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代以幕府为中心的金石著录及金石家交际圈
——以毕沅、阮元、端方幕府为例
文/薛帅杰
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
浙江省书法家协会会员
湖州市书法家协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湖州市吴昌硕研究会副秘书长
摘要
清代金石学兴盛，表现为文人学者对金石的偏好以及对金石的大量著录。然清代金石搜集、金石鉴藏、金石著录并非单枪匹马的个人所为，而是以幕府为中心的幕主、幕宾之集体所为。幕主嗜好金石，引领众多幕宾金石专家一起完成对地方金石、家藏金石的校订著录。同时，幕宾也借此机会，搜集资料，成就自己的金石专著。正因为此，清代金石著录如雨后春笋，大量涌现。当然，在金石著录中，幕主、幕宾、金石家之间相互错综，共同构成了以幕府为中心的金石家交际圈。这个交际圈完成了清代大部分金石资料的搜集、考释、整理、著录，从而实实在在地造就了清代金石学的辉煌。
关键词
清代 幕府 金石著录 金石家 交际圈
提及清代金石学的繁荣，学术界往往笼统地把功劳归结于金石的大量出土、经史实学的风行等。事实上，促使清代金石学繁荣的翔实原因，在于清代幕府好士与清代幕主的金石情结。因为，是清代幕府之幕主把他们对金石的嗜好转化为引领金石幕宾搜集、考释、整理地方金石、家藏金石，并最终转化为浩如烟海的金石著录。而大量的金石著录正是清代金石学兴盛的具体体现。
不仅如此，清代幕府以金石著录为依托，把金石资料归总幕府，把金石专家聚集幕府，为金石家研究、交流与发展搭建了一座平台，并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金石家交际圈。
遗憾的是，学术界在谈及清代金石学兴盛时，很少想到幕府。显然，这对于曾经为金石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幕主、幕宾是不公平的。
清代以幕府为中心的金石著录及金石家交际圈较多，毕沅、阮元、端方作为典型，具有很强的代表性。通过对他们金石事迹方方面面的考释，可以使我们了解清代金石学兴盛的另一个侧面。
一、毕沅幕府金石著录及金石家交际圈
毕沅（1730—1797），字湘蘅，号秋帆，江苏镇洋（今江苏省太仓市）人。历官陕西、河南、山东巡抚，湖广总督。毕沅一生好士，“人有一艺一长，必驰币聘请，唯恐不来，来则厚资给之”［1］。为此，毕沅宦迹所至，均广聘学者、广揽幕宾，于是“一时名儒，多招至幕府”。更甚之，毕府群贤云集，达到了“士之负岌担签，走其门者如鹜。片长薄技周弗甄录，海内慕为登龙”的地步。［2］
毕沅引领这些幕宾顺承“乾隆朝文治极盛，朝士多以学术相尚”之风尚，“校释古籍，续编《通鉴》”，在经学、史学、金石学、地理学等方面做出了卓越的成就。［3］
就金石学而言，毕沅的主要贡献是整修西安碑林，搜集著录《关中金石记》《中州金石记》等。
《关中金石记》是毕沅在任陕西期间整修西安碑林后搜索陕西金石资源而形成的地方金石文献。乾隆三十五年（1770），毕沅擢陕西按察使。乾隆三十六年（1771），毕沅擢陕西布政使。乾隆三十七年（1772），毕沅对陕西境内的断碑残碣、石刻造像等，进行寻访、修葺、保护、记述，重修西安碑林。当然，作为“好著书，铅椠不离手，经史、小学、金石、地理之学，无所不通”［4］的毕沅，自然不会把对碑刻的保护仅仅停留在整修西安碑林之低级层面。面对丰富的陕西碑刻，毕沅“每届辙迹径于邮亭候馆中，咨询、钞撮、考证，披寻于残碑碎碣之间，研索于断简残碣之句”［5］，最终著录了《关中金石记》。
然所谓毕沅的《关中金石记》，并非毕沅一人之功，这部金石著作倾注了毕府金石幕宾的大量心血。孙星衍自述曰：
予始与子进尊甫侍读君及张舍人埙、钱刺史坫依毕中丞于关中节署，访求古刻，中丞手著《关中金石记》，刊行于世。其后移节中州，又成金石书如在关中。［6］
