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最近开始和伙伴一起共学弗莱雷，我一边在读弗莱雷的书，一边也把书里那些接触过的东西做一个梳理。
这份书摘里先是摘录了《受壓迫者教育學》译序里边关于弗莱雷思想受到精神分析学者和马克思主义影响的部分，对应地摘录了弗洛姆在《存在的艺术》中对觉悟/觉醒、马克思与弗洛伊德还有“占有”相关的论述。
我将译序中的繁体转化为了简体，并把提到的学者换成了大陆译名；摘录内容全部的加粗/标红由我所加，仅代表我个人的强调，但并不一定代表我的观点；为了适应微信上阅读的习惯，我对分段做了一些处理，也仅代表我个人的理解。
弗莱雷在压迫心理学上的分析，主要受到了一些精神分析学者——如弗洛伊德（S. Freud）、荣格（C. Jung）、阿德勒（A.Alder）、弗洛姆（E. Fromm）及法农（F. Fanon）等人的影响。弗莱雷相信教育能够抵消压迫心理的影响，改进人类处境，并且对于人类的存有志业带来贡献。其中特别是在左派弗洛伊德学说所提供的影响上。此派学说主要是对于弗洛伊德所提出的心理分析学说进行了社会性的修正，其认为弗洛伊德的理论固然有助于洞察人的本质总是受到道德要求与社会期望的潜意识影响，但仍不能据此改变社会结构与价值，反而会试图借由精神治疗方式来帮助个人适应既有社会体制。左派的弗洛伊德学者进而认为，精神分析的目的应在是在建构一个平等、自由与没有人性压抑的社会，而不是在使个人重新适应社会。弗莱雷采取了左派弗洛伊德的的看法，尝试透过精神分析来解释民众虽然明知自己利益所在，却仍不能以实践来争取己利，因而主张透过对话来发展出“觉醒”，造成个人的解放，进而透过民众的实践，达成社会结构的改革与人性的解放。另外在早期的法兰克福学派的影响方面，主要影响弗莱雷则是弗洛姆及马尔库塞（H. Marcuse）的学说。弗洛姆的“为己存有”的观念常被弗莱雷引用为评价农民生活是否合乎人性的主要依据，而弗洛姆的“拥有或存有”（to have or to be）的观点也常为弗莱雷所使用。弗莱雷有时也会引用马尔库塞的观点来批判巴西的压迫者将技术与科学合法化为其压迫的工作，使人民在科技理性的支配下，逐渐失去了表达自己情感与反省的能力，并将自己物化。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方面，虽然马克思本人对于教育的作用似乎颇为怀疑，但马克思在解释人类社会发展现象时所使用的论点，往往却成为弗莱雷解释巴西当时社会现实、文化发展的基础。例如弗莱雷会从阶级压迫的观点来说明宰制精英对于受压迫者大众的操控与侵害，并将受压迫者所接受的教育视为统治阶级塑造意识形态的工作，他在作品中常常使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包括假意识（false consciousness）、异化（alienation）、宰制（domination）、压迫（oppression）、阶级斗争（class struggle）、文化革命（cultural revolution）等，这些都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对于弗莱雷的启发。而在当代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中，葛兰西（A.Gramsci）是较常为人所注意到且常为弗莱雷所引用的学者。……工业社会发展至新阶段，马克思和弗洛伊德提出了具有深远影响的批判理论。