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岁留学日本大同高等学校、横滨东亚商业学校，接受新思想20岁考入日本东京陆军士官学校，成为“中国士官三杰”。29岁发动重九起义，任云南军政府都督，成为一方诸侯。蔡锷原名蔡艮寅，字松坡。1882年12月18日（清光绪八年十一月初九）生于湖南省宝庆府一户贫寒的裁缝家庭。蔡锷家祖籍河南上蔡，后迁往江西泰和，明初洪武年间迁湖南宝庆府（今邵阳市）定居，清咸丰九年（1859年）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围宝庆府，蔡锷父亲蔡正陵与祖母颜氏一起流寓武冈黄板桥（今洞口山门、水东桥），异乡裁缝，小本生意，生活艰难。
蔡锷10岁时随父母从水东大坝上来到山门镇，借居于“武安宫”，发奋攻读，13岁即考中秀才，被誉为神童，轰传桑梓。神童蔡锷并未选择科举之路。两年后，15岁的蔡锷考入长沙时务学堂学习新学，师从梁启超、谭嗣同，并受到该学堂中文总教习梁启超的赏识，并建立起深厚的师生友谊。1898年，蔡锷参加湖南巡抚陈宝箴举办的留学生预备考试，并以第2名入选。可是不久戊戌变法失败未能出国。蔡锷天生会读书能考试，1899年蔡锷到上海，考入上海南洋公学（后更名为“国立交通大学”，即今天“上海交通大学”与“西安交通大学”的前身）。随即得到梁启超的来信，邀请他自费赴日。蔡锷出身贫困家庭，留学经费是个大问题，好在吉人天相，自有贵人相助。1899年，17岁的蔡锷得到唐才常的资助，东渡日本，就读于东京大同高等学校攻读政治哲学，后转横滨东亚商业学校。在日本，他进一步接受了现代教育，受到新思想的熏陶，加入了唐才常发起的自立会。1900年，18岁的蔡锷，放下学业，随唐才常回国参加自立军起义。晚清时期，伟大人物风起云涌，严复、康有为、梁启超、谭词同、孙中山……其中，唐才常绝对不应被低估。
唐才常1867年5月12日出生于湖南省浏阳县孝义里。少年壮志，饱读经史。1878年，11岁的唐才常结识了大两岁的同乡谭嗣同，两人在浏阳大儒欧阳中鹄门下就学，时人并称为“浏阳二杰”。1886年，19岁的唐才常在县、府、道三级科举考试中，均夺魁首，成就“小三元及第”，这是清代浏阳第一人。随后唐才常就学于长沙岳麓书院。1897年，维新运动兴起，湖南成为中心。30岁的唐才常在长沙创办《湘学报》，积极积极宣传变法图强。这年9月，唐才常与谭嗣同等人在长沙创办湖南时务学堂，并请来梁启超任总教习。这是湖南的第一所新式学堂，时务学堂传播维新运动，培养新式人才，影响巨大。此时蔡锷便是时务学堂的学生。1898年6月11日光绪下《明定国是诏》，戊戌变法开始。9月唐才常受光绪皇帝之诏前往北京。正好行至汉口，9月21日慈禧发动政变，囚禁光绪，康梁去国流亡，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被杀，百日维新失败。逃过一劫的唐才常逃亡到了日本，与康有为、梁启超商讨，决定在长江沿线起兵，组织武装“勤王”，拥护光绪帝亲政，以实现君主立宪。又与孙中山商谈，借用留日学生的革命力量和与兴中会联系密切的国内会党势力反清。能把水火不容的保皇派、立宪派和革命派力量聚合在一起，这是唐才常的非凡之处。1899年，唐才常联合留日学生秦力山、吴禄贞、林圭等二十余人在上海成立“正气会”，作为策动起事机关。唐才常订立《正气会会章》22条。号召“务合海内仁人志士，共讲爱国忠君之实”。并标明欢迎日本志士列名会籍。1900年，唐才常将正气会易名“自立会”。自立会对外称“东文译社”，聘日人甲斐靖主持社务，以教授日文为掩护。以时务学堂学生、留日学生及国内青年学生为骨干，另有各省来沪之会党首领及其他武装志士参加。宣称废除“清国专制法律”，以期“保全中国自立之权，创造新自立国”。自立会采取了建山堂、发票布的办法秘密结社。延揽多个省份的会党头目，既接受康、梁指导，又遥奉孙中山为“极峰”。自立会会员称“会友”，每人持富有票一张，上书救国保民的政治宗旨，作为会员凭证。自立会于上海开富有山堂，设有正龙头、副龙头、内八堂、外八堂等名目，体系庞大。内分军事、政治两部，筹设自立军，准备起兵“勤王”。自立军联络各地会党和新军官兵，连接了康梁的维新派和孙中山的革命派，左右逢源，人数达10万多人，遍布鄂、皖、赣、湘各省。后来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创建发展，基本上是学了唐才常秘密结社的路子。