子进为毕沅幕宾严观之字，子进尊甫侍读即严观之父严长明。严长明（1731—1787），字冬有（一作冬友），号道甫，江苏江宁（今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人。官至内阁侍读。严长明尤好金石古刻，所藏金石文字三千卷。毕沅任陕西，严长明居毕沅所，在毕府长达十余年。毕沅让他参与著录《关中金石记》，可谓找对了人。严长明作为金石专家，金石著作有《西安金石志》《知白斋金石类签》《金石文字跋尾》《汉金石例》《五陵金石志》《石迹表》《吴兴石迹表》等。
张埙（生卒不详），字商言，号瘦铜，江苏吴县（今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人。毕沅任陕西，邀其来陕。在陕西，他经常出入西安碑林，借阅珍品、研究碑刻、考释题跋，更游走陕西各县，寻碑探石。他不仅协助毕沅完成了《关中金石记》，且独撰《张氏吉金贞石录》《扶风金石记》《兴平金石志》等金石著作。
钱坫（1744—1806），字献之，号小兰，江苏嘉定（今上海市嘉定区）人，钱大昕之侄。钱坫精训诂，明舆地，尤工小篆。钱坫在毕府，主要是“与严长明、孙星衍、洪亮吉等校订古书，搜罗金石”［7］。他曾协助毕沅编撰《经训堂丛书》《续资治通鉴》。在《关中金石记》成稿过程中，钱坫主要负责校字工作。书成后，钱坫在书后撰跋。此外，钱坫的金石著作《朝邑县志金石》与《关中金石记》存在内在关联，应该是《关中金石记》的前期成果或辅助成果。
孙星衍（1753—1818），字伯渊，号渊如，江苏阳湖（今江苏省常州市）人。他精研金石碑版，工篆、隶、刻印。乾隆四十五年（1780），经钱大昕举荐，孙星衍入西安毕沅幕府。此后，毕沅调任河南，孙氏随从，长达八年之久。在毕府，孙星衍为毕沅校勘古籍、纂修方志、著录金石等，期间参与了《关中金石记》与《中州金石记》的校订、考释。《关中金石记》成书后，孙星衍为《关中金石记》书后撰跋。此外，孙星衍还利用幕府生涯所得金石资源，参编《平津馆读碑记》与《寰宇访碑录》，对后世影响颇大。
据资料显示，幕宾钱泳也参与了《关中金石记》的校订工作。［8］《关中金石记》完稿后，一代儒宗钱大昕为之撰写序言，更为《关中金石记》增添了厚重。
乾隆五十年（1785），毕沅调离陕西，出任河南巡抚。随行幕宾有金石家严长明、钱坫、孙星衍、洪亮吉等。尽管河南与陕西相比，少了西安碑林如此丰厚的金石资源，更没有什么碑林需要毕沅去整修，然毕沅对金石的那份情结一直还在，于是“自关中移节，迄今三载，公暇搜罗金石文字，考其同异，聚而拓之，编为《中州金石记》五卷”［9］。自然，以上金石家依然参与了《中州金石记》的整理。由于严长明、钱坫、孙星衍已在前文述及，不再重复，这里重点说说洪亮吉。
洪亮吉（1746—1809），宇君直，号北江，江苏阳湖（今江苏省常州市）人。曾授翰林院编修，任顺天乡试同考官、贵州学政等职。洪亮吉好游幕，曾在安徽学政朱筠、江宁太守陶易、浙江学政王杰、安徽学政刘权之、四库馆总校孙溶处做幕宾。乾隆四十七年（1782），孙星衍自关中去信致洪亮吉，信中告诉毕沅钦慕之意。于是，洪亮吉离京至陕，毕沅闻讯，倒屣相迎，第二天便延入官署。洪亮吉到毕府时，《关中金石记》已基本完工，他只能在《关中金石记》书后补跋，但《中州金石记》，洪亮吉是全程参与的。
除了《关中金石记》《中州金石记》，毕沅在任湖广总督期间，还欲编《三楚金石记》。此外，毕沅由陕西调任山东巡抚后，欲与时任山东学政的阮元合作，议纂《山左金石志》。后因改调湖广总督未能尽其事。好在，阮元接过毕沅的金石接力棒，最终完成了《山左金石志》的著录。