马克思揭示了历史的推动力以及社会历史演进中的冲突，而弗洛伊德则揭露了人的内心冲突。……弗洛伊德和马克思的批判性分析是一种观念在两个不同方面的表达，这种判断是基于以下关键考虑。“觉悟”不仅仅是指揭示内心冲突，也指揭示社会生活中被遮蔽的冲突。由于个人是社会的一部分，也就不能设想他独立于社会结构之外，有关社会现实的错觉会影响他进行清晰思考，因此也会阻碍他摆脱有关自己的错觉。所谓看的能力，也意味着有看不到的地方。人类的思维是单向的：相信自己可以窥视内心，对外部世界却很盲目，这就好像烛光只能照亮一个方向，而不是所有方向。烛光就是可以透过表面、揭示内里的批判力。人类历史上有很多事例可以说明人是能够挣脱错觉的枷锁，从而透过现象看清本质。我这里指的不仅是“伟人”，更指普通人，可以蓦然间抖落蒙蔽双眼的错觉，并开始观察世界。……一个人能否在世界上牢牢立足，取决于他认识现实的准确度。对现实的认识越不准确，人越会感到丧失方向，越没有安全感，因此需要寻求偶像，通过依赖偶像来找到安全感。相反，如果认识越准确，他就越独立，越能自主。人就像安泰，通过接触大地母亲获得能量，他的敌人唯有把他举到空中，妨碍他补充体力，才能把他杀死。有不少人认为如果能够洞察潜在冲突的能力也可提出建设性的对策，从而获得更高福祉，那么“觉悟”是有用的。马克思就是这样，认为如果工人阶级能意识到自身处境，如果他们能摆脱幻想，就可能会建立一个不需要任何幻想来维系的社会（是能够的，因为历史条件已经成熟）。弗洛伊德相信洞悉意识和潜意识之间的潜藏冲突可以治疗神经疾病。但是，如果冲突不能得到解决呢？如果得知真相令人痛苦，又无助于改变现实，继续生活在错觉中是不是更好呢？如果正如马克思和弗洛伊德所说，宗教教义只是一种幻想，那么它是否是人类生存所必需的？如果他放弃了这种幻想，却深感绝望：发现社会秩序难以更人性化，难以取得真正的个人幸福，那将会发生什么呢？或者，如果一个虐待狂意识他痛苦的根源，因一些可能的理由，他也知道自己无法改变，那么是不是不如不知道真相，继续相信自己再正常不过？谁勇于回答这些问题呢？乍一看，任何人都没必要受苦，这是个充足的理由，支持不必把人从其种种错觉中解放出来的观点。然而，我仍不禁对这个答案有一些疑虑。这和是否应该告诉病人他得了绝症不是很像吗？难道应该剥夺他最后一次面对生命的机会？难道不该告诉他真相，让他集聚所有他还没有调动的内在力量，克服恐惧，让内心宁静、充满力量？这是人们一直在讨论的问题，在我看来，最用心的观察者将拒绝教条地选择某种解决方案。他们会认为解决方案的选择取决于病人的个性，只有首先尝试衡量该病人内心实际和潜在的力量，并了解他最深的、往往不曾表达出来的愿望以后才能加以判断。对我来说，把任何教条式的话强加于他，并理所当然认为那必然是对他“最有益”，未免不太人道。首先，问题本身有纯抽象的一部分，因此这是一个错误的问题；对于那些无法接受幻想破灭也无积极对策的大多数个体以及社会阶层来说，他们不会倾听和理解，即便批判式思想家以天使般的声音说话也无效用。这样的例子很多，无需详细列举。但是毕竟还有愿意试着接受真相的人。他们保持幻想就一定能生存得更好吗？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记住了解真相有一种解放的作用；它能释放能量，去除思维迷雾。如此的结果是一个人更加独立，更加自主，更加具有生命力。一个人也许充分意识到现实没有什么可以改变，但他努力活了一世，作为人死去——而不是羊。如果回避痛苦和追求舒适是最高价值，那么错觉的确比真相更可取。