1900年6月，由于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清廷宣战，南方各省督抚达成“东南互保”协议，拒绝与洋人开战。唐才常打算借这个时机发动。1900年7月1日，唐才常在上海张园召集会议，号称“国会”，后改为“中国议会”。容闳被推为议长，严复为副议长，唐才常任总干事。容闳起草英文《对外宣言》八条，提出立二十世纪最文明之政治模范，予人民以立宪的政治权利等。国会宣布三项宗旨：一、保全中国自立之权，创造新自立国；二、不承认满清政府有统治中国之权；三、请光绪皇帝复辟。当然，笔者至今想不通，“不承认满清政府有统治中国之权”和“请光绪皇帝复辟”这两条对立纲领是怎么统一到一块的。那个时代的青年，有一腔热血，也有神奇的脑回路。国会的召开，使得武装勤王取得合法地位。之后唐才常、林圭、秦力山等人，在汉口英租界内设自立军总机关，联络长江沿岸会党，策动新军，组成自立军七军。定于7月15日在汉口、汉阳、安徽、江西、湖南同时起兵。起义是需要军费的，尤其会党造反，往往是给多少钱出多少力，非常现实。因为康、梁等人的保皇会允诺的汇款迟迟未到，自立军起义计划只好后延至29日。然而，安徽自立军未能得到通知，按期起义，结果被迅速镇压。由此自立军之事败露，清政府沿长江戒严，大肆搜捕。8月21日，汉口总部被破获，唐才常等12人被捕。第二天，唐才常于武昌大朝街滋阳湖畔被斩首。唐才常临刑前题诗“七尺微躯酬故友，一腔热血溅荒丘。”自立军起义虽然失败了，对于中国却是一次重要的心理转折点，人们开始放弃“君主立宪”转向“民主共和”。原先国内的知识分子与海外华侨，大多支持维新党，从此开始转向支持革命党。唐才常的非凡之处，就是他能将所有可能的革命分子，都拉到一起，互相联络。这为11年后辛亥革命的胜利，种下了种子。辛亥革命虽然是由革命党发动，但革命能够迅速成功，立宪派的全面支持起到核心作用。“浏阳二杰”的杰出之处，就是读书一流，政治进步，能上庙堂，也敢走江湖，结会党，混黑道。从洪秀全、唐才常到梁启超、孙中山，这是晚清特有的读书人群体现象。其实，清末长江沿线革命风起云涌，核心都是两湖会党和新军力量，从唐才常的自立军到革命党的共进会，底子里都是大清湖北巡抚兼任着湖广总督谭继洵的公子谭嗣同建立的人脉资源。谭嗣同骨子里并不赞同康有为的维新，他更倾向于流血革命。如果谭嗣同不被动员参加戊戌变法，或者变法失败后不选择慷慨就义，由谭嗣同和唐才常联手造反闹革命，历史将会更加精彩。蔡锷在唐才常起义失败后改名“锷”，立志“流血救民”。1901年复去日本。先入成城学校，继入陆军士官学校，学习军事，在日本，蔡锷一面如饥似渴地学习军事知识，一面苦苦地思索拯救中华的途径。1902年2月，蔡锷在梁启超创办的《新民丛报》上，发表了题为《军国民篇》的文章，阐述了他的救国救民主张。认为中国之所以“国力孱弱，生气销沉”，主要由于教育落后，思想陈旧，体魄羸弱，武器窳劣等原因造成的。若要改变上述弊病，必须实行“军国民主义”。奇怪的是，这期间，蔡锷又变成了一个铁杆保皇党。他热切地希望变中国为世界第一等强国，抱着从改革军事入手，立志帮助清廷革除弊政，借以实现富国强兵的理想。期间曾参与组织“拒俄义勇队”。晚清时期，很多仁人志士从变法到保皇，从保皇到虚君立宪，从立宪到革命共和，视野不断在开阔，思想不断在进步，形成一股时代洪流。但是像蔡锷这样政治立场180度急转弯的并不多见：1898年拥护君主立宪，1900年参加举义造反，1901年原地转向维护朝廷，1902年主张富国强兵，1904年起专注军事报国，然后1911年突然激进投身革命，1914年退而支持袁世凯为终身大总统，1915年又华丽转身，坚决打响护国反帝第一枪！1902年11月，20岁的蔡锷又考入东京陆军士官学校。他思想活跃，成绩突出，与同学蒋方震、张孝准，同被称为“中国士官三杰”。1904年，蔡锷这一届东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当天出现了名场面：当时学校宣布毕业生的名次是从前向后宣布的，第一名将获得天皇赐刀。结果毕业典礼宣布的第一名，就是中国人"蒋方震"。第一名被中国留学生蒋百里拿了，天皇的赐刀也就归中国了。谁知接着宣布第二名还是中国人，就是蔡锷。日本士官普遍打脸，于是校方在宣布第三名之前，预先查看了一下成绩单，不幸的是，第三名居然还是中国人张孝准。