表面看来，毕沅只是领导金石幕宾编著了几本简单的“金石记”。然事实上，毕沅对金石的贡献是多方面的。首先，毕沅招募众多金石家入府，为金石家的交流提供了场所，并形成了以毕府为中心的金石家交际圈，关于这一点，可以从其金石幕宾的往来中看出大概。毕沅幕府之金石家交际圈并非局限于参编地方金石著作的严长明、张埙、孙星衍、钱坫、钱泳、洪亮吉，而是还包括金石幕宾章学诚、武亿、汪中、徐坚、吴泰来、杨芳灿、严观等。其次，毕沅在引导幕宾完成指定任务的同时，也成就了幕宾自己的金石专著。其中，直接金石成果如吴泰来的《同州府志金石志》、张埙的《兴平县志金石》、钱坫的《朝邑县志金石》、洪亮吉的《登封县金石志》等——以上均是对陕西某一地方金石资源的整理；间接金石成果如钱泳的《写经楼金石目》、张埙的《张氏吉金贞石录》、孙星衍的《寰宇访碑录》等——以上金石著录不同程度地收录了幕主或幕友的金石资源。再者，毕沅所著录的《关中金石记》以其“征引之博，辨析之精，沿波而讨，推十而合一”之新特点立金石著录之“新制”，产生了一定得范式效应。［10］各地幕府纷纷效仿，著录类似的地方金石记蔚然成风。
二、阮元幕府金石著录及金石家交际圈
阮元（1764—1849），字伯元，号芸台，江苏仪征（今江苏省仪征市）人。乾隆五十四年（1789）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提督山东学政、浙江巡抚、江西巡抚、两广总督、云贵总督等。阮元所到之处，均广揽人才，撰述编纂，在经学、方志、金石学、诗词、训诂方面成就突出。他所著书籍多达180余种，引领嘉道文坛，被尊为学界泰斗。
在金石学方面，阮元继承了毕沅的地方金石搜集与著录思想。
（乾隆）五十九年，毕秋帆先生奉命巡抚山东……先生曰：‘吾老矣，且政繁，精力不及此，愿学使者为之也。’元曰：‘诺。’先生遂检《关中》《中州》二志付元，且为商定条例，暨搜访诸事。元于学署池上署‘积古斋’，列志乘图籍，案而求之，得诸拓本千三百余件，较之《关中》《中州》多至三倍，实始为修书之举……元以是书本与先生商订分纂，先生莅楚，虽羽檄纷驰，而邮筒往复，指证颇多。［11］
很明显，《山左金石志》不仅参考了《关中金石记》《中州金石记》之编撰体例，而且在成书过程中得力于毕沅的精心指导。为了编好此书，不负毕沅先生厚望，阮元想尽一切办法，笼络金石人才，搜集金石资源，终于“得佳士百余人录金石千余本”［12］。当时是：
元在山左，卷牍之暇，即事考览，引仁和朱朗斋文藻、钱塘何梦华元锡、偃师武虚谷亿、益都段赤亭松苓为助。兖、济之间，黄小松司马搜辑先已核备，肥城展生员文派家有聂剑光金文泰山金石志稿本，赤亭亦有益都金石志稿。并录之，得副墨。其未见著录者，分遣拓工四出，跋涉千里……捆载以归……曲阜颜运生崇椝、桂未谷馥、钱塘江秬香凤彝、吴江陆直之绳、钜野李退亭伊晋、济宁李铁桥东琪等，皆雅志好古，藏获颇富。各郡守、州牧、县令、学博、生徒之以拓本见投欲编入录者，亦日以聚。旧家藏弆之目录者，如曲阜孔农部尚任、滋阳牛空山运震等，亦可得而稽……故孙渊如观察莅临兖沂曹济，其所藏钟鼎即以入录。［13］
以上资料详实地记录了《山左金石志》成书过程，阮元在《山左金石志》著录中，充当了总编的角色，他利用自己的职权地位与学术声望联络众多金石专家，并说服他们尽出所藏，才成就了大部头的《山左金石志》。资料表明，幕宾朱文藻、何元锡、武亿、段松苓是《山左金石志》编撰的主要负责者。
朱文藻（1735—1806），字映漘，号朗斋，浙江仁和（今浙江省杭州市）人。朱文藻博古通今，于金石能亲手摹写。他曾参加阮元主持的《酋轩录》的著录，所著有《碑录》《余杭碑碣志》等。
何元锡（1766—1829），字梦华，号蜨隐，浙江钱塘（今浙江省杭州市）人。他嗜古成癖，收藏颇富，是金石专家钱大昕之弟子。何元锡随从阮元在山东曲阜访求汉碑、古印。阮元组织编纂了《经籍籑诂》，任命何元锡担任总校。阮元出任浙江，何元锡随从前往，协助著录《两浙金石志》。尽管没有自己的金石专著，但何元锡所编钱大昕《竹汀先生日记钞三卷》，为后人了解钱大昕提供了丰富的史料，所集《丁黄印谱》（丁敬、黄易印谱），为印章保存与印章传承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武亿（1745—1799），字虚谷，号授堂，河南偃师（今河南省偃师市）人。武亿长于考订金石文字，所到之处，往往撰其方志，搜集金石。其金石著作有《读史金石集目》、《金石三跋》十卷、《金石文字续跋》十四卷、《偃师金石记》四卷、《安阳金石录》十三卷等。乾隆五十六年（1791），武亿授山东博山县知县时，为官清廉，为民分忧。后因为不满和珅亲信擅闯博山而为民抱不平，结果遭告发“滥杖平人”，被撤官职。罢官后，武亿以讲学为生，同时潜心研究金石。1794年至1795年，武亿到济南考订山东的金石文字，偶遇山东巡抚阮元，被阮元邀作幕宾，参与《山左金石志》著录工作。