但是，从另一角度看，如果我们认为在任何时候，每个人都生来具有成为一个健全人的潜力，而且机会只有一次，死亡会终止一切，那么摆脱错觉就极为关键，那关系到是否能够真正实现自我。此外，真相了解越多，越有可能尽早做出改变——在社会层面以及个人生活层面，而不是像通常那样，一味等待，等得思维、勇气和意志都萎缩了，错失改变的机会。因此可以得出结论：想真正实现自我，最关键的一步就是提升觉悟力，以及批判式、置疑式思维。这无关智力高低、教育程度或年龄大小，而是品格问题，更确切地说，是面对各路无理权威和偶像，个人能够取得何种程度的独立。一旦一个人意识到不服从（是指内心的不服从，不一定是挑衅、教条式的不服从）的重要性，他将会对服从的细小迹象非常敏感，会看穿进行粉饰的理由，会去实践他的勇气，他将会发现，一旦意识到问题及其重要意义，自己就会去尝试回答，寻求方方面面的解答。这和其他事情是相同的：只有当一个人感到问题之迫切，关乎生死存亡时，才能寻求问题的答案。如果一切都无关紧要，一个人的推理以及批判能力处于低水平的活跃状态，观察能力也得不到发展。既然我们听到的大部分信息要么虚假，要么半真实半扭曲，既然我们在报纸上读到大量被当成事实的曲解，那么最好是持怀疑态度，先假设我们听到的是谎言或对事实的歪曲。如果这听起来太冷酷、太愤世嫉俗，我可以做些补充，不能仅从字面上理解，我想强调的是这种做法比一开始就相信人们说的是真话，最后证明是假话更有益。换言之，我关注的是话语的真假，而不是在强调谁是骗子，这样我的建议听起来可能就没有那么厌世。如果大多数人承认自己在说谎，形势就简单了，尽管人们难以接受，事实却是，那些说假话或半真半假话的人相信自己说的是真话，或者至少在说话时说服自己相信这一点。深受资产阶级唯物哲学影响的弗洛伊德无法设想心灵的力量可以激励人，除非它同时可被识别为一种生理机能；“力比多”是可结合这两种特征的唯一力量。于是“力比多和自我的冲突是中心冲突”就成为一个必要的假设，使弗洛伊德能以“可表达的”术语来表述重要发现。从力比多理论的束缚中解脱出来，精神分析的本质可以被定义为发现了人的内在互相冲突的倾向所具有的重要作用；发现了“抵抗”，抗拒意识到这些冲突；发现了“合理化”，显得表面上并无冲突；发现了意识到冲突可产生的释放效应以及尚未意识到的冲突会成为致病因。弗洛伊德不仅发现了这些基本原则，而且是制定具体方法来研究受压抑者的第一人：分析梦境、症状以及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性冲动和自我及超我之间的冲突只占一小部分，不能意识到冲突，无法有效应对，是很多人面临的关键问题。弗洛伊德的历史意义不在于发现了压抑性冲动引起的后果。在他的时代，这是一个大胆的论断，但是如果仅仅如此，弗洛伊德不会有如今这样的影响力。这种巨大的影响力要归因于他摧毁了传统观念，即认为人的思维和存在是一致的，他撕裂了虚伪；归因于他的理论是批判性的，质疑所有显明的想法、意图和道德，并展示了它们往往只不过是隐藏内心真实的表现。如果有人试图以我刚刚归纳的来解释弗洛伊德理论的意义，那么不难设想，精神分析的功能超越了狭窄的治疗范围，通过意识到受压抑的冲突，可以达到内心的解放。我们在这里讨论的不是作为治疗法的精神分析，而是一种新功能，我称之为转移治疗分析法。它可以从治疗性分析开始，症状治愈但并不停止，超越治疗的目的；或者可以设定一个非治疗性目标，并没有显著的心理、病理问题需要解决。关键在于超越让病人恢复“正常”这一目标；就弗洛伊德的治疗师身份而言，这不在他考虑范围，但也并非像人们认为的那样是完全无关的。他的治疗目标是将病人调整到“正常”运作状态（“能够工作和爱”），但他伟大的抱负并不在治疗领域，而是要创造一场启蒙运动，启蒙最终应使人意识到并约束澎湃的激情。