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有点理科硬）
果然，严厉的泡利质疑了费曼关于时间反向的想法，纯粹只是为了数学上的方便，可能无法检测；而爱因斯坦则很赞同费曼的想法。可见爱因斯坦也是个理论构想狂。
此时，费曼对于带电粒子运动最大的障碍，在于他放弃了电磁场，把作用力打散为单个粒子，让他失去了以场作为一种“积分”工具的便利——量子力学虽然奇特，但也依然秉承了传统物理学的基本方法论——要确知一个系统的各种状态，然后才能预测下一步的状态，量子力学只不过是把传统物理学对某个系统状态的一组确定参数，变成了一堆概率，还是矩阵概率。
费曼放弃了场，就要面临大量粒子的各种能量状态如何相互作用，从而形成粒子运动轨迹这个计算量巨大的问题。这个时候，他还没有想起高中的巴德老师启发过他的——最小作用量原理。
这正是上世纪40年代初，二战正在紧要关头。即便是美国这样相对开放的国度，在罗斯福的治理之下，也产生了政治上的狂飙——各个领域反犹主义盛行。
费曼是犹太人，这也是为什么他的父亲作为一个普通工人会有那样奇特的教育思维，父亲对于儿子远赴普林斯顿求学非常担心。不过好在普林斯顿作为当时世界最顶尖的研究机构，仍然能够由教授说了算，政治狂飙在这里被降到了最低。
费曼之所以能跟随惠勒做研究，也是因为惠勒本人是一个犹太同情人士。
再跳出来看量子力学。
有关的深入阐述，敝号已在诸多科普随笔中谈过了，这里不赘述。
简单来说，量子力学之迥异于经典力学的地方有两处，也是微观粒子行为与宏观物质运动行为不同的两处：
其一是量子叠加状态。即同一个粒子可以同时处于不同的位置，还可以同时在不同的位置处于不同的状态，就像同一个人可以分身同时出现在两地，而且分别以王子和乞丐的身份出现一样，可这已经为实验所证实。
其二是测不准原理。即经典力学的精准性在微观粒子身上无法体现，你无法同时确定一个粒子的动量（能量）和位置，也就是说，你测准了粒子的动量和速度，那么你就无法确定它的位置，反过来也一样。
在数学上，就是位置的不确定性与动量的不确定性之积总是不能抵消，不为零，永远不会低于一个特定的数——普朗克常数，也就是量子世界中最小的量——也许就是世界的尽头。
解决叠加状态量化描述的经典之作，是薛定谔的波动力学方程，薛定谔用波函数来模拟粒子的波粒二象性，用一组概率来替代精确的参数，得到了量子力学中最重要的描述粒子行为的量化方程。
薛定谔是在瑞士山中一处小木屋里关了两周想出这一出的，而且貌似他还同时在与两个女人幽会——这行为也够量子力学的。
最有趣的是，粒子的轨迹和状态，是概率，这个概率结果，来源于波函数，而且还是波函数的平方！谁也无法解释这是怎么回事，不过薛定谔方程能够得出可经检测的结果。
奇特的就在于这个平方。这里稍微深入描述一下。
首先解释一下叠加状态是怎么被实验验证的。其实就是通过托马斯·杨的双缝实验，我们中学时期都做过的。一把电子枪发射电子，通过双缝，打到终点的屏幕上。
实验是这么做的——首先，我们不去管那个双缝（就是不去观测电子会从哪条缝里穿过），只看屏幕的结果，让电子枪只发射一个电子。
你猜发生了什么？
最让人惊讶的事情就是，屏幕上显示的居然是干涉条纹！而不是人们设想的一个点。
也就是说，这一个电子居然是自己跟自己发生了干涉，也就是说，它同时穿过了那两道缝。How could that be!
