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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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发来一段视频，内容是一个声音富有磁性的男士朗读叶嘉莹先生对此词的一段赏析文字。我手头有叶嘉莹先生《迦陵诗词论稿》（上、下）中英文对照版，可惜里面没有查到这一段赏析文字。叶嘉莹先生是名家大师，赏析水平与文字高雅自不待言。只是里面提到说陶渊明是儒家的基本修养一句，不太苟同，因为陶历史上一直被看作是道家思想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不知道是朗读者口误还是叶嘉莹先生原文如此。目前手头的资料无从查考。
苏轼先生的《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在宋词中占有很高的地位，历代受推崇，赏析文章更是汗牛充栋，百度搜索可以搜到18200，000条相关内容。其丰富程度可见一斑。
好在有一句话叫一千个观众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说法可以撑腰，本人大胆厚颜地写几句该词的赏析文字，或许也可以说得过去。如得到同好喜欢，刚好可以以文会友，也是美事一桩。何乐不为？
如果说这首词能够让人感受到一种达观、潇洒、任其自然的人生态度，这无疑不会遭到任何人的反对，而且历代以来，正因为他能够让人在遭遇人生低谷、遭受人生击打、遭到风雨人生的折磨时，能够给人内心带来体慰与安抚，带来内心的治愈与关照，才使得这首词名垂千古，广受注目，大受欢迎，是一点也不过分的。但这种张力与魔力究竟来自哪里？恐怕很多人并不能做一个很好的回答。
1079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宫廷官员发出了圣谕，把苏东坡贬往黄州。官位降低，充团练副使，但不准擅离该地区，并无权签署公文。1080年正月初一，苏东坡已和长子迈离开京都，启程前往幽居之地黄州。并于二月初一到达黄州。黄州是长江边上一个穷苦的小镇，在汉口下面约六十里地。1081年，苏东坡买到黄州城东约三分之一里地方约10亩地，因地处东山坡，干脆自称东坡居士，因他官场受挫后开始沉思自己的个性，考虑如何才能真正得到心情的安宁，从而转向了佛教，以居士自命。谪居黄州的第三年春天，苏轼到黄州东南三十里的沙湖看新买的农田，途中遇雨，有感而作《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词前有小序云：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说明了作词的缘由。
我读这首词，固然强烈地感受到了前文提及的达观与潇洒的人生态度，与任其自然的道家姿态。但如果欣赏一首词，仅仅停留在这个阶段，我认为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这首词里充分地展示了一个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生存处境与自我选择的悖论之态。作为一个历来受推崇的知识分子样本，我们如果能够更加深入地走进这首词，深刻地挖掘这首词带给我们的心理按摩与心灵抚慰的原因，我们会看到一个被现实撕裂的灵魂与自我疗救的心路历程。而中国古代思想，包括儒家思想、道家思想、佛家思想在这颗聪慧而敏锐的大脑里纠缠、徘徊、争斗而又互相支撑、互为表里、相辅相成的内在存在。
不消说，这首词里充满了隐喻，甚至，整首词就是一个隐喻的范本。如“穿林打叶声”“竹杖芒鞋”“一蓑烟雨”“料峭春风”“ 山头斜照”“回首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等等，几乎都是隐喻。而这些隐喻，与我们的文化息息相关，“不仅建构了我们的语言，也建构了我们的思维、态度和行为。”它们根植于我们的日常经验，同时也是我们的文化概念系统特有的产物。到今天为止，我们依然用“风雨”来比喻人生的遭际，“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皆程”“风雨同舟”等随处可见。这种连贯的隐喻体赋予文化以特色，是联系日常经验和隐喻体系的关键一环。也正如此，这为我们理解这首词里的文化概念提供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途径。
而这首词中，苏轼纵有千言万语，也不敢、不能直说，他本来就是因为诗文获罪，皇帝甚至下令凡与苏东坡交换过诗文的人，都得把手中的诗文呈上备查。他的政敌挖空心思要从他的诗文中找出能够让他掉脑袋的诗句来，甚至不惜穿凿附会。实际上，苏东坡确实写诗骂过一些小人的争权夺利，对这些腹内空空、拨弄是非的小人表示过不屑一顾。这是很得罪人的。仁宗的皇后死前对皇帝说：那些人无法从他的政绩上找毛病，现在想由他的诗致他于罪。这样的控告他不也太无谓了吗？可见，已经因文获罪的苏东坡此时写诗，自然小心翼翼，只有用大雨穿林打叶声来比喻人生所遭遇的重大打击，用一蓑烟雨来比喻自己面对小人谄害、人生不得志、淮海沉浮的辛酸苦辣，用萧瑟处来比喻曾经带给自己尊荣与地位如今成为自己人生败落之处，也即朝堂。正是通过这种处处隐喻的方式，词人倾吐了自己的内心苦楚与打击、磨难。
