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相筹边未肯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这是晚清时期左宗棠西征的重要助手杨昌濬的《嘉峪关七绝二首》之一，是见证左宗棠率湘军收复新疆的名作，曾广为传诵，脍炙人口。铲除阿古柏伪政权，新疆百废待兴，西征湘军将士铸剑为犁，不断被派往新疆各地，善后治理持续展开，这是“湖湘子弟满天山”所勾画的生动场景。 清光绪四年（1878）十二月，杨昌濬（1825—1897，字石泉，原籍湖南湘乡，罗泽南的弟子。官闽浙总督、陕甘总督等）应诏复出。他从湖南出发，行抵甘肃兰州，又西行至肃州（今酒泉），晋见陕甘总督、督办新疆军务左宗棠（1812—1885，湖南湘阴人，晚清政治家、军事家，先后任闽浙、陕甘、两江总督，授东阁大学士，中兴四大名臣之一）。 此时，左宗棠指挥刘锦棠（1844—1894，湖南湘乡人，左宗棠西征军的主将，首任甘肃新疆巡抚）率领湘军（也包括协同作战的豫军、川军、回军）消灭了盘踞新疆长达13年的外来势力阿古柏伪政权，除伊犁外，新疆的广袤区域得以收复。 杨昌濬敏锐地观察到，沿途陕西、甘肃各地的社会面貌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尤其是纵贯甘肃南北的陕甘驿道上（从陕西长武至嘉峪关的公路里程约3000里）已经柳树成荫，这是左宗棠为确保顺利进军新疆的一项前瞻性举措。在进军新疆之前，左宗棠条分缕析，以雄辩的事实，使朝廷采取“海防”与“塞防”并重的战略。继而，他以刘锦棠统领老湘营为进疆主力，又陆续调豫军（张曜）、川军（徐占彪）、回军（董祥福）等部队协同，在装备、经费、后勤等方面都做了非常缜密的准备。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左宗棠高度重视后勤保障工作。长期的战乱，使得甘肃境内的道路破烂不堪，驿道阻滞，治安环境复杂多变，尤其以与陕西紧邻的甘肃庆阳、平凉两个地区为最，既阻碍向新疆输送军火和粮草，也影响沿途百姓的生存。因此，他不得不在善后治理方面殚精竭虑。 ＾ 1875年，陕甘总督左宗棠在兰州 种种举措，既修复环境，又维系人心。比如发动湘军将士修筑路桥，修建书院、庙宇、城池和关隘等。为了稳固驿道，又命驻防部队沿驿道两旁广植柳树，遂形成了“新栽杨柳三千里”这样世所罕见的大规模绿化工程。晚清诗人、湖南宁乡人隆观易在其著作《西笑日觚》中如此描述他所看到的新风景：“左恪靖命自泾州以西至玉门，夹道种柳，连绵数千里，绿如帷幄。”后来，人们把这些柳树称为“左公柳”。 壹 十年树木，“左公柳”意涵深刻 左宗棠组织大规模植树一事，见诸他与杨昌濬于光绪六年（1880）四月十七日联名呈报的《防营承修各工程请敕部备案折》。不久之后，他将前往新疆哈密，筹划收复伊犁事宜，因此，这俨然是一份甘肃、新疆治理事务的阶段性总结报告，此时距同治十年（1871）（沙俄侵占伊犁）已经有10年之久。 在这份奏报中，左宗棠形容乱后的甘肃“千里萧条”，而“其间沟涧深窄，河道阻淤，道路、桥梁率多倾塌，夏潦冬冰，时有阻滞、倾覆之患，农商行旅均以为苦”。尤其“平（凉）庆（阳）泾（川）固（原）之间，千里荒芜，弥望白骨黄茅，炊烟断绝，被祸之惨，实为天下所无”。因而，无论是为治理甘肃，还是为进军新疆计，都必须先把基础设施尽快恢复起来，重点是庆阳、平凉地区，尤以六盘山地区为最。 