料事与愿违，他老人家刚去世没多久，朱家自己就祸起萧墙，同室操戈，爆发靖难之役。随着燕王朱棣成功上位，明帝国一系列颠覆性的政策调整直接影响北部防线的修建规划。燕王朱棣通过靖难之役夺取帝位，大明朝北部边防体系也随之发生重大变化。朱棣改变了洪武时代用“塞王”防边的体制，将具有一定势力和威胁性的藩王向内陆徙封，或者通过各种手段削夺诸王兵权，派遣大将镇守北边军镇。当然，最重要的事件是永乐十八年（1420），北平皇宫和北平城建成，明成祖朱棣下诏，改金陵应天府为南京，改北平顺天府为京师，正式迁都。随着洪武时期北边第一军镇北平升格为北京，以往“塞王守边”变为“天子守边”，国防政策更加主动，防线也更为重要。最直接的影响是北部军镇的变化。永乐时期除了对固有军镇的调整，同时还将宁夏、宣府升格为新的军事重镇，“九边之首”蓟镇应运而生。蓟镇在明代九边中具有特殊重要地位，其下辖包括蓟州、永平、密云和昌平部分地区的长城和边镇，对外作为拱卫京师安全，防止蒙古部落袭扰京畿一带的预备防线；对内有牵制九边其他边镇及京营、防备叛乱的作用。不过蓟镇也是九边中争议较大的一地，例如蓟镇长城西部的边界在哪？蓟镇东起山海关，向西经永平（卢龙）、迁安、遵化、蓟州、平谷、顺义、昌平等州县境内的关口，到达居庸关南的镇边城。其西部边界及所辖关隘，主要有西至四海冶、石塘岭、镇边城、居庸关等几种说法，尤其以戚继光提出的“左山海，右居庸”影响较大。其实根据不同角度，这几种说法各有道理，但左控山海雄关，西扼居庸要塞，整体呈带状分布，延绵1765里（约880千米）的长城，的确是蓟镇主要防御体系所包含的范围。享有“水上长城”之美称的九门口长城，位于辽宁省葫芦岛市绥中县李家堡乡新台子村境内，始建于北齐，扩建于明初洪武十四年（1381） ，在明代，这里属于蓟镇长城的重要关隘。九门口长城集城、桥、关于一体，构成了极为完备的军事防御体系蓟镇的长城边墙沿着燕山山脊而筑，大明王朝的京师为蓟镇西北端所环绕，由东北、北、西北三面，依群山而形成闭环，东南为平原地带，让北京城处于依山面海，北据天险，南携水运的绝佳之地。从军事地理的角度来看，蓟镇长城“守关”即为“守险”。永乐时期明成祖在修筑防御体系的同时，也凭借明朝绝对的军事优势，先后五次亲征漠北，致使蒙古势力进一步削弱。到洪熙、宣德年间，蒙古势力虽然不能构成心腹之患，但仍不时南下劫掠袭扰，山海诸处关口时有警报，负责蓟镇防务的陈英上书提出调拨山海等十六卫的火器部队神机营“暂留守备”的要求，得到批准。可见此时蓟镇已是拱卫京师、直面蒙古的第一防线，官长已相当于负责一方防务的前敌指挥。明宣宗时期，蓟镇的军镇地位没有变化，边防也萧规曹随，一直延续着明成祖时期政策。总体而言，仁宣时期是明代难得的稳定期。对蒙军事方面，虽然明宣宗也曾对兀良哈用兵，但与明成祖亲征时期明显带有主动性不同，宣宗本质上是为应对兀良哈的袭扰而进行的被动防御。到了正统十四年（1449），好大喜功的朱祁镇对瓦剌发动亲征，结果遭到惨败，酿成“土木之变”，连皇帝也成了瓦剌的俘虏。这一事件不仅是明帝国命运的转折点，也直接导致明代边境关系与防御政策发生重大变化。