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等倡导“五四”新文化运动，无疑是华夏文明史上的断崖式的最具颠覆性的文化革命。
从诗性哲学的观点看，对百年前的这场文学大变样，文化大风暴，文明大地震，人们的认识和反思还远远不够。
因为这场文化运动，把古代中国与现当代中国，从文字表达上，文学风格上，文化精神上和文明传承上彻底割裂开来。
华夏文字、文学、文化和文明带有强烈的撕裂性和阵痛性，感觉伤痕累累，而且影响巨大而深远。
古今严重断层，丧失民族风，是一个世纪的华夏民族悲催，华夏文化悲歌，华夏文明悲剧。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漫长的文明演进里，也可能还带有延续性，甚至无法弥补。
“五四”之前的华夏古典文学，从现在各学段课本上耳熟能详的文言文，如《春晓》，《静夜思》等一系列名诗；《岳阳楼记》，《醉翁亭记》，《出师表》，《陈情表》等一系列古文，可以强烈而深刻的感受到浓厚的我们华夏民族文化、华夏民族精神、华夏民族风格、华夏民族文明的教化和熏染、陶冶和陶醉。
“五四”后的课本，就华夏民族风来讲，就相对的少多了、淡多了。
当然，“五四”运动以来也才上百年，与之前的五千年文明的灿烂辉煌没得可比。
但是，在当今世界大融合的大前提下，如何继承和创新中国风，把古老浓厚、悠久淳朴的独具民族秉赋和质地、风格和特色发扬光大，处理好继承自己古典的与借鉴外来先进的辩证关系，才是华夏民族在当前世界立足之道，进步之基，创新之根，昌盛之本。
吸取精华，去其糟粕。不仅是对我们传统的古典而言，也是对外来的而言。
既不能数典忘祖，又不能崇洋媚外， 才是我们华夏民族当今的生存之警策，发展之告诫，强大之警惕，繁荣之忠告。否则我们华夏民族就容易迷失自我，找不到自我，甚至丧失自我，乃至自我堕落。
而如何处理好文言与白话的关系问题，继承与创新的关系问题，确实关乎华夏民族的命脉与前途，值得民族大讨论，大探索，大融合。
要知，如果我们把五千年华夏文明的灿烂辉煌发扬光大，那将是当今世界文明中最伟大的文明奇迹，饕餮盛宴。
2024.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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