六盘山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前者是指六盘山脉，是秦岭山系北端的余脉，由东（小关山）、西（大关山）两列近乎平行的山地组成。左宗棠奏报中的六盘山即狭义的大关山，是陕甘驿道的卡脖子地段。驻防部队分为东、西两路，东即陇东，今为甘肃东部的平凉、庆阳地区，西即陇右（古代以西为右），今为青海西宁市和甘肃临洮地区。 汇总左宗棠的奏报，可以得出如下数据： 陇东区域，以魏光焘的武威军为主，10余县州境内，修筑各类桥梁近百座，整修道路300余里，共计栽树13.59万余株。 自陕西长武县起，至甘肃会宁县城东，作为陕甘驿道的东段，今测其长约320公里，历年累计栽活树木26.4万余株；另外柳湖书院、平庆泾固道署、环县、臻园县共栽活树木3.22万余株。 陇右区域，以凌春台、邓荣佳的宗岳军为主，7县州境内，修渠筑坝60余里，道路近800里，桥梁数座，书院、昭忠祠、庙宇数处，铺屋近百间，栽树13.63万余株。 不难看出，这项工程是以损毁最严重的陇东平凉、庆阳地区为主，并且是以沿陕甘驿道两旁种树、六盘山道路改良为重心，意在努力改善这条交通大动脉的通行条件，也因此最易被往来人员耳闻目睹，感同身受。 ＾ 清代陕甘驿道示意图 不过，左宗棠的这份奏折有一个不经意的疏漏，那就是没有讲明栽树工程的具体起迄时间。幸而，今甘肃平凉市崆峒区博物馆保存了一块名为《武威军各营频年种树记》的石碑，碑文系魏光焘于光绪四年（1878）秋八月亲撰。当时魏光焘任平庆泾固盐法兵备道道员一职，率所部武威军驻扎于该地区长达10年，虽未亲赴新疆参战，但有力保障了陕甘驿道的畅通。 魏光焘是湖南隆回金潭人，清咸丰六年（1856）投湘军曾国荃部，后改隶老湘营，随刘锦棠、左宗棠征战陕甘，光绪初年擢任平庆泾固盐法兵备道道员。作为一线指挥员，魏光焘对平凉、庆阳地区的乱后状况有切身的体会，所谓“西陲构祸，陇东为烈，甚至道周树木存者寥寥，满目荒凉，不堪回忆”，尽快改善生态环境，这就是积极栽树的最大动因。 魏光焘在碑文中写明了其栽树始于同治十二年（1873），“制府左侯相檄各防军夹道植柳”，除了军事运输的需要，就是“为居民聚材，用庇行人”。 魏光焘所防护的陕甘驿道，自陕西长武县起，至甘肃会宁县城东，长约600里，植树成活20余万株（左宗棠奏报为26.4万余株）。除此之外，在往银川方向的庆阳、环县一线，则因自然条件所限，不宜栽柳树，改种“马水卤”（名不可考，疑为当地的某种灌木）。 魏光焘有一名部将叫郑连拔，字炳南，湖南邵阳县岩口铺人，早年投江忠源部，是一位资深的湘军将领，以作战勇敢而受左宗棠赏识，有“将略素娴，身长八尺，声如洪钟”之奏，当时任武威军合新右营的参将衔营官（通常统领500人），他也刻有一块《修桥种树碑记》，是“左公柳”的又一见证。 根据碑文内容可知，郑连拔于同治十三年（1874）驻扎于防区内的静宁县，其地属陇东孔道，西与会宁县接壤，溪涧众多，普遍缺桥，行人只能涉水而过。光绪二年（1876），魏光焘命其移驻会宁，“劈山通道，跨涧成梁”，从此解决了交通瓶颈问题。随后又回到静宁，在八里铺、界石铺、罐子峡、静东黑水河，先后架桥4座，尤其以平政桥最为著名，左宗棠专门为之撰文。随后，在道旁“树以官柳，杂以槐榆”，东西相计4.8万余株。由此一来，“夏则成荫可荫歇，冬则扫箨可以供炊”，使得“居者行者，具有利之”。他也强调，“未尝劳百姓一人”，全是由驻军出钱出人，唯希望当地士庶能够注意保护和培育。 