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1月5日，一位老农来到收购站门口问异品种兑换政策：黄豆换大麦怎么换换？
坐在里面即将退休的陈姨走出来回答：每百斤黄豆换大麦278斤，补助化肥50斤，煤球票与糠票各一百斤。侬要卖黄豆？
老农：换点大麦给猪吃。我最近一窝小猪十一只刚卖掉，换了二百几十元，想换点大麦给老母猪吃。
陈：你要发财了，一窝小猪卖了二百几十元。
我说：养老母猪是棵摇钱树。
陆志刚：再养二窝小猪可造座房子了。
老农：房子有了，六间只嫌多，没有人来住。
陈：儿子要结婚了吧？
老农：侬不晓得？大儿子会出这样的事，本来应该快了。
陈：侬大儿子的事我晓得，我讲你小儿子，现在你大儿子在哪里？
老农：我小儿子还在读高中，大儿子现在长兴监牢里。
陈：你的大儿子真罪过相。
老农：是呀，我前几天去她店里买东西，遇到她问：“你们怎么搞得，把事情搞得这么糟？”她说“我也不知道，我们很要好，不晓得他会打我。”她见了我尴尬得很，我未跟她多说话就走了。大儿子不久前来信，叫我传给她一张条纸，条纸上说：“如果我打坏了你，使你真的得了脑震荡，那么我吃七年官司也心该情愿，那怕吃十年也没二话，否则的话，刑满后我要你好看。”我未把条纸给她，回信跟儿子说：“我们已经吃亏了，不必这样，吃亏就吃亏一点么好了。”
陈：你们为什么不去上诉呢？
老农：我们怎么不上诉，刚被捕我们就到县法院，跟有关法官说明，他以前到我们村搞过土改都认识的，他都没有插手，判刑后，我们又告到地区中级法院，不久来信说有县法院自理。
我：再告到省高级法院。
陈：没有办法，他们有脚路。
老农：总而言之，我儿子笨，她不肯就算了，何必去打她。我想在前头有三、四个人来说媒，都是社办厂里的，他很聪明，都说“我还小”就回绝了，可真想不到会犯在这样一个不要脸的女人手里。在看守所里我去看他时，也是跟他这样说，旁边的所长听了也笑。
陈：当时中转没有考上，再来这样刺激，那当然可以想象的，何怪年轻人。不过这个姑娘家像么真勿像，这次去学习……
老农：我晓得，偷人家钱。
陈：在县城学习半个月，一天，她一个人走进宿舍，反锁了门。这个宿舍有三个铺位，一个是别镇人，一个是同她一个店里的同事，她进去后，从别镇人的皮包里偷了十元钱，从同事枕头底下偷了五元钱，后来同事发现自己的枕头被动过，往底下把钱拿出来一数缺了五元，别镇上的人也打开皮包发现少了十元。后来看见她拿了一段刚买的衣料进来，她们都一惊，今天早晨还在讲钱没有了，连饭钱也付不出了，现在却在剪衣料。她们就报告了领导，一查果然是她偷的。
收购来生意了，闲谈被冲断，老农也急忙回家去了。
一个青年挑一担大豆来出售，验货员见他愁眉苦脸、闷闷不乐，问其原因，他向大家诉说了当天一早的不幸。
原来他的一担大豆是从县城贸易集市上，分别从四个农户那里以每斤六角八分买来的，一共应该是一百五十斤，可回家一称重，只有一百一十斤了，四十斤大豆无声无息不羽而飞，最后他补充说：“秤是我自己带去的，又是我自己撑的秤，怎么会少那么多，真是天晓得。”
四十斤大豆哪里去了？大家帮他分析找原因，最后归结到一个他万万没想到计谋，对方在存放大豆的器具（箩框或麻袋）上做了手脚，底下连着一根绳子，利用他注意力集中在秤杆上的机会，用脚踩住那根绳，当肩扛大豆的双方将称抬得越高大豆越重，这是一种欺诈的惯用手段。他听了分析后恍然大悟：“对方是放在一只麻袋里，难怪我扛在肩上总感觉异样，哪里知道他们这样缺德，坑了我二十七元二角。”
附投稿一篇：要重视农村教育队伍
前几年，教育战线遭受林彪、“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教师队伍出现青黄不接，后继乏人，现在农村滥竽充数的现象普遍且严重，我有两位高中同学在校成绩排在倒数，其中一位只获得肄业证书，可他们离校后靠关系被安插在大队初中当教师，这岂不成了笑话吗？
高楼万丈平地起，教育质量要从中小学抓起，为祖国培养人才打好基础，教师理所当然得有过硬的知识，如吊车有承载十吨的货，必须得有大于十吨的承载力，否则结果可想而知。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一定要提高整个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对此，我呼吁有关部门对农村教育队伍引起重视，采取措施，想为人民、为未来所想，急为国家、为“四化”所急，不要误人子弟。首先，抓好教师队伍建设，提高教师素质，对农村现有的教师队伍进行整顿和考核；其次，向应届大中专毕业生、社会公开招聘教师并经过严格的考核，平时对教师经常进行培训；其三，组织部分教师到大中专院校升造。
（1980年1月14日寄杭州《浙江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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