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世纪是地中海诸国的大航海世纪，这个世纪也就是哥伦布世纪。哥伦布在西方历史上地位之高，确实与他发现北美大陆乃是福地有关，即便从七百年后来看，北美大陆也可以称得上是福地——远离人类起源地的争夺和战乱，资源富足，气候宜人。
哥伦布的发展，与他的岳父关系很大——他的岳父在葡萄牙做到了总督一级，而且是大航海家亨利王子的养子！这种家世和圈子下的哥伦布，自然很早就受到了很好的航海训练，并拥有可以接近王室的途径和资源。
哥伦布值得尊敬的地方在于他对成功的渴望和不懈追求，在屡遭葡萄牙、西班牙和法国王室冷遇之后，他依然坚持不懈地做上层的工作，直到出现转机，最终西班牙的伊莎贝拉给他开出了极为优厚的条件——不仅有年薪，还可以拥有新发现的一切土地上的海军司令和总督的世袭职位，并且可以获得10%的贸易利润——这就叫对探险和拓展殖民地的激励。
当然，本书的作者非常客观——他指出，上层的人脉圈子和转机，在哥伦布的探险中扮演着一个比自信、判断和勇气更重要的角色。
探险也是成熟的合资互保机制——政府出资50%，另外50%由商人入股，或以船员、船只入股组成。前后四次航行，证明了哥伦布有航海天资。他不仅是从技术层面，如洋流、信风、深浅可以判别航位，还对地理有着天生的领悟力。
但他却不是一个好的管理者，在探险过程中和殖民地开辟中，他的工作屡遭下属们的质疑，而且对于加勒比区域原住民的杀伐决断，也导致他受到下属的指控还被遣送回国坐牢。但毕竟他的探险开辟了新世界，他也得以安享晚年，富有而平静。
麦哲伦的环球远航，更是一场悲壮的壮举——我个人认为，之前能与此举相比的，可能还只有汉尼拔的远征意大利。这个船队用了2年11个月的时间，完成了一次环球航行，一直向西，遭受了致命的打击和损失，5艘船和237人，到最后只剩下1艘船和18人！
这其中，他们克服了无数没有人经历过的狂暴海域，与无数本地人发生武装冲突，尤其是在麦哲伦也死于冲突之后，剩下的船员们在埃尔卡诺的带领下依然坚持向西，最终回到西班牙。这期间，人的决心和忠诚，如何克服难以想象的可怕。
十五到十六世纪是葡萄牙和西班牙大力开拓海洋版图的世纪，在此过程中，成熟了实物贸易、奴隶贸易两种贸易模式，通过后者又进一步促成了殖民地管理模式的形成，并且也摸清了如何在既有本地权力夹缝中获得活动空间的策略和路径，这些都为后来大英帝国的全球化治理模式提供了蓝本。
十六世纪值得一提的就是朝鲜的海军大臣李舜臣。这可能是十八世纪以前，亚洲唯一能拿出来与英国的纳尔逊比肩的海军指挥官。这个天才总是能以天才般的海战战术，以少胜多。
在与丰臣秀吉日本的对抗中，他总是以不到日方三分之一的战船数量，歼灭日方半数以上的战船。在最后一战中，他的兵力仅12艘战船，依然大败日方60艘战船的舰队。这在整个亚洲的海战史上，到现在为止都是空前绝后的。——整个亚洲国家都对大海缺乏认识和兴趣，因此历史上的海上贸易和海上战争本来就不多。
十六世纪下半叶开始，欧洲的海上军事行动，逐步从商人、公司行为上升为国家行为。这其中的动力在于海上贸易在民族国家的崛起过程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不论是王室还是贵族圈，都看到了海上贸易线路，以及贸易垄断权对于个人财富和国家财富增长的重大作用。
由此从英国、西班牙、荷兰开始，逐步建立起了通过所得税体制、政府债务融资支持的国家海军体制建设——包括造船厂、后勤补给、海员队伍建设、火器装备机制以及海军管理机制等等。诚如作者所指出的——欧洲海军的强大，不在于某类战舰的强大，也不在于某种火炮的强大，而是造就海军的这种体制和机制的强大。
由此引发一个题外话，即便是到了当代，我们依然是以器物思维为主，即认为技术、产品是问题的关键，从来不会去（或者说是有意回避）稍微深入一点地去看体制机制问题。
至今公开宣称技术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网络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思维方式，仍然大行其道——其实，不问体制机制，只问技术，把一切交给技术，把一切交给网络，把一切交给专业人员，其思维方式，与一切都听上面的思维方式，本质上是一样的。
要说海军这种国家机制的建立，有什么样伟大高尚的动机——完全不是，说白了，第一个建立国家海军机构的英国，其动机就是授权给本来是海盗的一群人，可以合法地到别人国家的海域和贸易线路上去抢劫，抢劫回来的东西，海盗与皇室分成。