余于甲寅（1794）己卯（1795）间在山东获交于偃师武君虚谷，时武君方落职居历（济南）……余在山左集碑本于小沧浪亭，邀武君校之。武君钩考精博，系以跋语，余所修《山左金石志》中，考证出武君手者三之一，并记之，不敢昧君善也。［14］
这份资料不仅透露出武亿被邀至阮府的经过，而且凸现出武亿在著录《山左金石记》中所立下的汗马功劳。能够用心记录此事，“不敢昧君善”，也突出了阮元的高风亮节。
段松苓（1744—1800），字劲伯，一字赤亭，青州益都县（今山东省青州市）人。段松苓收藏金石，远近闻名。著名学者翁方纲任山东督学时，偏爱金石，所搜石刻，多为段松苓提供。孙星衍举荐段松苓为官，他迷恋金石，力辞不就。正因为此，段松苓被阮元选中，招之幕中，协助著录《山左金石志》。在《山左金石志》著录中，段松苓主要负责益都这一块。正如武亿所言：
今岁春二月，山东督学使者仪征阮公编录此方金石遗文，属益都段君赤亭为之搜采。君既任其事，由泰安抵济宁，又折而南至于临朐沂镇，往返千有余里。所至披榛棘，携拓工，手拓数百纸，及获前人所未及收者又数十本，辇至以归。已而，自出平日所缉乡邦遗刻，录有成书，上之阮公。［15］
可以推断，除了《益都金石记》，段松苓的《山左金志》《山左碑目》均为《山左金石志》相关著作。
▲积古图 清 周瓒
阮元能一呼百应，把众多金石家之宝藏尽收《山左金石志》，显示了阮元金石方面的领袖地位与金石交际的广泛性。
如果说《山左金石志》是在毕沅的引导下完稿的话，那么阮元随后著录的《两浙金石志》则是他独自之功。乾隆六十年（1795），阮元自山左移任浙江，始着手著录《两浙金石志》。幕宾赵魏、何元锡等人与之同行，参与了《两浙金石志》的著录。何元锡已在前文论及，这里主要论述赵魏。
赵魏（1746—1825），字恪生，号晋斋，浙江仁和（今浙江省杭州市）人。赵魏“深于碑版之学”［16］，“博学精于隶古，尤嗜金石之学”［17］。不仅如此，赵魏嗜好收藏，其所藏商、周彝器款识及汉、唐碑本，为天下第一。在山东，赵魏曾帮助阮元校订《山左金石志》，至浙江，阮元邀赵魏一同前往，除了幕友之情外，恐怕也考虑到赵魏的金石才能。所见者愈多，成就者愈广。赵魏在协助阮元完成《两浙金石志》的同时，也成就了《竹崦庵金石录》《华山石刻表》《竹崦庵碑目》等部分篇章。
如果说《山左金石志》《两浙金石志》是阮元综合各方力量，对地方金石文献进行著录的话，那么，《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则是阮元对当时名儒所藏三代金石器物的一次清理。当然，阮元充当的依然是召集金石专家、搜聚三代遗存的角色。
友人之与余同好者，则有江侍御德量、朱右甫为弼、孙观察星衍、赵银台秉冲、翁比部树培、秦太史恩复、宋学博葆醇、钱博士坫、何梦华元锡、江郑堂藩、张解元廷济等，各有藏器，各有拓本，余皆聚之，与余所自藏自拓者，集为钟鼎款识一书……然则聚一时之彝器摹勒为书，实可使一时之器永传不朽，即使吉金零落无存，亦可无憾矣。［18］
能笼络以上金石专家者，恐怕也只有像阮元一样具有身份地位的幕主。
为了更好地审释谬误，阮元把所搜集资料交付“嗜古金文字，且能辨识疑文，稽考古籍国邑大夫之名”的幕宾朱为弼，委托他作为该书的负责人。
画家周瓒曾受阮元之嘱绘《积古图》，所绘三人，中坐为阮元，对坐是朱为弼，阮元后立者为其长子阮长生，其创作背景是壬戌（1802）腊日阮元邀请朱为弼在积古斋与其子赏鉴所藏金石文物。这幅画充分说明阮元对朱为弼金石才能的推崇以及朱为弼在积古斋三代金石考释中所发挥的作用。
