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几年前我刚进入职场时，负责传帮带的前辈经常这样鼓励我：年轻人嘛，就该敢想、敢说、敢干，不要怕犯错误、摔跟头。于是我这个被打了鸡血的小年轻就一路连滚带爬的横冲直撞，结果把自己整得鼻青脸肿，直到最后忍不住要怀疑人生——这个老家伙是不是在耍我？
职场新人受到“关照”，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等我也四十出头、也成了年轻人眼中的老家伙时，这样的疑虑自然随之烟消云散。毕竟一方面生活的磨炼和社会的毒打，难免让我也变成了那个曾经最讨厌的大忽悠的模样，同时也明白了这样的道理：冒傻气这种事情是大多数年轻人成长过程中必然会经历的阶段，拦是拦不住的。与其白费力气何不顺水推舟……
大多数的人生皆是如此。年轻时的一身棱角，终究会被冷酷的现实打磨得滑不留手，还会被美其名曰成熟、稳重，但换个角度说也就是越来越僵化和保守。
人生如此，一个民族和王朝是如此，思想和学派通常也逃不出这样的规律。
比如儒家。在以前的文章中，我没少大骂儒家，其实骂的是宋明以后变成了老家伙模样的儒家。但是如果排除掉两千多年来涂抹在儒家身上的神化色彩和断章取义式的定论，我们会发现曾经的儒家也如同我们的青年时代一样，敢想、敢说、敢干，同样的容易上头，同样的毛楞急躁，却丝毫不给人以僵化保守的印象。
到了隋唐以后，儒家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不复初衷
比如“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大家都很熟，中学历史课上都学过嘛。在我上学的时候，教科书上对这一事件的态度是批判大于肯定的，尤其强调了其对于封建专制制度的形成和发展所起到的作用。记得中考时还遇到过这个考题，我给出的答案非常“课标”，应该是拿到了满分。
不过如果今天可以重新作答，我恐怕会给出不一样的答案。
挽狂澜于既倒的董仲舒，其实在儒家并不怎么受待见。
众所周知，儒家由孔子创始，是先秦诸子百家之一。但与其在帝制时代一统华夏思想界达两千余年的辉煌相比，在先秦时期儒家其实混得极其凄惨。除了在大本营鲁国以外基本没有哪个诸侯待见儒家，连老祖宗孔夫子为了推销自家的主张都不得不厚着脸皮“周游列国”，结果还是四处碰壁，落得个“累累若丧家之犬”（《史记·卷四十七·孔子世家第十七》）的下场。
孔夫子周游列国，其实体现出的是当时儒家的不合时宜和非主流地位
到了秦汉交际的时候，儒家就更倒霉了。不但被死对头法家按在地上摩擦，连祖坟都差点被刨了——不管焚书坑儒有多大的争议，但起码大多数儒家弟子吃饭的家伙都保不住了。更要命的是，项羽那个莽夫的一把火将儒家经典中仅存的“官藏之书”也给烧了个七七八八。比如《乐经》就被烧绝了，从此经孔夫子删定的《六经》就剩下了《诗》、《书》、《礼》、《易》、《春秋》这五经。
更麻烦的是经过这两把火之后，儒家的传承就乱了套，再加上文字的演变（由大篆到小篆再到隶书）等诸多因素形成了今古文经之争。比如《诗》有今文经3家，分别是《鲁诗》、《齐诗》和《韩诗》，有古文经1家，即《毛诗》；《书》有今文经3家，分别是伏氏、大夏侯氏和小夏侯氏《尚书》，有古文经1家，即《古文尚书》；《礼》有今文经3家，分别是大戴、小戴和庆氏《礼记》，有古文经2家，即《逸礼》和《周官》；《易》有今文经4家，分别是施氏、孟氏、梁丘氏和京房《易经》，有古文经2家，即费氏和高氏《易经》；《春秋》有今文经3家，分别是严氏、颜氏《公羊春秋》和《榖梁春秋》，有古文经3家，即《春秋左氏传》、《邹氏传》和《郏氏传》。
春秋三传是两汉经学正统之争的主战场
先秦时代的诸子百家争鸣到了秦汉之际已经趋于式微，偏偏儒家内部倒开始百花齐放了。但这不意味着儒家的春天到了，反倒像是替他们自己敲响了丧钟。