我们的伊丽莎白一世就是这么干的，海盗德雷克也就这么成了英国的首任海军大臣。用国家的名义进行抢劫。伊丽莎白让德雷克秘密执行环球航行任务，了解现有的海洋强国的海域和殖民地情况，并探索可能的劫掠模式。
海军机制与国家机器相结合，就产生了海权意识——欧洲民族国家高度重视的一种权力加暴力。这种意识促成了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的海军装备竞赛，战舰的形制，舰炮的制式，都在这一百年的时间里得到了长足进展，为西班牙、荷兰和英国的全球霸权建立，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正是由于这种你争我抢，反而又促成了国际秩序的形成——年仅21岁的荷兰贵族胡果·格劳修斯提出了《海洋自由论》，论证国家之间的贸易和交往的自由，不可垄断，鼓吹和平贸易是获得国家利益的最佳途径；与此相对应，英国的约翰·赛尔登则提出了《海洋主权论》，强调国家的领海主权。从这两人出身的国家，你也可以看到意识形态的不同。
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依然是以帆船为主力的一百年，在这一百年中，荷兰挑战了西班牙的地位，之后法国和英国联合挑战荷兰的地位，海战极为频繁，也正是通过这种频繁的海战，人类不断精细化对船只的设计，不断强化火炮威力，不断提升航海水平，各种测量方法和物理学技术都被应用到航海中来，由此塑造出欧洲列强强大的海上武装力量，大量的贸易线路被开辟，北美终于得到了一日千里的开发，欧洲人的视野首次实现了全球化——用中国的瓷器，喝印度的茶，使用波斯的胡椒，吃波罗的海的鳕鱼。
更为重要的，就是为了支持国家海军，英国率先发明了财政金融化模式，即使用英格兰银行来管理国家债务和政府融资，由于解决了海军巨大投入的来源问题，英国得以较之其他国家更长久地保持舰船更新速度、更快的补给和更强的技术。——体制，还是体制！这一百年的突飞猛进，远远地把中国在内的内陆型国家抛在了后面。
全球化就跟这尊木雕菩萨一样，大概在一百年前被人出售，漂洋过海去了异国，一百多年后，又被人从一个老太太的阁楼里请了出来，漂洋过海到了私人藏室，待价而沽。
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的一百年，蒸汽动力船出现了，哈里森的航海钟出现了（见敝号随笔《读书随笔：经度》），由此能够测算经度，可以准确定位航线以及更加准确地绘制航海地图。到十九世纪初，横跨大西洋的航班出现了。这些伟大的创举，既有政府行为，也有纯商业自发的行为。
富尔顿并非第一个发明蒸汽动力船的人，却是第一个把蒸汽动力船与资本联系在一起的人，因此获得了成功。横跨大西洋的航班，则是典型的商业行为，因为当时大西洋两边的政府都看不到这项业务的获利前景。
而航班出现之后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则促使政府最终出手，大力支持洲际航线的开辟和发展。——这么一个看似简单的事情，里面却蕴含着中国始终难以突破的一个关键点——政府容忍的市场空间和社会空间有多大，政府不做的，可以容忍市场和社会自发去做，这恰好是欧洲及美国在那一百年中持续发展和增长的关键所在。
从全球航海史的角度来看，中日海战实际上是日本与俄国争夺东亚海域及陆地领土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这个争夺战中，俄国通过高超的外交战术获得了一系列陆地领土，而日本则是通过海战取得了在东亚海域的主导权。
一战与二战的爆发，实际上是欧洲列强的全世界殖民模式之必然结果，更是对这种殖民模式的终结。进入二十世纪之后，虽然全球贸易和国际秩序已经成为人类与海洋互动的主题，但单极化的世界政治格局，依然奉行着过去五百年的圭臬——强大的海军，而且是“双强”规模的海军，即较之第二、三位的国家之和还要强大，才是海洋霸权的支柱。
只不过要求从20艘战舰的舰队规模，变成了今天的1000艘战舰的舰队规模，动力从过去的风与洋流，变成了今天的核动力。在这样的主导结构之下，海洋带来的利益和权利，仍然是不平等的。
海洋史，即是人类与海洋共生的历程，海洋决定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权力构架，海洋才是唯一均质的，把世界联系在一起的载体。也正是这种均质的特性，让一个国家的体制和权力，可以拓展到全世界。
从未发生过改变的，是人类对海洋的索取和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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