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真文化是伴随着全真教的产生而发展起来的，全真文化对当时乃至后世文化的诸多方面产生了重大而广泛的影响
一、全真文化对后世画风的影响
中国古代绘画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风格。在五代以前，其艺术风格一直以人物画为主，五代以后，山水、花鸟画逐渐从人物画中独立出来，并逐渐成熟，在宋元两代时达到高峰，逐渐成为中国古代绘画艺术的主流。至元代以后，水墨写意的表现技法则成为主流。元代绘画最突出的成就是把由唐代王维一派兴起的文人画正式确立。这种画风的突变背后，隐藏着的中国艺术美学思维方式和审美趣味上的一系列的重大转变，而之所以会这样，与全真文化的发展和渗透有莫大的关系。
南宋以后，以远山、幽谷、平野、寒江、白云、暮雪、孤松、疏竹、野渡、独钓、小桥、草堂乃至无人之境，则成为绘画中的主要题材。现在流传的许多名为：深塘琴趣、柳溪归牧、寒江独钓、风雨归舟、秋江暝泊……等等山水小品，就明显地表现了这一历史时期的艺术特色。如南宋马远的名作《寒江独钓》，画面上一叶扁舟轻浮于水面上，一个渔翁独自座在船上垂钓。画面四周除了寥寥几笔的微波，几乎全为空白。但作品却突出地表现了江面上一种空旷渺漠、寒意萧条的气氛，从而更加衬托出渔翁凝神贯注于垂钓的神气，也给欣赏者提供了一种广阔而富有诗意的意境。这种画风与全真文化所追求的恬淡空寂的意境，以及内丹修炼所追求的性命双修、形神俱妙的境界和超凡脱世的精神是相通和一致的。
全真文化所倡导的这种超凡脱世的精神，对宋元及其以后的中国艺术家的思想和风格的形成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一时期的艺术，特别是元画，深深地受到了全真道文化的渗透和影响，一直影响和主导了明清两朝乃至近代中国画的发展方向。而“元代四大家”中，有两人(黄公望、倪云林)本身就是全真教徒，信奉全真教义，他们把全真教的教义、教理中所蕴含的哲学思想、价值观念以及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并结合宗教体验，表达在他们的作品中，鲜明地体现了他们的心境和生活情趣。
黄公望，字子久，号大痴道人，精通词曲，性格豪放。专攻山水，其传世作品甚多，其《富春山居图卷》长达两丈，画面描绘富春桐庐山水，江水平静，峰峦起伏，点缀丛林亭舍，疏密相间，吸收董巨披麻皴而更加简括，显示出作者深厚的笔墨功力，是古代山水画中的巨作。其它如《九峰雪霁图》、《快雪时晴图》等亦均为传世之名作。在这四人之中，画境最为幽淡，画品最为飘逸脱俗的，当推倪云林了，倪氏为无锡人，其家为江南富户，亦信奉全真教。元末社会战乱，他疏散家财遁迹于太湖，“扁舟箬笠，往来湖泖间”达二十余年。所画山水主要表现太湖风光，意境清幽而荒寒萧索，带有孤独寂寞的感情色彩。他作画绝少设色，笔墨松秀简淡，极为明清文人画家推崇。传世主要作品有《渔庄秋霁图》、《虞山林壑图》、《容膝斋图》、《幽涧寒松图》等。晚明的书画大家董其昌对他尤为推崇，认为倪氏作品，特别是晚年的作品，登峰造极，到了一种神遇而迹化的境地。在董其昌、黄公望等人看来，倪云林实为得道之人，故能反本还原，和大自然之道融为一体，同一体性。
在这里，画家已不是在画景物，而是在传达一种笔墨之外的意境。到了元代，文人画进入兴盛时期后。画家们的画多以表现“隐居”、“高隐”、“小隐”、“渔隐”为题材，以“出世超脱”、“孤寂淡漠”的态度表达一种士大夫阶层孤傲隐没、空寂幽淡的情感。艺术上提倡“孤隐超脱”、“平淡天真”、“清冷幽淡”、“状难言之景列于目前，含不尽之意溢出画面”的风格，理论上提出“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写心中逸气”等主张。他们擅长萧疏简淡的画法，认为笔法愈简练，气势愈壮阔，景物愈少，意蕴愈深长。若是巨细不遗，于景于物，精雕细刻，就不能“心悦神飞”，既妨碍画家道心的流露又束缚了观赏者的悟性。尤其是南宋以来的画家，大多画风简放，信笔由之，象形草率，一挥而就。由于受这一画风的波及和影响，以宋瓷、元青花为代表的瓷器画发生了重大转变，它不但扩大了瓷器画的表达内容，而且所形成的以写意为主的流派和风格一直延续至今。
总之，全真文化中所蕴含的对自然及人文的认识态度、思维模式及价值观念，直接影响了宋元以后中国艺术家的艺术创作和审美的思维方式，使中国艺术思维在宋元以后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开拓和丰富了艺术的境界，推动了中国艺术在宋元以后走向另一种的繁荣。在这种艺术潮流下产生的元代山水画，特别是其中的文人画，其对笔墨趣味的突出强调，是中国古代绘画艺术的重大发展，也因此获得了独特的审美成就，所以，明清两代的士大夫画家，对他们的作品推崇备至，奉为上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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