这种抱负如此强烈，以至弗洛伊德看起来常常像一个政治领袖，用“运动”来征服世界，而不是作为一个科学家来征服世界。超越治疗法的目标是通过充分的自我意识来达到自我解放；获取幸福，获取独立自主；具有爱的能力；具有批判思维，破除幻想；去生存，而不是占有。“人本主义”精神分析对弗洛伊德的理论进行了部分修订，特别是力比多理论，因为这一基底对于理解人类而言太狭窄。与视性欲和家庭为中心不同，人本主义精神分析理论认为人类生存的具体境遇和社会结构更关键，激励人类的激情本质上不是天生的本能，而是人类的“第二天性”，是由自然环境和社会条件相互作用形成的。在此，还需要加上一个限定条件，即寻求尽可能充分地实现自我的人也可能有神经症状，因此也需要分析疗法。也就是说，一个没有被完全异化、仍保持敏感知觉、没有失去尊严感、尚未被“出售”、对别人遭受的痛苦感同身受、还没有完全按占有物品多少来衡量生命价值的人——简言之，如果他仍是一个人，而非一件物品时，这个人就会有孤独感、无力感，与现今社会有隔离感。正因为清醒，他才不禁怀疑自己和自己的信念。他不禁感到痛苦，尽管他可以体验喜悦和明晰的瞬间，而这些是他“正常”的同代人体会不到的。得神经症也不令人意外，因为这个健全的人生活在一个疯狂的社会，而不是以前那种一个病态的人试图让自己适应一个病态的社会所引发的神经症。在对他做进一步分析的过程中，也就是说，在更加独立更加自主的过程中，他的神经质症状会自愈。说到底，各种神经症的发生都意味着一个人没能解开存在之谜。接受和占有阶段是人类发展最早阶段之一，他的这一发现更具重大意义。在生命的最初几年，婴儿无法照顾自己，不能凭借自己的努力并按照自己的期望塑造周围的世界。他们被迫接受、抢夺，或拥有，因为他们自己还不能谋生。因此，占有在孩子的发展过程中是必要的过渡阶段。但是，如果占有倾向在成年时仍然占主导地位，这表明他没有实现充分发展的目标，去进行创造，仍停留在占有阶段。与其他倾向一样，本该出现在早期发展阶段，在成年后依然如此就成了病态。占有倾向是建立在生产能力减少的基础上。这种减少可能涉及很多因素。所谓生产力，我所理解的是自由、积极地实现能力，而不是出于本能或强迫性。在这里将不作详细讨论。简言之，我们必须在个人和社会两方面寻找原因，比如早期恐吓、缺乏激励、过度呵护。会引发一连串的后果，占有倾向及其满足会削弱努力，最终将削弱发展能力。一个人拥有的越多，积极的努力对他就越缺乏吸引力。占有和内心的懒惰最终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并彼此加强。无生命物体，像金钱、土地、饰品，它们不会和主人对抗。唯一的对抗可能来自那些威胁生命安全和财产安全的社会和政治力量。这种安全最重要的保障是法律（国家保障其实施）。对内心的安全感建立在占有上的人来说，他们必然会持保守态度，反对减少国家强制力。对于那些把安全感寄托于有生命的，尤其是人类，情况就更加复杂了。他们也依赖于国家的强制力，但他们也面临着来自人的阻力，将成为一个可以拥有、可以控制的东西。这种说法可能会受到质疑：有人会指出事实，即数以百万计的人对被统治感到满意，其实，他们更喜欢限制自由。在《逃避自由》（1941）这本书里，我试图解释“自由的恐惧”和不自由的诱惑。但明显的矛盾是不可解决的。自由但不安全对那些没有勇气去冒险的人是可怕的。如果控制表现得不像控制，如果控制者具有好父亲的特质，如果他觉得他是受引导的孩子，他会愿意放弃他的自由。