学校主持毕业典礼的伏见宫亲王，惶恐之下觉得没法向天皇交待，临时从后面换了一个日本学生作第三名，又觉得前四名本国人不过半也尴尬，又增加了一个日本学生作第四名，张孝准得了第五。插队越级的的两个日本人，第三名叫荒木贞夫，后来成为日本陆军大将，担任陆相；第四名叫真崎甚三郎，后来也是日本陆军大将，担任台湾总督。被“中国士官三杰”蒋百里、蔡锷、张孝准力压的这一期日本毕业生里，还有小矶国昭、本庄繁、松井石根、冈村宁次、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从此以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规定中国留学生必须与日本学生分开授课，以免同样尴尬场面重演。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还为中国培养出众多赫赫名将：杨宇霆，徐树铮，许崇智，孙传芳，阎锡山，何应钦，汤恩伯，朱绍良，程潜……在这样的神奇名校中鼎立三甲，“中国士官三杰”的含金量极高。1904年初，22岁的蔡锷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归国。先后应聘任江西随军学堂监督、湖南教练处帮办、广西新军总参谋官兼总教练官、广西测绘学堂堂长、广西陆军小学堂总办（成为李宗仁、白崇禧的老师）、广西陆军讲武堂总办(培养了朱德等门生)等职。此时，少年挐云、年轻英俊的蔡锷，已经是省军区副司令级别，被赞誉为民国的“人中吕布，马中赤兔”。1911年2月，29岁的蔡锷，经云贵总督李经羲聘请到云南，任新军第十九镇第三十七协协统。清末编练新式陆军，其编制与八旗、绿营不同。新军军制：镇统是师长，协统是旅长，标统是团长，管带是营长，队官是连长，正副目是正副班长。当时坐镇西南三省的正规军，也就只有蔡锷这个第三十七协，于是他一跃成为西南地区的军事首脑。起初，胡燏棻在1895年奉命到天津小站展开了编练新军的工作，编练了4700余人的新军，后来袁世凯接手小站练兵。将新军扩编到了7000余人，并改称新建陆军。慈禧为了加强对驻扎于京畿地区的军队的控制，又让荣禄对京畿地区的军队进行了一次整编。荣禄因此将聂士成部、董福祥部、宋庆部和袁世凯部，另组建一支新军，同时整编形成了武卫军。袁世凯所部新建陆军，被编为武卫右军，共20营14000人。武卫军在1900年之前就是清朝所控制的实力最强大的军队，也是支撑和维护清朝统治的根本。到了1900年之后，武卫军除了跟随袁世凯一同移驻山东的武卫右军之外，几乎全部折损。武卫右军就成为了北方新军硕果仅存的一支，后来扩张到北洋六镇。另：载沣掌权后还编练了人数1.2万人左右的禁卫军，专门拱卫京师，随君护驾。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朝廷颁发了一道上谕：“著各省将军巡抚，将原有各营严行裁汰，精选若干营，分为常备、续备、巡警等军，一律操习新式枪炮，认真训练，以成劲旅。”这道上谕的意思也很明显，这一次编练新军不再局限于清朝中枢，而是扩散到了各省。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 八月颁行《陆军营制饷章》， 规定常备军之编制为军、镇、协、标、营、队、排、棚八级：一军辖二镇；一镇辖步兵二协，马兵、炮兵各一标，工程兵、辎重兵各一营；步兵一协辖二标；步、马、炮兵一标辖三营；步、马、工程、辎重兵一营辖四队，炮兵一营辖三队；步、炮、工程兵一队辖三排，马、辎重兵一队辖二排；步、炮、工程、辎重兵一排辖三棚， 马兵一排辖二棚；一棚各兵种皆设目兵十四人。以上八级，镇为经常编制，军无常设。凡一镇之官长及司书生等七百四十八人，弁目兵士一万零四百三十六名，夫役一千三百二十八人，总计每镇一万二千五百一十二人。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全国计划编练三十六镇，但到清亡为止，只练成十四个镇、十八个混成协、四个标和两协禁卫军。清末，朝廷虽然号称坐拥百万大军，可实际上可用之兵也就六十万左右。这六十万政府军当中，三四十万是不堪一击的地方部队，真正具有实力的野战部队，是基本上实现了近代化的新编陆军，总共大约十七八万而已。新编陆军当中，袁世凯的北洋系占了十二三万，18清18行省，各省兵力极度空虚，大多也就只是拥有数千新军，很多省份有的省份甚至根本没有新军驻扎。