世人或许会认为郑连拔刻碑之举有表功之嫌，但从其族谱所存文献来看，他在碑记中并没有过多描述会宁境内的溪涧多到“令人发指”的事实，因为当地有“七十二道脚不干者”之说，形容跋山涉水之艰难，由此可见他率领士兵“依山开路，遇沟造桥”是何其不易，又何其重要。与此同时，湘军提督周绍濂（湖南宁乡人）与李良穆（湖南湘乡人），则在会宁境内的清家驿东、西分别修利济桥、履顺桥，左宗棠曾为之撰写了碑文： 此碑现已不知所踪，唯其文字被方希孟（晚清诗人，曾两次入疆）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前往新疆伊犁途经会宁时记于《西征续录》中而得以幸存。 除了广泛栽树、修桥，魏光焘还自己捐资，于光绪元年（1875）二月至五月，主持拓宽、改造了六盘山的险要之处三关口，开通新路20余里。新任陕甘学政、书法名家吴大澂途经此地，大为感动，撰文竖碑，如今已经成为珍贵的文物。 可贵的是，魏光焘并未满足于此，又于光绪三年（1877）再次对这段逼仄的险要道路进行彻底改造，长约500米，竟然耗费2万个工时，白银千两，可见其工程之难，但依旧是“自捐，未动公帑”。一如左宗棠在奏报中所言，“所需经费皆由各营旗随时捐发，并由魏光焘陆续捐给经费银八千七百余两”。 ＾ 描绘“左公柳”盛况的《甘棠遗泽图》，原载清末《点石斋画报》 至此，“左公柳”的深刻意涵是显而易见的：它是杨柳、槐树、榆树的合称，因地制宜，显著改善了生态环境，极大改善了民生；它是左宗棠率领西征湘军大力进行甘肃善后治理的整体象征；它不是清廷授意的官方行为，而是由左宗棠倡导驻陇东、陇右（西）的湘军守卫部队自捐经费的集体自觉行为；它是左宗棠西征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带有“复承平景象而畅皇风”之意，旨在凝聚人心，弥合回汉隔阂，为收复新疆构建稳固的后方保障，也为日后展开西北治理进行了探索。 贰 陕甘分闱，教育振兴 凡是了解左宗棠的人，对他于道光十二年（1832）21岁时考取湖南搜遗举人的往事不会陌生。毫无疑问，这既是左宗棠早年的一段刻骨铭心的经历，也是他命运的重要转折。那个改变了他命运的湖南乡试主考官徐法绩（1790—1837，字定夫，陕西泾阳人），道光十二年（1832）被选派为湖南乡试正考官。正是他从5000余份“遗卷”中慧眼识珠，才使得左宗棠得以迈上科举之途的重要台阶。 在两湖分闱以前的漫长岁月里，湖南和湖北两地是联合举办乡试的，湖南的士子都要冒险渡过洞庭湖赶到武昌去参加湖广乡试，困难重重，中举人数不多，中进士的就更少。自雍正元年（1723）南北分闱以后，湖南的举人、进士有了大幅增长，人才呈井喷式涌现，左宗棠和陶澍、曾国藩、胡林翼、郭嵩焘等人一样，都是南北分闱的受益者。 时光荏苒，人生如白驹过隙。到了同治八年（1869），在战事倥偬之际，已经是陕甘总督的左宗棠从西安专程前往泾阳县拜谒徐法绩墓，在百感交集之余，又以门生的名义为他撰写了神道碑。徐法绩在左宗棠中举两年后就去世了，他未能看到这个门生已经达到了作为举人难以企及的人生高度，恐怕也万万想不到，正是自己选中的这个人才来到他的家乡重开乡试、院试，进而实现陕甘分闱。 左宗棠先是于同治九年（1870）饬令魏光焘牵头，联合当地士绅，复建泾州考棚，历经年余，于同治十年十二月竣工，建成大小考棚74间，除堂号外，南北两棚500余号，足以满足当地考试人数之需要。 