明英宗被俘后，瓦剌太师也先率骑兵长驱直入，一路打到北京城，当时京师人心惶惶，很多人建议南迁，唯于谦力排众议，指出京师之地一定不能丢，“我退一尺则贼进一尺，我失一寸则贼得一寸，得失进退之机，安危治乱所系”。正是在于谦的坚持下，危难关头的明王朝击退了进攻北京的瓦剌军，取得北京保卫战胜利。从皇帝被俘到京师遭困，土木之变的深刻教训让满朝文武都意识到京师防御建设的重要性，景泰帝朱祁钰在位期间，“固边卫京”成为明帝国基本国策，以朱祁钰、于谦为核心人物的明朝君臣集团展开了一系列大规模京师防御建设。景泰八年（1457），明英宗朱祁镇通过夺门之变复辟，随后处死于谦，但其天顺一朝在边防政策上并无什么特别建树，边关局势依然处于被动地位。可以说以土木之变为转折，整个明帝国防线大幅内缩，明初在军事上主动进攻的边防国策亦为之一变，至此开始，明王朝开始大规模投入长城修筑工程，被动防御成为边防策略的主体基调。成化帝朱见深接过朱祁镇留下的烂摊子后，不仅无力挽回边防颓势，即使进行被动的边关防御体系建设也显得捉襟见肘，当然，相比其他军镇而言，拱卫京师的蓟镇仍是重点。从成化时期开始，明廷边防重点全部投入主要防线的长城边墙和军事堡寨等防御设施，兴起了修筑长城的小高潮，蓟镇长城乃至整个明长城体系也在这一时期迅速完善，而这种大规模修筑长城的防御政策一直持续到明末。这一背景下，长城就成为明帝国北部边疆的基础防御体系，而各处重要关城也成为防御核心。对于京师而言，西北方向的3座关城意义重大，即有“内三关”之称的居庸关、紫荆关、倒马关。北京保卫战期间，由于居庸、紫荆这两个关口轻易被也先攻破，以至于瓦剌骑兵直击京城。战后明廷意识到“内三关”的重要性，在加强兵力部署同时，也大力修建关城防御体系。这三座关城中，居庸关与北京距离最近，地势最为险峻。居庸关同样有“天下第一雄关”之称，关城所在的峡谷属于太行余脉军都山地，下有巨涧，悬崖峭壁，地形极为险要。作为“天下九塞”之一，居庸关自古为兵家要地，现存关城是明洪武元年（1368），大将军徐达、副将军常遇春规划创建。土木之变后，景泰年间大力加强京师防御建设，其后又屡经缮治，形成居庸关基本规模。如今能看到的居庸关仍是明代风貌，周长4000余米，城垣东达翠屏山脊，西止金柜山巅，南北月城及城楼、敌楼等配套设施齐备。关城内外还有衙署、庙宇、儒学等各种相关建筑设施。居庸关的南关与北关为典型的马蹄形瓮城结构，设有炮台，外墙有垛口，内侧墙低矮无垛口。这种军事体系的作用在于，一旦发生战斗，可以将敌军诱入瓮城，主城关闭阻其入城，再放瓮城闸门，敌军就被困在瓮城里，守方则可“瓮中捉鳖”。居庸关南瓮城中有关帝庙，北瓮城中有真武庙，皆为明代所建。居庸关的中心，有一名为“云台”的基座，取其“远望如在云端”之意，如今在云台两壁能看到的四大天王像，还有个与明武宗朱厚照相关的传说——据说朱厚照一次微服出巡，过居庸关时，坐骑被生动威严的天王像所惊吓，驻足不前，于是朱厚照用火把将天王的脸熏黑，他的坐骑才敢前行。火熏天王像虽只是野史传说，但在正德时期，明武宗的确在居庸关吃过闭门羹。正德十二年（1517）八月初一，武宗朱厚照率领数十名亲随微服出宫，结果到了居庸关时，因巡关御史张钦拒绝开关放行，以至于明武宗没能通过居庸关，只得悻悻回京。