29岁的蔡锷，官居二品，掌控全国二十分之一的兵力。其所带新军第十九镇第三十七协编制8000人。后来护国战争时扩为一个军三镇，大约带兵两万左右。要知道武昌起义时期的黎元洪，也就是陆军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从二品官，带兵4612人。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云南后的第三天，蔡锷与革命党人李根源等在昆明领导新军响应武昌起义，蔡被推为临时革命总司令。笔者很奇怪一个现象，就是辛亥年革命党起义，十有八九会提前泄密。蔡锷起义也不例外，果然在约定起义之日的前几天，发生事机泄漏，初九日，云贵总督署的总文案熊范舆、刘显冶把新军不稳的消息密告李经羲和统制钟麟同，李、钟会商后拟下令解散新军以杜绝乱源。1911年10月30日夜，蔡锷等知道事机迫切，千钧一发，遂约同李根源率讲武堂学生自西北攻城，蔡自己率三十七协一部分攻东南门，次日中午，起义军胜利攻占云贵总督署。由于10月30日是农历九月初九重阳节，故史称昆明辛亥起义又被称为“重九起义”。11月1日，大中华云南军都督府成立，蔡锷被推举为都督。再过数日，各地传檄而定，云南全省光复。李经羲是李鸿章弟弟李鹤章之子，以前曾偷偷拿出银元资助蔡锷进行革命活动。云南重九起义后，蔡锷建立军政府，先劝李经羲主持云南政局，被李拒绝，转而采用礼送出境的方式将李送出云南。袁世凯死后，北洋政府内发生黎元洪与段祺瑞的“府院之争”，李经羲被黎元洪请来当内阁总理。不久被张勋轰下了台。蔡锷自1911年11月至1913年10月，出任云南都督两年整。期间大力推行新政，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深受军民爱戴，使民主共和思想深入人心，在风云变幻的政治舞台上始终坚持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原则立场。1913年蔡锷进京，唐继尧接替蔡锷担任云南都督兼云南民政长，掌握了滇贵地区大权。号称“西南王”。1913年10月，蔡锷被袁世凯调至北京，委之高位，加以笼络。10月4日，蔡锷一抵达北京。随即被袁世凯任命为陆军部编译处副总裁（总裁为段祺瑞），后来委任蔡锷为全国经界局督办。蔡锷和袁世凯起初很和谐，蔡锷认为袁世凯“宏才伟略，群望所归”。袁世凯同样非常欣赏蔡锷，任命蔡锷为政治会议议员。1914年5月北京参政院成立，袁世凯又委任蔡锷为参政院参政，6月，又授予蔡锷为将军府昭威将军。蔡锷一方面领导经界局工作，另一方面仍热心于军事学术活动。他与蒋方震、阎锡山等11人组织军事研究会，深入研究各种军事学术问题。据说陈寅恪曾当过蔡锷的秘书。《陈寅恪先生传》中说：“一九一五年(民国四年乙卯)春，至京，曾短期任全国经界局局长蔡锷秘书。”在蔡锷督办经界局期间，陈寅恪还担任该局编译所所长这一重要职务，并组织有关人员编纂了《各国经界纪要》一书，为中国的土地管理和改革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小凤仙本姓朱，祖籍河南，大约1899年出生于父亲做官的浙江杭州。因母亲为侧室，备受家庭歧视，后随母脱离朱家单过。不久母亲去世，小凤仙被江西籍张姓奶妈收养，又改姓了张。辛亥年杭州宣布独立后，小凤仙随养父母逃至上海，因生活无着，辗转北京，堕入风尘。当时的北京城共有妓院七十余家，妓女不下千余名，主要集中在南城的“八大胡同”，即石头胡同、陕西巷、韩家潭、百顺胡同、王广福斜街、小李纱帽胡同及东西皮条营八处。其中又以石头胡同、陕西巷、韩家潭为最多。小凤仙委身于陕西巷的云吉班，属于专供上流社会行乐的小班子。与蔡锷相识时，小凤仙尚是“二八”佳人，实际上也就十五岁而已。从流传于世的照片来看，小凤仙根本算不上绝色，最多只能说还算顺眼。当时的见闻笔记史料也记载其“相貌不过中姿”；在才艺方面，有记载称，小凤仙曾跟着一位姓胡的艺人学戏，继而便到南京卖唱为生，没有知名且过硬的学习背景，所以也根本没有可能有什么技惊四座的技艺。看现在保存下来小凤仙给梅兰芳写的信，信件中错别字不少，显得文化水平不高。所以许多影视作品中关于小凤仙“色艺双绝”的表达，多有为吸引观众眼球而杜撰的成分在其中。总而言之，先天条件决定了小凤仙只是一个普通的青楼女子罢了，实在担不起“一代名妓”称号。小凤仙本来是蔡锷的老部下、原云南第二师师长李鸿祥的相好。