为啥？因为儒家还从来没有成为过任何一个时代或王朝的主流思想，更没有受到过任何一个时代或王朝重用并成为统一的价值观。说白了就是此时的儒家还是“野生”而非“官办”的，在屡受打压的情况下又因内部分歧闹得快要分崩离析了，所以怎么看都是一副要完犊子的德性。
值此危难之际董仲舒横空出世，将儒家思想包装打扮一番后献给了汉武帝刘彻，才使得华夏王朝自此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了两千多年。如今不管我们是否承认，儒家思想都已经成为刻在中华民族骨子里的、无论如何也无法磨灭的价值观和道德观，这可能要归功于孔孟等先贤。但对于儒家来说，真正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的关键人物却非董仲舒莫属——若无董子，不光是儒家，连华夏民族的历史恐怕都得改写。
但令人感到奇怪甚至诡异的是，董仲舒在儒家的地位却并不高。
董仲舒画像
其实儒家内部排资论辈的规矩跟我们的印象有很大的差别。像流传甚广的所谓“儒家三圣”，即至圣孔子、亚圣孟子和后圣荀子其实只能算是个“野鸡榜”——荀子的后圣头衔其实是到了清末民初时才被章太炎加上的。人家儒家正牌子的圣人其实有5位，也叫孔庙五圣，即至圣孔子、复圣颜渊、宗圣曾子、述圣子思和亚圣孟子。
好吧，谁让儒家崇古鄙今呢。没看到晚生了不到200年的亚圣都得在五圣人之末老实蹲着，更何况比老孟又晚了200年的老董呢？那孔门十二哲呢？前11位继续被孔夫子的嫡传弟子包圆，这回排在末尾的变成了朱熹。话说朱熹理论水平确实高（当然也是儒家中我最喜欢骂的），但要排资论辈的话在老董面前连自称小朱的资格都没有，凭啥能混进来？
继续排。这回轮到有资格把牌位摆在孔庙东西两庑的148位儒家大佬了。不过有资格进“两庑”也不意味着地位就平等，除了要像水浒一百单八将那样排定座次外，还得分出个天罡和地煞来区分尊卑。不过儒家毕竟是以耍笔杆子、玩嘴皮子见长，不能弄得像土匪强盗那样粗俗，所以天罡被称作“先贤”，地煞被叫成“先儒”。
在孔庙两庑的排位座次中，老董郁闷的蹲在末尾“打狼”
这回董仲舒终于入围啦。不过先别忙着高兴——在这个榜单中，老董不但是仅位列“地煞”（先儒）的劣等货色，座次还落到了东庑第72位（两庑各74人），综合排名大概相当于水浒英雄中的活闪婆王定六或是险道神郁保四……
我觉得老董若是泉下有知，弄不好宁可敲碎棺材板也得爬出来把自己的牌位从东庑拿走，真是丢不起这个人啊……
那么老董为啥这么不受待见呢？
就对儒家的功绩而言，董仲舒堪比孔孟，完全可以成圣。
在了解董仲舒为啥不受待见之前，需要先搞清楚对于儒家而言，董仲舒这个名字意味着什么。
在先秦时期，别看诸子百家争鸣得十分热闹，但事实上真正能普遍为各大诸侯所接受并采用的只有法家。而秦国正是在法家的帮助下，积百余年之功终于实现了灭六国、大一统的目标，也几乎给历时数百年的在思想学术领域的争夺战划下了一道休止符——法家成为了唯一受到官方盖章认定的主流思想，至于儒家、道家、墨家什么的统统都可以歇菜了。
先秦百家争鸣中的胜者是法家，但笑到最后是儒家
不过随着秦历二世而亡，法家也成了罪魁祸首，隔三差五就得被拖出来暴打一顿。说实话，法家鼓吹的那些东西对于天生就想当独裁者的皇帝而言还是十分有吸引力的，哪怕是亲手推翻了“暴秦”的刘邦恐怕都会忍不住偷偷喜欢。不过，无论在古今中外都有个神圣不可侵犯的玩意叫做“政治正确”，哪怕是贵为皇帝的刘邦也不敢轻易捅这个马蜂窝。
那么在大汉朝最大的政治正确是啥？当然是非秦。
反正老刘就是打着这个旗号玩造反、得天下的。如今他要是敢公然倒行逆施走暴秦的老路，满朝的公卿大臣和那些非常有（zǔi）战（pào）斗（wú）力（dí）的士人们一人一口吐沫都能淹死他……
法家完蛋了，那么作为老对头的儒家是不是就能迎来春天了？哪有这样的好事！
比如说刘邦就死活瞧不起儒家：
“沛公不好儒，诸客冠儒冠来者，沛公辄解其冠，溲溺其中。与人言，常大骂。未可以儒生说也。”（《史记·卷九十七·郦生陆贾列传第三十七》）