此时，西北地区的科举考试受战乱的影响，自咸丰十年（1860）停考以来，已达12年之久，尤其是同治元年（1862）、五年（1866）的州县考试虽然已经如期举行过了，但院试尚未进行。因此，恢复乡试的一个重要举措就是抓紧补行院试，其余各级考试则按规矩如期举行。 同时，左宗棠开始着手解决更重要的乡试问题。甘肃的乡试历来依附于陕西，因路途遥远，导致甘肃及新疆的学子应试极为不便，使得科举人才稀少。他在一份奏章中说道，从肃州返回的路上，途经甘州、平凉等地时，有很多秀才在道旁迎谒，询问原委，才知这些人都是无力赴陕西参加乡试的。作为曾经的举人，他对此深感同情。在兰州，又有不少地方官员、汉回士绅联名请求捐建贡院，以解决甘肃（含今宁夏、青海）士人的应试之苦。 此外，左宗棠西征陕甘以来所目睹的社会状况，所谓“民俗凌夷，泯棼日盛”，不仅劫杀争夺很普遍，而且动乱多发，民间伦纪不明，礼教久废。他把这个地区长期动乱的根源归咎于社会教化功能的严重失调，而且由于民族关系复杂，汉文化已经渐失主导地位。一言蔽之，读书人太少。因此，左宗棠请求朝廷顺应广大民众的呼声，参照湖广、云贵等省分闱旧例，允许陕甘分闱，让甘肃士子就近应试。 在给部下谭钟麟的信中，他甚至从维护边疆稳定的高度谈及陕甘分闱的重要性： 边荒文采，固不能与中原争夺。然因科目而兴教劝学，则较他省为尤亟。若读书人日渐减少，势不尽沦为戎狄不止也。 光绪初元，清廷允准陕甘分闱。随后，左宗棠又为两省取士名额分配的问题，多方设法，想为甘肃省在原21个名额（因战乱而临时确定）的基础上合理增加。为此，他甚至不惜动用私人关系，致信曾任浙江学政，后任礼部侍郎的长沙人黄倬帮忙斡旋。最终甘肃定额为31名。 光绪元年二月，甘肃各地集资捐银50万两，作为建设甘肃贡院的经费。贡院选址于兰州秀川门外海家滩子，从甘肃各地采石伐木，士民踊跃参与，左宗棠亲自率员督察，于5个月后顺利建成，可容纳四千名考生。随后，又奏设甘肃学政一职，专门负责全省科举考试事务。并且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对各级科考和学额进行了适当变通和调整。至此，陕甘分闱基本实现。 左宗棠还为贡院题联：“共赏万余卷奇文，远撷紫芝，近搴朱草；重寻五十年旧事，一攀丹桂，三趁黄槐。”在乡试举行之际，他以总督身份监考。试后，在致刘典的信中写道：“甘省分闱，正及元年恩科，蒇事之迅速，工程之闳壮，均非始愿所及。解元安维峻年少能文，器宇沉静，将来可望成一伟人。其余知名之士甚多，士论翕然，实为快慰。”足见他对实现陕甘分闱内心是何等喜悦。 ＾ 甘肃贡院全景图 光绪二年（1876），左宗棠在致安维峻的信中写道： “兰山”，即甘肃省城的兰山书院。所谓“明春陇士与试”一事，指甘肃举人将参加会试。为了资助他们远赴京城，左宗棠特地寄银3000两，要安维峻负责分配。他对安氏的器重、对甘肃士子的期望是不言而喻的。 清代，甘肃全省中式进士343人，其中光绪朝就有113人，占比达33%。光绪三年则有8人中式进士，其中秦州刘永亨后来官至工部侍郎。安维峻于光绪六年（1880）春中进士，当时左宗棠刚行抵新疆哈密，在给杨昌濬的复信中，他难抑兴奋之情： 后来，安维峻历任福建道监察御史、内阁侍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等职。 叁 兴建书院，百年树人 甘肃平定后，左宗棠强调“戡乱虽在武功，而郅治必先文德”，唯有“兴教劝学，潜移默化，虽百世可以相安”。