疗遇（healing encountering）是一个社会过程。个体解放不能凭空发生，它一定涉及到某种叙说和对话。而社会也不是由原子化的个体组成的，孤立的自我疗愈并没有社会变革的意味。所以，需要有一个空间使得叙说、对话、疗遇和解放成为可能。这个空间、容器和舞台，便是团体（group）。
团体方法（group work）和团体治疗（group therapy）的早期历史可以追溯到20世纪四十年代出现的训练团体（T-Group）(亚隆2005:317)。T-Group又称Sensitivity Training Group或Human Relation Laboratories，参与者可以通过与他人的互动，观察自己在团体中的行为，并接受其他成员对自己行为做出的反馈，以此探索自我与团体过程(Hisa 2020:86-87)。T-Group的想法来源于团体动力和行动研究的开创者Kurt Lewin，即通过团体成员在团体的经验学习如何了解团体动力的现象(夏林清2020:86)。T-Group所强调的人际学习，使人们产生了改变大规模官僚组织的欲望，但后来人们越来越强调人际互动，因此偏离了改进组织功能的角色，与勒温的行动研究和社会改变取向背道而驰(夏林清2020:88)。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这与人本主义和精神分析学派的临床工作者大量开展团体工作并且对大众有极大的影响力不无关系 (夏林清2020:88, 亚隆2005:317)。这时候会心团体（encounter group）的称呼逐渐取代了T-Group，团体更加看重此时此地，而不再讨论个人历史与外部事件 (亚隆2005:317)。后来，人们再度强调起改变大规模制度的重要性，产生了组织发展（organisation development, OD）的模式，帮助组织使其功能更有效、个人成为更有效的组织成员(夏林清2020:89)。如此一来，T-Group虽然成功地与商业团体合作，却不再为社会中受压迫的、发展不利的个人与群体服务(夏林清2020:89)。团体方法便落到了Arnstein意义上的治疗层次。Jacob L. Moreno是心理剧和社会剧的创始人，也被很多人认为是团体治疗一词的提出者。“心理剧由一个工作坊或治疗性团体组成，其目的是借当时的场景而让压抑的情绪涌现，由向他人叙述自己深刻情绪而使自己的情感得以抒发，同时使其获得新的行为模式。”(夏林清2020:108)夏林清老师的定义可能在其它心理剧实践者眼中有些许偏颇，但她对如今心理剧的“商业化”有着深刻的认识。Moreno要心理工作者探测的是“在社会现象尚未涌现转成心理的、社会的、人类学的或经济的现象之前的一个社会现象的深层面”，这是“人民的，被人民创发的、为人民的社会学；这一公理被应用到社会研究自身（social research itself）上。这是行动中全体参与的公理（Rule of universal participation in action）……，它恰似朝向未来的一真诚的社会实验方法。”(夏林清2012:238)。Zerka T. Moreno认为，莫雷诺将社会计量学当成是一把可以覆盖他所有其它工作的大伞，他的想法是通过行动的社会计量学来最大限度地重构社会（Landy 2012:121）。因此，“近年来以各种形式传播开来，且业已商品化的心理剧开山鼻祖Moreno的原初创发概念与方法，正是一种推进社会实验的行动探测方法，而不是套装模式的传销式置入”(夏林清2012:237)。在夏林清看来，“以如何有利于特定对象的学习，由社会群体问题处境、生活困境与身体困顿的转变的考量点来设计介入方法，开展一场参与变革与共同学习的实验就是'团体方法’。”不论是团体动力、心理剧与身体工作，对行动科学与专业实践的学习，都是夏林清在台湾结构处境中所谋求进路的他山之石。在很多时候，我们都去脉络化地使用各类的团体方法。譬如我们常常会在小组的开始使用肢体活动作为热身，我们背后的期待往往是“用肢体活动来转移团体过程初期会有的紧张或焦虑气氛”（Hisa 2020:54）。这时，一方面是肢体活动被机械化地使用了，背后让身体去机械化或是更有表达性的意涵退居幕后；另一方面则是参与者有意义的紧张和焦虑被忽略了，只是被视作小组进程中的阻碍。这自然不单纯是个体上进与否的问题，就像创伤研究早先的间歇性失忆和T-Group的没落一样，有着社会历史的大背景。但不论是个体解放还是社会变革都不是单一个体或是团体的力量所能支撑的。正因如此，我们才要积极地促成不同脉络之间的对话，继承来自前人的遗产。其中也包括来自于我们这片土地、这个民族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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