李鸿祥曾经回忆小凤仙与蔡锷的交往发端，说有一次蔡锷与李鸿祥一起去陕西巷云吉班设筵听歌，李鸿祥叫出小凤仙陪席，蔡锷发现小凤仙唱得不错，结果和李鸿祥商量，李同意“割靴”将小凤仙让给蔡锷。从此小凤仙便转手到蔡锷身边。不久，蔡锷便出1000块为小凤仙赎了身，赎身后的小凤仙，不知道该做什么，于是仍旧接单“做生意”，蔡锷偶尔也去坐坐听小凤仙唱戏。客观来说，两人总算是有一点情分的。蔡锷对小凤仙既有如此大恩大德，小凤仙对蔡锷感恩生情，当然完全有此可能；可是要说蔡锷对小凤仙也深情款款，显然不太可能。1915年8月14日，杨度串联孙毓筠、李燮和、胡瑛、刘师培等人以研究共和得失为名，发起成立筹安会，公开进行复辟帝制的舆论宣传。于是天下芸芸，争相演出劝进闹剧，袁世凯称帝野心昭然若揭。蔡锷一方面心中反对老袁的称帝野心，另一方面又恐因为反对老袁称帝而在京遭遇不测，所以在老袁称帝这件事上多为费心，一会儿唱“红脸”，一会儿唱“黑脸”，政治态度表面上摇摆不定。1915年8月25日，云南会馆将校联欢会发起军界请愿改行帝制时，蔡锷第一个提笔签字表示拥护帝制。不仅如此，为了向袁世凯表明自己并无反袁意图，且胸无大志，蔡锷频繁流连于花街柳巷，征歌逐舞，诗酒风流。后来更是索性住到了小风仙的妆阁内。沉溺于风月只是蔡锷韬光自污的外在表现。由蔡锷此时的行为和心态分析，他与小凤仙只不过是逢场作戏，各取所需。更多可能的则是掩人耳目，韬光养晦，成为其政治谋略链条中的关键一环。蔡锷当时已有两位夫人，且与其一度同居北京。他的结发夫人叫刘森英，湖南武冈人。后因刘夫人十余年苦不育男，老母黄太夫人抱孙心切，于是又娶了第二位夫人潘蕙英。蔡锷与两位夫人相处和洽，尤其对夫人潘蕙英恩爱有加，两人之间书信往来频繁。当时权贵招妓养妓是平常事。蔡锷与小凤仙的交往，对家人也是公开的，上世纪80年代蔡锷的女儿蔡淑莲曾说过：“妈妈以前有小凤仙的照片。有一次父亲带着母亲去看戏，还远远指给她说那就是小凤仙，母亲说长得端端正正，穿得朴朴素素，是个像样的女孩子。”这一事实说明蔡锷对小凤仙处之泰然，也就是说没怎么当回事。袁世凯对蔡锷这个手握军权仍不放心，曾在10月14日偷偷派人搜查了蔡锷在棉花胡同的寓所。但是，偷鸡不着蚀把米，什么证据也没有找到，反而被京沪报纸曝了光，让世人看到了袁大总统的两面性和疑心病。蔡锷一开始还注重名声影响，谨慎行状。及至棉花胡同寓所被搜，他意识到袁世凯明显对他有监管防范，潜在危险正快速向他迫近，有必要“效信陵君醇酒妇人以自掩”，这样就将他和小凤仙的交往更加公开化、日常化和扩大化。蔡锷此时在京，表面上公开支持老袁称帝，至于是否有反袁之心，袁世凯没有上帝之眼，是看不出来的。而且蔡锷到北京是当官也不是软禁，要离京出走天津难度不大，并非影视剧体现的那么惊险。事实上蔡锷在京两年，曾多次在京津两地进进出出。蔡锷早年就患有肺结核病，因肺结核菌渗入喉部所致喉疾，不但声音嘶哑，而且咽喉肿痛，饮食困难。所以蔡锷声称“身上有喉疾”，向袁世凯持续请假，要求在天津养病，袁世凯对此无可奈何，总不能认定蔡锷离京就算出逃，不让他走。当然，袁世凯防范心很重，蔡锷身边始终有袁世凯派出监视的侦探，这也是免不了的。
所以，蔡锷以“喉疾”之名赴天津就医的借口，是在袁世凯所允许的自由度之内。真实的历史上，蔡锷逃出京城，是有条件、有预谋也是早就准备周全的，并不需要小凤仙出手相助。只是拿不知情的小凤仙打了个掩护。小凤仙时常和人说她与蔡锷的结缘故事，但终身从未说过她帮助过蔡锷出逃。11月10日，蔡锷以帮同学母亲过寿的名义，去同学家打了一个晚上的麻将。直到11月11日凌晨时分去拜访袁世凯，但门卫说袁世凯已经睡觉了，于是蔡锷当着门卫的面给小凤仙打电话，叫她一起吃饭打牌，完了又对门卫说，既然自己来早了，那么去外面转转，一会儿再来拜会袁世凯。结果蔡锷直奔火车站，安抵天津。从这里可以看出，小凤仙的存在，只是蔡锷的疑兵之计，一大早去拜会袁世凯，约小凤仙，都是蔡锷的障目之举。从北京到天津不难，难的是从天津出海。蔡锷在朋僚的多方协助下，通过“时赴病院，时或不往，旋移德义楼”等措施，在天津停留了7天，巧妙避过袁世凯的耳目，以为和之前多次到天津一样，就是看看病，散散心。所以袁世凯也没太当回事。在天津，蔡锷和梁启超会面密商，“造先生之庐，咨受大计”。同时与孙中山、黄兴以及东京、上海、香港、昆明等地革命党人建立联系。蔡锷与梁启超学生参议员戴戡、陈敬铭等穿大礼服共摄一影，宣誓：“失败就战死，绝不亡命；成功就下野，绝对不争地盘”。