实际上，阮元的金石之功远不止这些。阮元有自知之明，他把一生所涉金石之事总结为《金石十事记》，并把以上所论述的三件事列为前三，可见阮元对以上金石事迹之重视。然阮元明白，他的这三件金石事迹倾注了多少人的辛勤汗水。
与毕沅一样，以阮元幕府为中心的金石著录也形成了阮府金石交际圈，圈中之人包括金石幕宾王昶、程瑶田、朱文藻、武亿、赵魏、孙星衍、陈鸿寿、高垲、朱为弼、段松苓、何元锡与友人黄小松、聂剑光、颜崇椝、桂馥、江凤彝、陆绳、李伊晋、李东琪、孔尚任、牛运震、江德量、赵秉冲、翁树培、秦恩复、宋葆醇、钱坫、江藩、张廷济等。
三、端方幕府金石著录及金石家交际圈
端方（1861—1911），字午桥，号匋斋，满族正白旗人。历任工部主事﹑陆军部尚书、湖广总督、两江总督等职。曾赴欧美考察政治，兴办新政，并为清政府开办警察、新式陆军等事宜，还以侍郎衔督办川汉、粤汉铁路。端方承接清代前期幕府好士之风，“昼则接宾客，见僚属，夕则治文书”［19］，府中幕宾云集，其中就有一部分是金石专家。
端方招募金石之士，与他的金石情结息息相关。端方一生嗜好金石，到处收藏青铜器﹑石刻﹑玺印等金石实物，家藏颇丰。
金石之新出者，争以归余，其旧藏于世家右族，余亦次第收罗得之。［20］
海内孤本、精拓、宋元以来名迹，闻风萃漇，悉归储藏。［21］
以上是端方痴迷金石的真实写照，然端方之好古并非仅仅是嗜好使然，更不是心血来潮、附庸风雅。端方是怀抱保存金石、传承文化的高度而认识收藏的。
《隶释》所录，今多不存矣，而得以诵其遗文者，实赖文惠（洪适）是书。是金虽寿，反托梨枣以传也。夫物之有聚而不能无散也，有存而不能无亡也，此数定者也。及今之存且聚，不早为图之，将使古人之事迹、文章自吾身之泯没，可不谓大衰乎？故吾之亟亟于此，非徒徇嗜好也，所以存古人也……金石者，情之所寄，而非情之所止也。［22］
正是心存“情之所寄，而非情之所止”之远见，端方尽出家藏，与幕宾一起鉴赏。“公事既毕，乃麇集朋侪，摩挲金石，评骘书画，考订碑版典籍。”［23］然而，端方深知，要想达到真正的“非情之所止”，就必须“存古人”。而真正能存“存古人”者，莫过于把家藏整理、考证辨识，付之书籍，于是端方“以一人藏石，都录成书”［24］。
端方堪称以私家所藏金石事物著录之第一人。其所收之古碑、残经，大都为前人所未见，后人所未录。在端方的极力督办下，《匋斋吉金录》八卷、《匋斋吉金续录》、《匋斋藏石记》、《匋斋藏印》相继成书。
端方明白，如此富藏，整理成册，并非自己所能，于是广泛延请金石专家，辅助著录。
撰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的《匋斋吉金录》八卷，是端方尽出家藏吉金而开编的第一本金石著录，收录了自商周至六朝、隋唐时期的青铜礼器﹑兵器﹑权量﹑造像等359件。宣统元年（1909），在此基础上又作《匋斋吉金续录》二卷附补遗，再收铜器88件。
在吉金著录中，幕宾李葆恂、郝万亮、陈庆年、黄君复、黄廷荣参与了相关工作。
李葆恂（1859—1915），字宝卿，号文石，直隶易县（今河北省易县）人。他而立之年即以精鉴赏名闻京城，“金石、摹刻，法书名画，别其真赝，等差其优劣，独具神解”［25］。端方器重他的鉴赏才能，招入府中，延为上宾。李葆恂果然不负所望，前后为端方所藏金石书画“题跋三百篇”。端方对其十分信任，“搜求金石，非经守敬及义州李葆恂审定，则不敢信”［26］，更推崇其为“钱竹汀后一人也”［27］。
关于郝万亮、黄君复，我们没有找到相关资料。关于陈庆年，依稀发现一些他为端方所藏金石书画的题跋，更多的是他与端方其他方面的往来。
黄廷荣（1879—1953），黄士陵之子。黄士陵乃端方的重要幕僚之一，黄廷荣参与《匋斋吉金录》的著录，应得力于父亲之引荐。黄廷荣的工作主要是发挥其绘图才能，绘拓金石器物。