只有用薛定谔的波函数能解释——电子在没有被观测的时候，处于一个叠加状态，它确实分身了，既在这条缝，也在那条缝。
接着，人们又在双缝中的一条缝那里安装了检测器，一旦探测到电子经过，就会给出信号。这时结果就成了人们预想的，一旦我们知道电子是从哪条缝穿过去的，那么屏幕就会显示出一个点——典型的粒子行为。
也就是说，人类的观测行为，会对微观粒子的行为产生影响。这可是扎扎实实的实验证明。
为了更深入揭示波函数方程的威力，我们再举个例子。
一个人要从A地，经过B地，到达C地。如果从A到B有很多条路，从B到C也有很多条路，如图所示：
这个人选择从A到B的某条路径概率是P(AB)，从B到C的路径概率是P(BC)，那么，从A到C的选择其中一条路径的概率就是P(ABC)=P(AB)×P(BC)。
当我们不去管到底B地发生了什么，在哪里，只看A和结果C，那么从A到C的概率P(AC)就应该是从A到C途径任意B点的概率P(ABC)之和。对吧？
问题就在于波函数里，决定总概率的是各部分路径概率振幅的乘积，而不是各部分概率的乘积。而且还有个平方。
所以，我们考虑P(AC)时，其实是对P(AB)+P(BC)求平方，而我们考虑P(ABC)（也就是观察粒子在B地的行为时），则变成了P(AB)和P(BC)各自平方后求和！
两个数的平方和与两个数的和的平方，不是一回事，所以，波函数就给出了两个不同的概率，对应两个状态——我们是观测还是不观测。
看起来不可思议的叠加状态，居然是可以用数学方式精确计算出来的。只不过，费曼突然间把粒子的不同路径问题，与路径的概率振幅问题联系了起来，形成了一种不同于薛定谔波函数，但结果却一致的解释框架。
这就是1941到1942年间费曼思考的领域。
1941年费曼被惠勒邀请参加了一场普林斯顿的啤酒聚会，聚会上结识了一个欧洲物理学家赫伯特·耶勒。耶勒问费曼在想啥问题，费曼回答自己正在找量子力学里可能的最小作用量原理。耶勒顺口就告诉费曼，其实量子力学创始人之一的保罗·狄拉克写过一篇论文，就是说这个事的。
这真是一语惊醒。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其实前人，而且是著名的前人有过研究，只不过一时间被湮没在浩瀚的文献里，没有被注意到。
费曼赶紧搜来了狄拉克这篇1932年发表的论文，一看标题就惊呆了：《量子力学中的拉格朗日量》，就好像是给他订制的一样。
费曼此前的想法，早已被狄拉克想到了，只不过狄拉克关注的不在此，因此只是提出了一个简要的形式体系，把经典力学中的最小作用量原理，与量子力学中波函数随时间变化原理进行了一个类比。
费曼立刻就开始验算，他的想法很简单，直接拿出一些例子，按照狄拉克说的形式去演算一遍，看是否与薛定谔方程相符就可以了。
一边的耶勒也看得目瞪口呆，然后感叹，你们美国人总是想看看什么东西有什么用处，这的确是个发现新事物的好办法。
费曼发现，其实引入一个简单的比例常数，就可以把最小作用量用到波函数里，并且取得正确的结果。
其后，通过最小作用量原理，还可以更加直接地看到，当系统从微观粒子转到宏观之后，波函数的方法就直接转变成了经典力学里的最小作用量原理，可以说，波函数是最小作用量在微观世界的一个应用！
费曼自己也感叹，其实狄拉克已经发现了所有的事，但他没有再进一步，有可能是他并不关注，也有可能是他并不关心这个发现有什么实际用途。
这就是欧洲学人与美国学人的差异吧，正像耶勒所说的。
就在他如痴如醉地拓展狄拉克的想法时，出大事了。
1942年某一天，一个叫罗伯特·威尔逊的讲师找到了费曼，透露给他关于洛斯阿拉莫斯正在进行的工作——曼哈顿工程。当时普林斯顿大学被分派了要从铀238中提纯铀235的项目，威尔逊希望费曼能够加入这个项目组。
费曼此时正在撰写毕业论文，希望早点毕业，就结婚。
顺带说一下，费曼一直都有一个青梅竹马的女朋友——阿琳，这是他自15岁起就认识的一个女孩，十多年来两人关系极为亲密。唯一的问题是，阿琳当时已被诊断出了肺结核，费曼的父母因为这一点不大愿意。不过费曼却始终钟情于阿琳，下定决心毕业就和阿琳结婚。
不过，曼哈顿工程能给美国带来核优势，这一点也让费曼感到激动，能够尽快结束战争是他的愿望。几经衡量之后，费曼把没写完的论文锁了起来，加入了威尔逊的团队。此时，他的导师惠勒也去了芝加哥大学，加入了费米的团队，制作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核反应堆。
美国那散乱的研究力量，被战争凝聚到一起，瞬间就发挥出了比纳粹德国这样集权高效体制更强悍的研发能力。
到1942年年中，费曼所在团队的计算任务完成，他赶紧收拾东西开始准备他的毕业论文。在惠勒的指导下，他确定了以最小作用量为基本原理，以路径求和（也就是积分）的方式对量子力学进行重塑，以不同于薛定谔波函数的方式，描述粒子的行为。
为了搞清楚粒子行为对人类观测行为的反应，他与冯诺依曼进行了深入探讨，从这位老前辈手中获取了不少有趣的资料。其实观测行为对粒子的影响，在薛定谔的波函数中也有数学描述——称之为波函数的坍塌，其他可能性概率降为0，某个可能性上升为1。
不过费曼不满足这种现象级描绘，他希望能够解答清楚其原因——他始终认为，意识并没有在这其中起到任何作用，毕竟，量子世界也是物理世界，并非精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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