老刘也忒粗俗，对儒生动辄自称“乃公”（即你爹）、称其“竖儒”（对儒生的鄙称），甚至还摘下人家的帽子往里撒尿，简直是藐视、侮辱到了极点。所以儒家想取代法家成为大汉朝的“官办”思想，并以此为阶梯使得儒家弟子获得朝廷重用、成为人上人的想法基本就是在做梦。
像刘邦那样的出身和经历，能瞧得上儒家就有鬼了
事实上，哪怕在汉初时因为不知道该怎样治国，刘邦及其子孙干脆放弃治疗（黄老之术），也还是轮不到儒家出头。
虽然在文景时期朝廷设置了五经博士，但儒家的境遇其实并没有得到任何实质性的好转。比如《齐诗》博士辕固生就因为说了句对道家不以为然的话，就被勃然大怒的窦太后撵进了猪圈跟野猪玩肉搏，连汉景帝刘启出面都劝不住。
幸好汉儒可不是脆弱得如同豆芽菜的宋儒或明儒，人家可都是修习过君子六艺（礼、乐、射、御、书、数）的，文能嘴炮无敌，武能仗剑横行天下。所以辕固生只出一剑就干掉了凶猛的野猪，不但保住了自己的命，也算是维护住了儒生那仅存不多的尊严。
在董仲舒把刘彻忽悠瘸之前，儒家在朝廷中的影响力可以说是可有可无。即便儒生出身的公孙弘当上了丞相，但武帝一朝的丞相的成色早就大不如前，而且被“中朝”所取代，越来越远离权力核心：
“孟康曰：'中朝，内朝也。大司马左右前后将军、侍中、常侍、散骑、诸吏为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为外朝也。’”（《颜师古注汉书·卷七十七·盖诸葛刘郑孙毋将传第四十七》）
在这种情况下，在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董仲舒作为各地推举的“贤良方正文学之士”来到长安，接受刘彻的策问。
霸道的刘彻是个彻头彻尾的实用主义者，老董必须投其所好才能达成目的
结果老董在刘彻面前抛出了著名的《天人三策》，可谓一言出而天下惊。而且他还趁着皇帝被忽悠得头晕眼花之际大肆夹带私货，试图替儒家将道家、法家等死对头一网打尽：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第二十六》）
这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且老董不但通过官方渠道下死手，还从学术角度堵死了诸子百家最后的活路——经过他改造并推荐给刘彻的所谓儒家这个“绝世美女”，其实已经掺杂了大量的道家、法家以及阴阳家等诸多学派的思想和主张。这就让本已日趋式微的上述学派的传人除了改换门庭投靠儒家以外，几乎无路可走。
自此以后，儒家就毫无争议的成了从汉到清两千多年间历代王朝的统治思想。王朝可以更替，皇帝可以换人，但儒家永远屹立不倒。谁敢反对儒家，谁就是举世公敌，谁就得死无葬身之地，没有任何朝代和任何人可以例外。
因为董仲舒，儒家才统治了中国人的脑袋两千年
因此可以说，在帝制时代皇帝统治着人的身体，而儒家则统治着人的脑袋——在这其中董子功莫大焉，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堪比孔孟。
董仲舒为啥不受待见？因为他夹带的私货太多。
那么问题来了：既然老董的功劳这么大，为啥不论是儒家还是刘彻都不待见他，最后闹了个里外不是人？
答案很简单，那就是老董替儒家向刘彻献上的这个“美女”，非但不是个地道的原装货，还偷偷的夹带了几个“私生子”。
也正因为如此，让儒家和刘彻都对董仲舒非常不满意，甚至是反目成仇。
作为公羊派的带头大哥，董仲舒当然也想成为像孔孟那样的儒家圣贤
前文曾提到过，经老董改造并献给刘彻的《天人三策》中，掺杂了大量原本是法家、道家以及阴阳家的思想主张，与经典的儒家理论其实有着本质的区别，因此也被称为新儒学体系。比如“天人合一”、“君道无为”、“天人感应”和“崇本抑末”等观念就很像是从道家那里搞来的山寨货，其中可能还添加了不少来自阴阳家的零部件；至于“君权天授”、“天谴灾异”之类的显然没少参考那些神棍阴阳家的主张，还疑似夹带了法家的私货；至于“三纲五常”、“德主刑辅”、“春秋大一统”什么的，则大多是是儒家和法家的混血儿——看着哪边都能靠上，其实哪边又都对此极不满意。