《匋斋藏石记》是另外一部专门记载端方所藏石刻实物的专辑。《匋斋藏石记》四十四卷，共计628件碑刻，年代自汉至元，范围广于全国各地，形式不仅有古碑、造像、石经、墓志铭，还有泉范、塔记、井栏、田券、造像记等。李祥记载曰：
光绪丁未，余以江阴缪艺风、合肥蒯礼卿两君，荐之两江制府端尚书，充江楚编译官书局帮总纂。时实无书可纂，支官钱，治私书，即《匋斋藏石记》是也。总纂本属艺风，渠方为匋斋辨《消夏记》，论列书画，不暇兼顾。荐临桂况周仪领之。［28］
显然，初期参与《匋斋藏石记》的有三位，即李详、蒯光典（礼卿）、况周颐。不过，在该书编撰过程中出现过一出闹剧。汪国垣（1887—1966）在《光宣以来诗坛旁记》中记录如下：
况择拓本无首尾及漫漶不辨字迹者，悉以属审言。而又时时探刺释文何若，将以抵戏送难。顾审言于王述庵、钱竹汀、阮芸台、翁正三、武虚谷之书，精研有素，况无以中也。况氏既负才，性复乖僻。时蒯颇右审言而诋况，每见匋斋，辄言况氏之短。一日匋斋召饮，蒯又语侵况，匋斋若不闻者。会督府议裁员，况名已在被裁之列。见者佥曰：‘活该饿死。’蒯又以语端，谓不直其人多矣。匋斋太息曰：‘我亦知夔笙必将饿死，但端方一日在，决不容坐视其饿死。’乃取笔抹去况名，并书打油诗以慰之，有‘纵裁裁不到词人’之句。况氏为之感泣。于是况李二氏构怨深矣。及匋斋于宣统三年十月初八日被杀于资州，事闻，审言适于案头骤睹新刻《匋斋藏石记》印本，为赋三绝以哀之……第一首言曩时在南京红纸廊修书之事，今则因府主已逝，不胜存没之感。第二首言己之脱略，非疏于礼数，实以况嫉忌之故，然《藏石记》固多出于己也。第三首言况氏传端命以傲己，今则蜀魂难返，而况氏固?然尚在人间也。此一段故实，世人间有知之而不能详，遂备记之。［29］
汪国垣的旁记折射出诸多信息：其一，李祥的金石才能及其为《匋斋藏石记》所做的巨大贡献；其二，况周颐的诗才及端方对况周颐的照应；其三，幕宾相轻、争风吃醋的幕府斗争。
李详（1859—1931），字审言，江苏兴化（今江苏省兴化市）人。他是明代状元宰相李春芳八世孙，“扬州学派”后期代表人物。李详在骈文、方志、金石、目录等方面均有显著成就，被学人誉为“国学大师”。李祥在金石方面下过功夫，对于当时之金石著录也颇有研究，正所谓“昔观王述庵侍郎《金石萃编》，悉其条理。又素习钱少詹、阮文达两集”。对于《匋斋藏石记》，他能够对“无首尾及漫漶不辨字迹者”辨疑补缺。他“目耗精销于此书”，“经余（李祥）编者，凡一百六十余种”。可见，“《藏石记》固多出于己（李祥）”是真真切切。也正因为此，李祥撰写了《分撰匋斋臧石记释文题记》，以示自己的金石功绩。［30］
况周颐（1859—1926），原名周仪，字夔笙，号蕙风，广西临桂（今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人。他的主要成就在词体，为晚清四大家之一，其词与王国维齐名。在金石方面，除参与《匋斋藏石记》编撰外，也零星地为端方所藏金石书画鉴定、题跋。此外有《万邑西南山石刻记》问世。
尽管在《匋斋藏石记》中，缪荃孙因某种原因未能担当总纂，但缪荃孙在金石学方面的成就不得不提。
缪荃孙（1844—1919），字筱山，晚号艺风老人，江苏江阴（今江苏省江阴市）人。曾任翰林院、国史馆编修，江阴南菁书院、济南泺源书院、江宁钟山书院讲席。他是江南图书馆和京师图书馆的创建者之一。在金石学方面，缪荃孙精于金石碑帖，又以收藏金石出名。年轻时，“每逢阴崖、古洞、破庙、故城，怀笔舐墨，详悉纪录，或手自椎拓，虽极危险之境，甘之如饴”［31］。在京师，为了搜集拓片，曾“典衣质物而悉收之”。在江宁钟山书院，他委托江宁拓碑高手聂明山为其拓江宁、句容、溧水、太平、当涂、潜山、桐城、常熟、松江、太仓等各地碑刻。更甚者，为了金石，他不惜卖田买碑，重金购得南汇沈均初家拓本三千余种。光绪三十三年（1907），缪荃孙应两江总督端方之聘，在南京创办江南图书馆（现为南京图书馆古籍部），担任总办。其间，说服端方筹措七万三千银元，把日本人觊觎已久的钱塘丁丙八千卷楼的藏书四十万卷，收入江南图书馆，避免了这批珍贵古籍流落海外的厄运。