可见当时作为向西出京重要关口的居庸关防范之严，毕竟明代边防政策从主动进攻转为被动防御后，居庸关就成为名副其实的京师门户。居庸关南关，可以清楚看到其瓮城呈马蹄形，主城门南北走向，上有重檐歇山城楼一座，瓮城西侧有城门通往关城向南的大道，在弧形瓮城城台上设有炮台从明长城修筑史来看，土木之变是一大转折。从景泰年间起，明廷大修边墙，形成以长城为依托的防御系统，驻守兵力大幅增加，北边共设7都司、116卫、64所。随着“九边”军镇相继形成，长城军事防御体系也日趋成熟，不再仅限于修葺边墙，而是包括烽燧、敌台、驿传和大大小小屯兵储粮的城堡的一套完善的长城防御系统。隆庆元年（1567）时，戚继光已因嘉靖年间抗倭战绩而为朝野所知，于是给事中吴时来向明穆宗上疏，建议调遣戚继光、俞大猷等抗倭名将北上练兵，经朝议后决定只调戚继光，任命他为神机营副将。隆庆二年（1568），朝廷以戚继光为总兵官，镇守蓟州、永平、山海等地。戚继光与谭纶一样，是“战守结合”思想的支持者，他的军事思想甚至更为积极主动。戚继光为蓟镇长城最具独创性的贡献是设计了空心敌台。蓟镇因地形复杂、战线绵长等原因，关与关、堡与堡之间的策应不如宣府、辽东等地。戚继光主持修筑的空心敌台，能够“内卫战卒，下发火炮，外击贼寇。贼矢不能及，敌骑不敢近”。不仅为驻守长城的士兵提供了遮风避雨和贮备粮食、弹药的场所，而且其内部攻守设计更是能极大发挥守备一方战力，犹如在长城之上筑起一座座坚固的堡垒。经过谭纶、戚继光十余年的修筑，蓟镇长城焕然一新，变得固若金汤。万历元年（1573），鞑靼部小王子与董狐狸向明廷索要赏赐遭到拒绝，二人率军进犯喜峰口，戚继光得知后率兵前往平乱，迅速击败来犯之敌，董狐狸差点被活捉。这段时间里，蒙古部落多次侵扰边境不但没有占到便宜，反而损失惨重，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内不敢轻易南下。金山岭长城，位于河北省承德市滦平县境内，与北京市密云区相邻，始建于明洪武元年（1368），为北伐大将徐达主持修建；隆庆元年（1567），蓟镇总兵官戚继光、蓟辽总督谭纶在原长城的基础上续建、改建，是蓟镇长城的重要段落遗憾的是，随着万历十年（1582）内阁首辅张居正病逝，主持蓟镇长城修筑的戚继光失去了支持者，不久后调往广东。万历十三年（1585），戚继光又遭罢免，一代名将最终落得免官回乡郁郁而终的结局。金山岭长城上的文字砖，文字为“万历六年振武营右造”。金山岭长城这段城墙上的将军楼以及与将军楼左右相连的500米墙体，大量用带有文字的方砖砌成。这是万里长城上独一无二的一段用文字砖砌筑的长城如今现存的蓟镇长城，除了东山海、西居庸两段雄关漫道，著名的还有被称为“长城史上最完整的长城体系”的古北口段长城；有“京东首关”之誉的九门口长城；主体已被淹没于水下，但因谱写抗战大刀壮歌而闻名的喜峰口长城。此外，现存的板厂峪段长城、义院口段长城、界岭口段长城、刘家口段长城、青山关段长城、黄崖关段长城、将军关段长城、五座楼段长城等都大体维持着明代后期大修长城后的基本模样。黄崖关长城，位于天津市蓟州区北28千米的崇山峻岭之中。黄崖关始建于北齐天保七年（556），蓟州城共有守营墩台十八座，黄崖关为其一，也是最为重要的关隘。