故自同治末期至光绪初期，着手规复书院。一些湘军将领、官员也牵头重建了任职地的书院，比较有代表性的是—— 今甘肃省境内有：陇南书院，同治三年（1864）毁于兵燹，秦州分巡道董文焕于光绪二年冬提请修建；甘州书院，光绪三年，由甘州知州龙锡庆修复，并专门为之订立了课程规章；洮阳书院，同治十三年（1874），由狄道州知州喻光容重建；南安书院，由陇西知府颜士璋、周景接力重建；金泉书院，同治十二年（1873）春，由驻肃州湘军将领郝遇龙捐廉提议修建，至光绪三年建成；柳湖书院，由湘军平庆泾固道魏光焘在驻平凉时重建；超然书院，由湘军总督杨昌濬倡捐重建；育英书院，光绪元年，由湘军提督刘端冕驻安定县时修复；临洮县洮滨书院，由湘军提督邓荣臣重建。 原宁夏府境内（现属宁夏回族自治区）有：银川书院，宁夏知府李湘舫重修；五原书院，固原提督雷正绾创建，以陕甘分闱后甘肃首个乡试解元安维峻为山长；灵文书院，灵武知州孙承弼重建。 原西宁府境内（现属青海省）有：河阴书院，湘军西宁镇总兵龙锡庆捐资重建，同治十二年，贵德同知甘时化（湖南湘阴人）进一步完善；五峰书院，光绪初年，西宁府知府邓承伟筹资创建。 左宗棠还为一些书院定名。如灵台县令彭光练将该县书院修复后，写信向左宗棠报告，并要求改名，左宗棠在批札中写道： 为了表示对书院的支持，左宗棠先后给一些书院或题名或题匾额。题名者如仰止书院、鹑觚书院、归儒书院、泾干学舍等；题匾额者有陕西榆阳书院“北学其先”；题肃州金泉书院“崇道揆文”，并赠白银200两。 左宗棠曾将回民择地集中安置，化平川（今泾源县）就是左宗棠集中安置回民的地方之一，为此设立归儒书院，专收回民子弟就学。该书院由湘军提督喻胜荣（湖南湘乡人）于同治十三年建成，并捐铺房7间和水磨3架，收租充膏火。左宗棠为此书院题名“归儒”，显然带有希望回民能承接儒学熏陶之意。他不仅题名，还亲编了一本《学治要言》作为教材，足见其重视程度。 此外，左宗棠专门在湖北设立书局，刊印“四书”“五经”、小学等，分发到甘肃各州县，期望通过这些传统教材的刊刻与发行，为关中之学延续一线生机，改变西北地区文化落后的根本面貌。同时又命在甘肃各地设立汉、回义塾，给予民众接受基础教育的机会，发挥了一定的劝学效果，促进了社会的安定。 这种良好的文治政策，以书院作为兴复、培植地方文化的手段，使得各地的书院开始兴盛起来。其次，当各民族间价值观趋于一致，社会环境就能逐步稳定和改善，也为书院的复兴提供了可靠的保证，它的影响是深远的。 时至1946年9月，著名学者张舜徽（1911—1992，湖南沅江人）应兰州大学校长辛树帜（1894—1977，湖南临澧人）之邀前往兰州大学执教，见及先辈左宗棠当年的所作所为，感喟“甘肃人文素不逮乎陕西，自文襄大治书院，敦厉实学，而后英贤蔚起，信有造于斯邦，至今黎庶讴思，相与咨述不衰”。 肆 一道同风，甘棠永存 光绪六年（1880）四月十八日，年近七旬的左宗棠启程出关，于五月初八日抵达新疆哈密，驻军城西凤凰台，等待刘锦棠从南疆过来。七月初六日，诏入京，他奏荐刘锦棠督办新疆军务，张曜帮办。十月初六日，刘锦棠自喀什至哈密，两人商定收复伊犁的具体策略。十二日，启行入关。十一月二十一日，抵兰州。诏杨昌濬护理陕甘总督。十二月初四日，左宗棠从兰州出发，沿着陕甘驿道往陕西，再往北京。当他抵达长武县的时候，又给杨昌濬写了一封信。