缪荃孙作为金石保存的守望者，自然是研究碑刻的专家。《续碑传集》、《艺风堂金石文字目》十八卷、《江西金石目》、《金石录札记》（今存碑目一卷）、《集古录目金石目》十卷等著作，显示了他在金石方面的卓越成就。
至于蒯光典（1857—1910），虽参与了《匋斋藏石记》的编撰，但在端方所藏金石书画中，少见蒯光典题跋，也没有见到其在金石方面的著录。
此外，龚锡龄也参与了《匋斋藏石记》的跋录工作，现存端方的大量碑石的题跋证明了这一点。端方经常与龚锡龄等幕宾谈论该书的编撰工作，“良宵雅坐，时亦商榷，是非稽合同异，凡二三月辄自为一跋令录文后，或易旧稿，或出新制，走伻授简，喘汗相属，盖公政事之余，勤勤著述概如此尔”［32］。《匋斋藏石记》完稿后，龚锡龄为之撰序。
同样，在端方著录家藏金石实物的过程中，也形成了庞大的金石家交际圈，圈中之人除直接参与金石著录的幕宾李葆恂、郝万亮、陈庆年、黄君复、黄廷荣、李详、蒯光典、况周颐、龚锡龄等，还包括缪荃孙、杨守敬、劳乃宣、刘师培、孙澂、黄士陵、王崇烈、杨忠羲、蒋楷、管琳等。
四、结语
从地方碑刻的搜集到家藏金石的整理，从早期的简单记录到后来的图文并茂，清代大部分金石著录在以幕府为阵地、以幕主为引导、以幕宾为主力中完成。
当然，清代金石著录的幕府中心远不止毕沅、阮元、端方幕府三家。翁方纲幕府著录的《两汉金石记》《粤东金石略》、谢启昆幕府著录的《粤西金石略》、张之洞幕府著录的《广雅堂论金石札》、胡聘之幕府著录的《山右石刻丛编》等等，都是清代以幕府为中心的直接金石成果。这些金石著录或多或少都包含着幕宾的辛苦与汗水，然而因为幕宾的特殊身份，使得这些有功之臣成了幕后英雄，鲜为人知。
实际上，清代幕主嗜好金石、收藏金石、考释金石的结果，并非仅仅局限于幕府所编的几本金石著作，而是为金石研究、金石交流、金石家交际圈的形成搭建了一个发展的、动态的平台。幕主之间的金石往来、幕宾金石家的变迁，都使得这个平台交相错落，充满凝聚力。凭借这个平台，很多金石学家搜集到了独撰金石著作的原始资料，并最终转化为浩如烟海的金石著作。这些著作既包括为幕主著录地方金石而形成的相关郡县金石志，也包括大部头的诸如《寰宇访碑录》《金石萃编》等。如果这些大部头的金石著作的作者没有幕府的经历，凭借一个人或者几个人的力量，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够搜集到如此丰富的金石资源的，更不用说考释这些金石了。
因此，有充足的理由说明，是清代幕府嗜好金石之风实实在在地推动了清代金石学的兴盛，是清代幕府嗜好金石之风成就了浩如烟海的清代金石著作，更是清代幕府把金石专家凝聚在一起，形成了清代金石家交际圈。
注释
［1］（清）洪亮吉：《书毕宫保遗事》，《更生斋文甲集》卷四，清道光丁未（1847）重刊本。
［2］（清）史善长：《弇山毕公年谱》，陈祖武选、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影印室辑《乾嘉名儒年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版。
［3］徐世昌：《兰泉学案》，《清儒学案小传》卷九，明文书局1985年版。
［4］（清）佚名：《啁啾漫记·毕秋帆制军轶事》，李春光纂《清代名人轶事辑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
［5］（清）毕沅：《名山》，《关中金石记》卷七，清道光丁未（1847）重刊本。
［6］（清）孙星衍：《湖北金石诗序》，严观撰《湖北金石诗》，中华书局1985年版。
［7］（清）叶衍兰、叶恭绰：《钱坫》，《清代学者像传》第一集，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278页。
［8］（清）胡源、（清）褚逢椿：《梅溪先生年谱》，陈祖武选、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影印室辑《乾嘉名儒年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版。