到明代中晚期，名将戚继光曾重新设计、包砖大修，如今这段长城也是典型的蓟镇风格，图中雕像为戚继光就在崇祯自缢两天前的三月十七日，大顺军进攻北京城时，李自成就已考虑到山海关的重要性，于是派遣降将唐通、白广恩向东面的滦州进军，双方在九门口长城段与吴三桂的军队发生激战，最终被吴三桂所击败。不过吴三桂取得九门口战斗胜利后并未继续向北京进军，而是返回山海关。随后攻破北京的李自成也意识到山海关北依角山，南傍渤海，城高墙坚，外筑罗城、翼城互为犄角，易守难攻，所以并不想与吴三桂硬碰。他曾派人劝降吴三桂，但因种种原因，吴三桂拒绝大顺的劝降，其中最有名的一个说法是正准备投降的吴三桂在半路上听说自己爱妾陈圆圆被刘宗敏霸占，于是冲冠一怒为红颜，返回山海关，决定与李自成决一死战。这场决定中国历史命运的决战史称“山海关之战”，大致分为两个主战场，一为石河战场，一为一片石战场。李自成劝降吴三桂失败后，意识到吴三桂很可能勾结关外清军对大顺政权构成威胁，于是派先头部队出九门口至一片石，大部队放在后卫用于决战。四月二十一日，石河之战爆发，当时清军尚未参战，李自成与吴三桂展开血战，最终李自成未能攻克西罗城，吴三桂虽然抵挡住大顺军进攻，但也元气大伤。吴三桂自知不敌大顺军，转而数次向清军乞师，清摄政王多尔衮得知后大喜过望，当即以“封以故土，晋爵藩王”的丰厚条件诱降吴三桂。山海关关城与长城，位于河北省秦皇岛市山海关境内，全长26千米，主要包括老龙头长城、南翼长城关城长城、北翼长城、角山长城、三道关长城及九门口长城等地段
石河之役打响的同时，一片石之战也爆发了，对于多尔衮而言，这次吴三桂乞师虽是千载难逢之机，但清军从未与大顺军交锋，思虑再三决定后，多尔衮决定先驻足观望事态变化，让吴三桂先与李自成厮杀。四月二十二日，一片石之战接近尾声，多尔衮见时机成熟，于是率14万骑开至山海关下。吴三桂见清军到来如绝地逢生，迅速剃发称臣，开关迎多尔衮。随着山海关门被吴三桂开启，清军蜂拥而入，正式踏进了这座令大清王朝两代君王望而生叹的“天下第一关”。之后，多尔衮以吴三桂的降军为先锋，英王阿济格为左翼，豫王多铎为右翼，各统万骑，多尔衮殿后，从南水门、北水门、关中门三路入关。入关之役，清军在山海关以西的石河至大海的广阔区域与李自成军展开激烈的战斗，面对忽然出现的清军铁骑，李自成的军队显然难以招架，陷入四处受敌之境。是役，风云变色，飞沙走石，大顺军死伤无数，李自成于慌乱中策马西走，清军则取得完胜。随着清军进入北京，多尔衮将年幼的福临接到紫禁城。清朝建立全国性政权后，又在康熙朝平定了准噶尔，至乾隆时期，北方已无大患，故而整个清代都没有再大修筑长城。不过，关于蓟镇长城的历史并没有结束。民国时期，长城的军事防御功能在北方的军阀混战中再度发挥作用，古北口地区甚至一度成为直奉军阀争夺的战略要地。1933年，日本侵略者进犯长城一线，古北口、喜峰口等长城段都爆发了著名的抗日战役。从这时候开始，长城不再是只属于捍卫王朝的防御工事，而是被赋予了新的反侵略含义，成为中华民族抗击外敌、保家卫国的精神堡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