此时他的心情无疑是非常舒畅的，不仅仅是所到之处受到了僚属、驻军和百姓的夹道欢迎，更是为一路看到的变化而欣慰： 显然，他趁赴京之际，也顺路检查了防守驿道部队历年来的成绩，尤其是魏光焘所部： 也许是表扬太多，他也免不了要找一点魏光焘的美中不足，因此举了“暖泉”的例子。这口井本是左宗棠为方便居民和旅客而挖的，甚至还能供干旱时应急浇地。因水质甘冽，冬季不结冰，他为之命名为暖泉。后来魏光焘在修建柳湖书院时，把井圈了进去，变成了书院专用，由原来惠及大众变成了只惠及一小部分人，所以左宗棠希望杨昌濬能交代魏光焘采取补救措施，适当开口子方便外人取水。 当到达长武，进入陕西境内，左宗棠开始有了直观的比较。他随后在给杨昌濬的信中又表示意识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陕西的善后治理措施如种树、开渠等不如甘肃积极。世人由此也可以体察，从陕西而甘肃而新疆，左宗棠的确是一开始就在谋划这盘西北治理的大棋。 即便左宗棠调离了陕甘，仍力陈需要在陕甘驿道上保留驻防部队的重要性： 事实上，清廷明智地听从了左宗棠的建议。陕甘地区和新疆地区的绿化、水利、农业、教育诸事务，并没有因左宗棠的离任而人亡政息，而是延续到清光绪朝末期。据《宁夏农业史》披露，从光绪六年（1880）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长达20多年时间里，分别有成光裕（中营参将，湖南宁乡人）、张大雄（管带楚军右旗总兵，湖南湘潭人）、胡起云（管带精选右旗参将，籍贯不详）、魏荣斌（管带精选右旗都司，湖南隆回人）、刘璞（管带精选左旗总兵，陕西旬阳人）、凌维翰（管带精选左旗都司，甘肃人）、张祥会（知州，籍贯不详）、萧承恩（知州，湖北钟祥人）、张元潹（知州，陕西泾阳人）、金恒林（管带常备军金塔协镇，湖南湘乡人）、吴灿昭（管带巡防马队游击，籍贯不详）等湘军将领或地方官在多处地点栽种杨柳。王学伊（固原知州，山西汶水人）于光绪三十二年发布《劝种树株示》。 ＾ 今日的“左公柳”依然枝繁叶茂 为实现边疆稳固、长治久安，左宗棠深谋远虑，处处可见其苦心。在其规模庞大的西北善后治理工程中，各种项目不胜枚举，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但始终没有脱离人与环境这个根本。在具体策略上，左宗棠实施了生态环境治理、文化教育振兴等综合性举措，为西北社会秩序的逐步恢复奉献了极大的赤诚。 左宗棠始终身体力行，不过，与他抬棺入疆的悲壮场景相比，这些德政工程发挥的作用润物无声，不曾被世人所广泛而深刻地认识，其实这些务实之举对后世的影响极为深远。左宗棠曾在家书中袒露过自己的心迹： 事实证明，左宗棠这个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他的主导下，无论是栽树、修桥、筑路、开渠，还是改革科举，兴建书院、祠庙，改良农桑等种种治理措施，整个西征湘军部队都形成了高度的共识，因而能够前赴后继，持之以恒，终于达成陕甘安定、新疆收复的目标，也为今天的人们提供了宝贵的历史借鉴。左宗棠无愧于徐法绩当年力排众议的录取，也无负于林则徐在湘江之上的重托。 - END - 责编 丨 亚闻 美编 丨 黎珊 初审 丨 叶筱 复审 丨 齐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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