其实老董也是无奈。要是他按照传统的儒家理论，向刘彻推销既大且空的仁义礼智信那一套，估计皇帝不是听睡了就得听烦了，哪还有什么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幸亏董仲舒所修的本经是《春秋》，而且还是公羊派的。为啥？因为公羊派解经的特有方式便是非常神奇的两个字——权变。
年轻的儒学也曾是主动求变的，但到了宋明以后权变就成了十恶不赦的大罪
所谓权变就是指不死板的生搬硬套，而是根据实际情况机动灵活的应对。说白了就是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要脸、可以随意编造“子曰”——这可不是我在瞎掰，而是东汉著名的经学家贾逵总结出来的：
“《左氏》义深于君父，《公羊》多任于权变。”（《后汉书·卷三十六·郑范陈贾张列传第二十六》）
那么事情就很简单了，老董要想忽悠瘸刘彻，最简单的药方就是缺啥补啥。那么刘大帝到底缺了点啥？
这位以霸道著称的刘大帝，在当时缺的东西可不少。但他觉得最缺的就是身为皇帝的权威，总感觉臣子们对他不够尊重。比如刘大帝一门心思的想打匈奴，可是那些大臣、尤其是文臣士人们要么叽叽歪歪的不肯痛快掏钱支持，要么就明目张胆的反对，让刘大帝非常的不爽。
于是老董照方抓药，提出了君权天授的理论：
“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一国则受命于君。君命顺，则民有顺命；君命逆，则民有逆命；故曰：一人有庆，兆民赖之。此之谓也。”（《春秋繁露·卷十一·为人者天第四十一》）
谁都知道君权天授是瞎扯，但这个谎言在此后的两千多年里一直牢不可破
老董这是为了迎合刘大帝的胃口彻底不要脸了。为啥这么说？因为按照儒家传统理论，天子其实没那么高大上，应该“但推士礼以及天子”（《汉书·卷二十二·礼乐志第二》），即天子与诸侯乃至于士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并不能将权力凌驾于一切之上。而且被老董奉为圭臬的《公羊春秋》更是明确指出“天子僭天，诸侯僭于天子，大夫僭于诸侯”（今本《公羊传》无此语，引自郑玄注《周礼》），就是说天子犯错也得挨收拾、被干掉了活该。
你说老董这么明目张胆的篡改儒家经典的本意，让那些孔夫子的孝子贤孙们情何以堪，又如何能不出离愤怒？
不过这只是个开始。刘大帝不是朝思暮想的要打匈奴吗？这个好办，儒家就有大复仇理论啊，《公羊春秋》里就有现成的，连权变都可以省了：“九世犹可以复仇乎？虽百世可也。”（《春秋公羊传·庄公四年》）想当年刘大帝的老祖宗、也就是老泼皮刘邦被匈奴人欺负得差点半身不遂，挂了以后老婆（吕雉）还被冒顿单于调戏，这简直是奇耻大辱啊，咋能不报仇呢？
另一个让刘大帝犯愁的事情就是他家的那些亲戚了。这些刘姓诸侯王的封国“大者夸（通“跨”）州兼郡，连城数十，宫室百官同制京师”（《汉书·卷十四·诸侯王表第二》），而且手头有人事权（可自行任命两千石以下官员）、财政权（可在封国内收税）和军权，简直形同国中之国，而且想造反就造反。
汉常山王刘舜墓挖掘现场
果不其然，在汉景帝时爆发了七国之乱。虽然在此后中央政府采取了措施限制诸侯王的权力，但事实上到了刘彻在位时，各诸侯王甚至还可以自行建元，并在封国之内使用自己的纪年。比如在上世纪90年代挖掘出的汉景帝刘启的第14子、常山王刘舜的陵墓中，发现了“二十九年效见”字样的铭文，指的就是常山王二十九年。
这让霸道到以“我的，我的，什么都是我的”为座右铭的刘彻如何能忍？对此，董仲舒大力鼓吹“春秋大一统”理念，首先倡导思想上的统一，实现儒家的独尊，并在此基础上推进以中央政府（皇帝）为核心的国家统一。