在天津蔡锷住进天津共立医院，因“假期已满，病仍未愈”，呈文袁世凯，要求续假三月，迁地疗养，袁氏批复“给假两月”。实际上是同意蔡锷去外地了。所以蔡锷是打着“航海东渡，赴日就医”的旗号正常离开京津，不是像影视剧中那样秘密出逃。
11月18日夜间，蔡锷悄然登船东渡，成功从海路绕了半个中国回到云南。踏上反袁称帝的征程。蔡锷回滇，天下震动。小凤仙因有蔡锷“邀饭之举”，曾被老袁“侦探盘诘终日”。大概是袁世凯的手下害怕被追责，为自我开脱，强加给小凤仙所谓“坐骡车掩藏蔡锷赴丰台”的不白之冤。媒体对此也多加报道，因此有了小凤仙助蔡锷出逃一说。所谓小凤仙“助蔡出京”，不过是袁世凯的侦探和兴中会老会员哈汉章等人为开脱各自的责任，有意向社会散布的虚假消息。结果审问小凤仙多时，什么也没有审问出来，北洋政府精英治国，司法相当宽容，为顾舆论，就把小凤仙放了。小凤仙不过是大时代下的一个小人物，蔡锷一走，从此和她也就再无瓜葛。她由先前所属陕西巷云吉班，改换到隶韩家潭武升班，继续干自己的老本行。把“曾和蔡锷相好”当卖点，小小火了一阵子。1915年11月18日，蔡锷离京返滇，旅程整整一个月。1915年12月25日，蔡锷回滇第六天，云南宣布独立。蔡锷随即组建护国军，编制三个军：第一军总司令蔡锷，率军西向四川；第二军总司令李烈钧，兵进广西并直指广东；第三军总司令唐继尧，坐镇云南大后方。三军目标明确，讨袁护国。袁世凯派遣曹锟为第一路军总司令，率领吴佩孚和冯玉祥所部入川进攻护国军，派遣马继增率第二路军入湘进攻云南护国军大本营，另派龙觐光率领第三路军，从广东借道广西，夹击云南。北洋军陆续到达四川前线，总兵力是护国军的十倍有余。虽然双方力量悬殊，护国战争打的很干脆：第一军总司令蔡锷，带领8000人左右，分三路进攻四川南部的叙府（今宜宾）、泸州和重庆，势如破竹入川。次年经纳溪战役，几乎全歼北洋军第七师。随后，蔡锷旗下朱德所部护国军先锋在棉花坡击败北洋军主力。由于兵力相差太大，护国军无法展开继续进攻，遂据守棉花坡。
蔡锷的8000护国军成功顶住10万优势的北洋军，相持两个多月，赢得大势转变：贵州、广西、广东、浙江等省纷纷宣布独立，北洋军曹锟拥兵观望，不再发起主动进攻，反而按兵不动，四川、云南战场均进入相持。袁世凯另派张勋率军讨伐，张勋以“徐州防务吃紧”为由，一口回绝。袁世凯随后电请驻扎在奉天的张作霖27师出关参战，张作霖以奉天商会等团体要求挽留该军维持东省秩序为由，拒绝出关。袁世凯又请段祺瑞出山，段祺瑞也以“宿疾未愈”为由婉拒；袁世凯转而调冯国璋进京任参谋总长兼征滇军总司令，冯国璋称病不出，还联络四省督军请袁世凯取消帝制，这时陕西、四川、湖南等省又宣布独立。袁世凯众叛亲离，知道大势已去，不得不于1916年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终因忧愤交加，于6月6日，在悲愤中死去。只带了两年兵，离开了两年，一回来能马上重新接手军队，一接管马上宣布独立，一独立马上把军队拉出去打仗，一打仗就是八千破十万，一战定天下，这就是蔡锷的本事。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蔡锷被任命为四川督军兼省长。但蔡锷本身已经病重，原本就需经常到天津治疗保养。经日本、越南，转道返回云南。一个月长途颠簸，风尘仆仆，导致喉疾加剧。在护国战争中又军旅操劳，戎马倥偬，病情日益加重恶化。草草处理完四川的事务后，1916年8月9日启程赴日本就医。蔡锷住入福冈的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医生诊治后认为蔡锷的喉疾系肺结核菌渗入喉部所致。当时尚未有治疗肺结核的特效药。蔡锷身体虚弱，不宜施行切除喉部手术，只能用药物进行控制调养。
1916年11月7日傍晚，蔡锷病情急转直下，进入弥留状态。虽经抢救，但回天乏术，延至8日凌晨逝世，年仅34岁。