［9］同［2］。
［10］（清）钱大昕：《关中金石记序》，毕沅撰《关中金石记》，中华书局1985 年版。
［11］（清）阮元：《山左金石志序》，《揅经室集》，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638页。
［12］（清）阮元：《小沧浪笔谈序》，《茗香诗论·小沧浪笔谈》，中华书局1985年版。
［13］同［11］。
［14］（清）阮元：《武虚谷君遗事记》，《授堂遗书》，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版。
［15］（清）武亿：《益都金石记序》，《历代石刻史料汇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版。
［16］（清）张廷济：《清仪阁题跋》，卢辅圣主编《中国书画全书》第十一册，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版。
［17］（清）阮元：《移花日》，《定香亭笔谈》卷二，中华书局1985年版。
［18］（清）阮元：《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序》，《揅经室集》，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636页。
［19］（清）端方：《匋斋藏石记序》，《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905册，清宣统元年（1909）石印本。
［20］龚锡龄：《匋斋藏石记序》，《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905册，清宣统元年（1909）石印本。
［21］吴庆坻：《端总督传》，《端忠敏公奏稿》，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影印本。
［22］同［20］。
［23］劳乃宣：《端忠敏公奏稿序》，《桐乡劳先生遗稿》卷二，1927年桐乡卢氏校刊本。
［24］同上。
［25］陈三立：《义州李君墓表》，《散原精舍文集》卷十一，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55页。
［26］陈衍：《杨守敬传》，《陈石遗集》上，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58页。
［27］同［25］。
［28］李祥：《分撰匋斋臧石记释文题记》，《李审言文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369页。
［29］汪辟疆：《李详与蒯光典、况周颐》，《光宣以来诗坛旁记》，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78页。
［30］同［28］，第1369、1370页。
［31］缪荃孙：《艺风堂所藏金石文字目自序》，《艺风堂所藏金石文字目》，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刊本。
［32］宋路霞：《总督轶事》，《百年收藏：20世纪中国民间收藏风云录》，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责任编辑：陈心怡、陈 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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