但如果不使用这种伪装，占有的对象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他的第一反应是以各种形式和各种手段进行反抗。孩子以无可奈何的方式抵抗：破坏和阻挠，更确切地说，他的武器是尿床、不排便、发脾气，等等。无依无靠的阶层有时会用破坏或效率低下来抵抗，或如历史表明，往往直接反叛和革命，这是发展诞生的阵痛。无论对统治以何种形式反抗，它对控制者都有着深刻的影响。他必将愈发努力地控制别人，愈发受性欲驱使。企图占有他人会导致虐待狂倾向，一种最丑陋的，最变态的激情。“我拥有我自己”是指我被自己充满，我就是我拥有的，我拥有的就是我。这种类型的人的真实代表是自恋者。他心中只有自己，他把整个世界变成他占有的东西。他对自己以外的任何人或任何东西毫无兴趣，除了那些被他纳入财产范围的物品。如果作为一个人，而不是作为一种工具的“幸福”是一个人努力的最高目标，有两种方法尤其可以实现这一目标：那就是突破自恋以及突破人类生存的产权结构。这比意识到自恋要简单得多，因为一个人的判断很少扭曲，可以更容易地意识到事实，因为它不太容易隐藏。当然，承认一个人以自我为中心是克服它的必要条件，但这绝对不够。第二步是探究占有倾向的根源所在，如无力感、恐惧生活和不确定感、不信任他人等盘根错节的原因，想把它们连根拔起往往不大可能。意识到这些根源也不足以铲除它们。必须同时在实践中加以改变，首先是松开自私的双手。我们必须学会放弃一些东西，去分享，并克服产生的焦虑。同时会发现想到失去财物（自我意识的支撑），失去自我的恐惧也会增强。这意味着不仅放弃一些财产，更重要的是放弃一些习惯、习惯的想法、习惯的状态，甚至是你经常使用的短语，以及其他人对自己的印象（或希望他们有的或试图产生的）；也就是说，必须在生活的各个领域尝试改变，从早餐习惯到性行为。在这个过程中，会引起焦虑，但是一旦克服焦虑，信心就会增强，看似不可能的做到了探索的欲望也会增强。这个过程必须伴随着尝试走出去并面对他人。什么意思呢？付诸文字表达很简单。之一就是我们的注意力要关注他人、自然世界、思维、艺术、社会和政治事件。“有兴趣”的字面意思来自拉丁词“inter esse”，意思是“在其中”或“去那儿”，而不是囚禁自己。类似一个人先看到一个游泳池，然后描述它。他从外观着手，描述得很准确，但并没有对它有多大“兴趣”。但是，当他跳进泳池，浑身湿透，描述泳池时，就会以不同口吻、不同立场来描述它。现在，他和游泳池之间已不是对立双方（虽然也并不相同）。兴趣的延伸意味着是身临其境，而不是一直做一个局外人或一个旁观者，和他所看到的完全分离的人。如果一个人有意志和决心和他的自恋自私决裂，有勇气忍受间歇性的焦虑，他就会经历初次瞥见喜悦和力量。只有此时，一个新的决定性因素会进入这个动态的过程中。这一新的体验成为他继续追随绘制的蓝图前进的决定性动机。到那时，他的不满足感以及各种合理考虑都是引导他前进的动力。但是，这些考虑不会总是跟随着他。它们会失去力量，如果没有新的因素进入，即经历幸福，哪怕是短暂、微不足道的，也会超越以往经历的一切，成为继续前进的最大动力，人也会从中不断汲取力量。再总结一次：意识、意志、实践、忍受恐惧和新的经历，这些对个人成功的转变都是必要的。在某一点上，内在力量的能量和方向发生了变化，个人的认同感也会改变。重占有的人的座右铭是“我即物我”，突破自我后是“我即我行”（非异化的活动），或者简单地说，“我就是我”。译文 | 解放心理学与行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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