次年4月，蔡锷的遗体回到中国，北洋政府在岳麓山为他举行了国葬，他也成为民国历史上“国葬第一人”。蔡锷一生，共有两次婚姻，有2子4女。原配夫人原名叫刘新英，后蔡锷给她改名为刘侠贞。婚后，两人孕育了三个女儿，分别是大女儿蔡菊莲，二女儿蔡福莲，小女儿四小女。后两个女儿早夭，只剩下长女一人。蔡菊莲从小就备受父亲的宠爱，长大后嫁给了石陶钧的儿子石潮白，为他生了两个儿子两个女儿。1957年，蔡菊莲一家移居美国，加入美国国籍。1985年，蔡菊莲去世，其后人的生活不详。二夫人名叫潘惠英，曾接受过西式高等教育，19岁时与担任云南都督的蔡锷结婚。两人情投意合，她生下了二子一女。蔡锷去世时，她只有二十多岁，未再嫁，靠教书抚养几个孩子长大。长子蔡端于1914年出生，曾在北平辅仁大学史学系读书。完成学业后，他曾在国民政府外交部和驻南非总领事馆工作。新中国成立后，蔡端在《光明日报》工作。其妻子叫刘淑芸，在机械工业部仪表局工作，两人有5个女儿蔡安慈、蔡愉慈、蔡慰慈、蔡爱慈、蔡顺慈。1997年，蔡端去世。据了解，他大女儿定居于日本；二女儿在包头生活；三女儿和小女儿在北京从事教育工作；四女儿于2010年逝世。蔡永宁是蔡锷最小的孩子，生于1916年，也曾在北平辅仁大学念书，毕业后在滇西银行南京分行工作。后来，他在北京体育学院工作。妻子谈素是他的同事，婚后生了两个儿子两个女儿，目前只有蔡协一人活跃在大众视线中，其他几个的资料无人知晓。1968年，蔡永宁逝世，享年52岁。潘惠英和蔡锷唯一的女儿叫蔡淑莲，生于1912年，曾在浙江大学农学院念书，后在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工作。丈夫周家炽是她的大学同学，两人有两个女儿，现都在北京大学工作。2001年，蔡淑莲去世，享年89岁。香港岭南大学教授许子东曾总结过“五四”时期文学作品中的三个爱情模式：一是书生拯救风尘女子，二是书生创造新女性，三是书生在纯洁的女性面前欲情净化。这就是那个年代的爱情模式。可是蔡锷将军和小凤仙的爱情应该归之于哪种模式呢？这三种模式好像都是，又好像都不是。蔡锷因喉癌医治无效病逝之后，一些媒体又旧事重提，对蔡锷与小凤仙的事情进行了再次报道，其中《盛京时报》一篇题为《英雄美人之风流佳话》的报道比较可靠。文章报道表明，小凤仙的政治觉悟并没有当时各种传闻所说的那么高，即使云南起义爆发后，她也还是“不知政治革命为何物”，仅仅恍然明白，蔡锷当日所作所为不过是“辱以军国，谋及妇人”而已，自然难以对老袁称帝的是非曲直有什么认识。在人们普遍关注的与蔡锷的关系问题，小凤仙经历了一个由惧祸回避到引以为荣的过程，算不上什么“侠妓”。护国战争胜利前，小凤仙虽对蔡锷产生了“感佩”之情，但由于袁世凯余威犹在，她本能地采取了“隐匿其事”的自我保护态度，“凡有叩问蔡君，苟非至熟之人，则绝不道出只字”。直到帝制取消，袁世凯败局已定，小凤仙才“稍露其大致”，明言蔡锷“乃天下第一人”，并对这位曾对她有大恩大德的护国英雄的健康及随之而来的病逝，毫不掩饰地表现出深深的忧虑和悲痛。蔡锷与小凤仙的关系只是萍水相逢，在偶然的机会下交会在一起，两人本身并没有深厚的感情纠葛，只是命运使然，在后人的穿凿附会下成为英雄和美人的历史佳话，甚至深刻地影响了关键人物的历史走向。与其说小凤仙帮助了蔡锷，不如说蔡锷利用了小凤仙。一个十六七岁的风尘女子何以竟能如此蹿红？成了不少人眼中智勇双全、成就蔡锷护国大业的“巾帼英雄”？人们对于英雄与其红颜知己先入为主的种种认知和想象，对于传奇与梦幻不断靠近的痴迷，成就了这段佳话的后续情节，并在千百年的影视作品中经典流传。真实历史上，蔡锷和小凤仙关系乏乏，连一张真正的合影都没有……蔡锷的行草书法功底深厚，周恩来字体风格就与蔡锷相当神似。蔡锷与小凤仙相识最初，蔡锷就挥毫为小凤仙写下两幅对联：据说当时小凤仙曾咬舌滴血，来表达对蔡锷的真心爱意：拼将一生休，尽君一时欢。护国战争期间，蔡锷从前线给潘蕙英写过很多封信，有时一天写两封，信中称潘蕙英为“贤妹”，除了表达思念外，字里行间充满着平淡温馨的关切，以及对以后的憧憬。而对小凤仙，蔡锷没有任何文字留言。感情是一场戏，戏完了，一切也就结束了。青楼女子或许可以消遣，却始终不是真正用情的对象。蔡锷病逝的消息传到北京后，国民政府追认他为上将军，在北京中央公园举行隆重公祭，黎元洪、孙中山、段祺瑞等风云人物均前去参加祭奠。小凤仙白马素车，一身黑纱，亲临祭奠，送上挽联两幅：九万里南天鹏翼，直上扶摇，哪堪忧患余生，萍水姻缘成一梦；十八载北地胭脂，自悲沦落。赢得英雄知己，桃花颜色亦千秋。第一副对联，我想应该是小凤仙回复当年蔡锷初见她的时候，为她写的那副“不信美人多薄命，从来侠女出风尘”。蔡锷不信美人多薄命，可是小凤仙和蔡锷只有一年薄缘，换了一生薄命。小凤仙不信周郎竟短命，可是蔡锷一生如流星璀璨，也如流星消逝，他和周郎一样，都只享年34岁。蔡锷说从来侠女出风尘，把小凤仙比作红拂女，只是基于小凤仙身份的客气话，也隐隐自标风尘三侠中的李靖，走出杨素羁绊，必将成就大业；小凤仙说早知李靖是英雄，那是挖出心来捧到蔡锷灵前表白，也隐隐伤感蔡锷终究是辜负了小凤仙没把当红拂看待。