但仅仅是苦楚与打击、磨难，那就不是苏东坡了。在一再重复的对比性处理中，词人把认识的苦楚、打击与磨难做了个性化的应对，形成了一系列强烈的对比句式：穿林打叶声——莫听；竹杖芒鞋——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山头斜照；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前者不断地复现自己的人生遭际，后者不断地展现自己的人生姿态。我们看到，前者是如何肆无忌惮、毫无预兆地落在词人的头上，让词人不断地处于人生的狼狈、尴尬、不幸、不安与惶恐之中，但词人同样对此做出来符合自己意念、思想与价值观的回应：何妨吟啸且徐行；谁怕；任平生；却相迎；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前者出现一次，词人就回应一次，在不断地击打与遭遇中，词人也就不断地予以回应与反照。这是形成这首词强大的张力的真正原因。
这里，我们发现，词人并不是说达到了道家的最高境界，鱼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术。而他也在不断追问自己：孰能登天游雾，挠挑无极，相忘以生，无所终穷？（谁能相交出于无心，相助出于无为呢？谁能超然万物之外，游于太虚，忘记生死，与大道同游于无穷之境呢？）如果苏东坡毫无在乎自己的遭际，他是不会写这样一首词的，因为真正游于太虚、忘记生死、与大道同游于无穷之境的人，不会把穿林打叶声当回事。当他说自己不当回事的时候，其实，他已经当回事儿了。只是，他面对这样的伤害与狼狈，拿出了自己的姿态，莫听。他愿意像陶渊明那样“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但内心深处，这样的伤害还是发生了。词人的心路历程其实是，面对这样的伤害，他竭力地为自己寻找一个出路。当然，这是没有问题的。问题是，我们从这样的一系列对比性的处理中，看到了词人思想的矛盾之处，看到了词人的心理纠结之处。他拿出这样的姿态，与其是真正的达观、洒脱，不如说是给政敌看，给皇帝看，表现了另一种不屈服与不甘心。
苏东坡是词人，亦是哲人。他倔强的性格、达观的襟怀与睿智情思，都是在面临各种遭际时，充分地表现出来。但这里就必须注意一个词人对自身同一性的认同与纠结。一个真正的道家，会不会一再地提及自己的遭遇？真正地看淡、看透是什么，就是别人觉得你一定苦痛不堪，而你自己却浑然不觉。当你需要把一切遭际拿出来一一处理的时候，说明你的心中其实是非常在乎这些事，只是你的理念、意念、价值观、人生观不断地帮助你来打理这些遭遇，不断地帮助你来回应这些人生失落、低谷、失败、打击与不幸。从而让你获得足够的超越性。无疑地，苏东坡对道家思想是熟悉的，也是不断以此来作为自己回应现实人生遭际的一把有利的武器。得失荣辱、祸福生死，他都不在力求，一蓑烟雨任平生，这是在遭遇身心的困倦、精神的束缚与困扰之后的顿悟与澈见，回首那个萧瑟处即让自己的人生处于败落、荒芜、痛楚与不幸的那个地方，他忽然感到心灵的真正自由。
苏东坡是一个愤世嫉妒与飘逸旷达集于一身的词人、哲人。这正是因为他在儒家、道家、佛家之间不断游弋、不断转换的结果。他竭力地使它们在自己的头脑里共在而同用。李泽厚准确地指出，在汉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中，就思想、文艺领域说，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互相补充，儒道互补是两千多年来中国思想的一条基本线索。这一点，在苏东坡身上表现得极为突出，成为宋朝以降的一个典型代表。也成为东坡居士以后知识分子的楷模与典范：得意时用儒家思想；失意时用道家思想；无所归依时，用佛教思想。这成为了中国社会知识分子的一个文化-心理模型。
“道家作为儒家的补充与对立面，相反相成地塑造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的世界观、人生观、文化心理结构和艺术理想、审美兴趣上，与儒家一道，起了决定性作用。”李泽厚的这段论述对于我们解构苏东坡的《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提供了一把钥匙。道家提供了一种更纯粹、超越功用的哲理，它能够在人遭受现实挤压与伤害时，提供一个心灵的避难所，虽然是暂时的。在遭遇人生的重大变故时，苏东坡自然地去道家思想里寻求心灵的慰藉，灵魂的安顿，达观坦然、无所畏惧就成为他应对外在遭遇的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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