以上就是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的核心主张，可以说是极其符合刘彻胃口的。在此基础上老董夹带的诸如独尊儒术、尤其是将《公羊春秋》抬高到儒学核心位置等私货，他都可以毫不在意。但唯独一个天人感应理论让刘彻无法接受。
所谓天人感应，简单说就是“人在做，天在看”，而且老天爷可不光是围观吃瓜，动不动还要下场平事。其实这种神叨叨的灾异说也不是老董的发明，比如孔子虽然说过要“敬鬼神而远之”（《论语·卷三·雍也第六》），但也认为一旦发生灾害或诡异的事情都是君王失德惹的祸：“邦大旱，毋乃失诸刑与德乎”，还劝鲁哀公“正刑与德，以事上天”《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鲁邦大旱》。
因为文明发展的因素，在先秦诸子百家中均不乏谶纬之学方面的内容
而董仲舒却围绕着天人感应建立了一整套的神学世界观，直接导致后来儒学走上了宗教化的道路。不过这也许算不上是老董的本意，他的目的在于把上天塑造成无所不能的至上神，给君权天授制造理论根据，同时再以天人感应来限制由他自己制造出来的、近乎无限的君权：
“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第二十六》）
也就是说，在这套理论下以董仲舒为首的儒家可以把像刘彻这样的皇帝推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同时也可以随时把他拉下来并斗倒批臭。为啥？因为大汉朝那么大，随便哪个地区闹个天灾人祸、出个稀奇古怪的事件都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君（huáng）臣（dì）和（tīng）谐（huà）还好说，大家睁只眼闭只眼可以权当没看见；可一旦情况相反，这些儒生或儒官们就可以理直气壮的指责皇帝失德导致老天爷打击报复。在这种情况下，皇帝就只能低头认错，然后乖乖的跟着儒家的指挥棒走，否则连君权天授这件“皇帝的新衣”都保不住。
在当时去诸侯国当属官，基本等同于贬谪
刘彻又不傻，怎么会上老董的当？所以《天人三策》留下，董仲舒滚蛋——把他打发到江都王刘非那里当国相。话说此时的诸侯王属官早就没了文景时期的风光，中央政府不待见，诸侯王不信任，是个纯粹的打发官场倒霉蛋的地方。
不过董仲舒显然还不死心。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老泼皮刘邦住着的长陵着了把火，老董立刻来了精神，上书指责刘彻乱政惹火了老天爷。老天爷发没发火大家都不知道，但刘彻显然被董仲舒给惹毛了，甚至一度要砍死这个大嘴巴。虽然后来刘彻又下诏赦免了他，但老董显然被吓得不轻，“於是董仲舒竟不敢复言灾异。”（《史记·卷一百二十一·儒林列传第六十一》）
最后总结并预告一下——
儒家经过先秦时代的兴盛（抬举了，其实一直混得不咋地）以后，到了秦汉之际其实已经到了半死不活的状态。尽管西汉的刘家皇帝们没有再像他们的老泼皮祖宗那样肆意羞辱儒家，但实际上并不重视，更别提重用，只将其当作粉饰太平和妆点朝堂的点缀而已。
董仲舒想法太多，树敌也太多，最终弄得里外不是人
后世对董仲舒不能“成圣”给出的理由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理论水平不行，但事实恰恰相反——甭管孔孟等圣贤的理论水平有多高，但儒家却始终是个不合时宜的学派，一直受到从先秦到秦汉之初历代官方的轻视和排斥。而正是董仲舒以权变为先，融合了诸子百家给学派的主流思想，给传统儒家理论套上了一层能为官方青睐并接受的外包装，这才有了儒家两千多年的辉煌。
能将儒家理论做出如此改头换面般变化的，除了董仲舒也就是朱熹了。话说老朱生前混得也不怎么好，但却能在身后成圣，而老董无论生前身后都一直不受待见，其实跟他搞出个天人感应膈应刘彻关系不大，主要还是在儒家内部树敌过多导致。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