如果蔡锷真的有心，出走时就是带上小凤仙也是可以的。笔者也是想不通，带上小凤仙一起跑路，不是更好的掩饰吗？终究是蔡锷只当和小凤仙游戏风尘，整套计划里她就是被当棋子用的。第二副对联，上联悼蔡锷，下联悲自己。一句“萍水姻缘成一梦”，一句“桃花颜色亦千秋”，那种真心流露，实在情深入骨，令人不忍细品。在蔡锷的剧本中友情客串的小凤仙，留下的却是刻骨铭心。1980年，蔡锷的部下，93岁的张一然写了一篇回忆蔡锷的文章《良师益友蔡松坡》，其中披露这样的事：1915年，蔡锷辗转回到云南后，变卖了部分私产，筹措了7000元大洋(银票)，并附了一封亲笔信，委托张一然秘密北上，将款项和信件亲交小凤仙。张一然将银票以蔡锷的名义存进香港某银行，亲笔信则被付之一炬。1916年蔡锷病重时，张一然才将实情禀明，并将那笔赠金还给了蔡锷。蔡锷叹道：“兄台陷我于无情无义之地矣……”。病重的蔡锷再次委托心腹徐敬文携重金（据说是10根金条）到北京寻访小凤仙。徐敬文和张一然如出一辙的将金条私扣，甚至烧毁了度日艰难的小凤仙托人带给蔡锷的救助信。在蔡锷生命即将结束时，徐敬文才将实情和10根金条合盘托出，并拿出自己的4根金条作为赔罪。张一然在回忆文章中感慨说，由于他和徐敬文的过失，导致蔡锷将军被小凤仙误会了一生。张一然和徐敬文的这两个故事即便白纸黑字，我不相信。显然是《知音》电影出来之后，他们在为蔡锷美化。据说，蔡锷的卧室还挂了一幅对联，联曰：“有关一人凤兮凤；与卿同梦仙乎仙”。对联的末尾两字正是“凤仙”。这种传说，我还是不信。
这不是蔡锷的风格，也玷污蔡锷的水准，风雅民国，赫赫儒将，谁会在卧室里乱挂这种傻不拉几的恶俗文字，显然也是后人挂上去的。当下那些名人故居博物馆，就爱干这种可笑的文化裱糊。小凤仙在蔡锷病逝后，有很长一段时间依旧活跃在北京城的社交场合。蔡锷名满天下，小凤仙沾光成为名妓。1917年在北京观音寺，小凤仙曾出现在一位徐姓省长做东的宴席上，与梅兰芳结下一面之缘。据说那天的宴席上，梅兰芳主动向小凤仙敬酒。梅兰芳对小凤仙心怀敬重，曾说过这样的话：人家豁得出性命和袁世凯干，而我们只能在舞台上唱唱戏。传奇褪去，人似秋鸿。北京居大不易，其后小凤仙辗转到了沈阳。1928年，赵四小姐随张学良从天津到沈阳时，小凤仙曾主动慕名求见赵四小姐。抗战胜利。1946年初，有人见过小凤仙，回忆道：她年纪近五十，头发蓬松，身材矮小，胖嘟嘟的躯体，圆圆的脸，穿着棉袄、棉裤，一点高贵的气质都没有。即使再年轻二十岁，谅也是一中姿美人，谈不上绝色。解放后，小凤仙回归姓张，改名为张洗非，或许对小凤仙来说，一个青楼女子，即使没有阴阳相隔，想给一代名将蔡锷做妾，亦是一种非分之想，索性彻底洗去这些是非烦恼，开始一个普通女人的生活，任凭身世浮沉，接受命运的安排。张洗非和一位陈姓的厨子搭过伙，最后嫁给一个叫李振海的锅炉工人，成为4个孩子的继母，居住在沈阳皇姑区寿泉街三胡同的平房里，因为生活拮据，小凤仙到东北人民政府统计局一位叫张建中的干部家里当保姆为生。梅兰芳的秘书许姬传在《许姬传七十年见闻录》中记录：1951年初，梅兰芳率团去朝鲜慰问志愿军，途经沈阳并演出，下榻于东北人民政府交际处招待所。小凤仙闻讯后，就给梅兰芳寄了一封信，信中写道：“闻已来沈，不胜心快。今持函拜访，在三十四年前，于北京观音寺由徐省长聚餐一晤，回忆不胜感慨之至。光阴如箭，转瞬之间，数载之久，离别之情，难以言述。”梅兰芳接到信后，约小凤仙见面，并专门宴请了小凤仙，在座的有梅兰芳夫妇和秘书许姬传。席间说起蔡锷，小凤仙泣不成声道：“松坡乃天下伟丈夫，他不负天下人，但他，他负了我!”并流着泪着对梅兰芳解释道：“我做梦都没想到，他(蔡锷)到云南直至'归天’都没有给我只言片语。对我而言。松坡真是个薄幸人……”梅兰芳赠予小凤仙一笔款项，并托关系介绍小凤仙到省政府幼儿园里做保健员工作。小凤仙为此专门给梅兰芳写信致谢。70年代的某天，这个叫张洗非的女人听到广播中说到小凤仙和蔡锷将军的故事，禁不住潸然泪下。身边的邻居非常吃惊，忙问她怎么了。她指着广播说：“那里面说的就是我的事情啊！”她说着说着老泪纵横，或许只是为了证明过往一切不是一场幻觉。
1976年，76岁的小凤仙因突发性脑溢血，栽倒在自家平房旁的公共厕所里，抢救无效死亡。直到1998年，和张洗非共同生活数十年的四个孩子才知道，继母“张洗非”原来就是小凤仙。后人回忆，张洗非讲究个人卫生，不爱劳动，唯一的爱好就是喝酒，每餐都要喝点白酒。而且经常会拿出一张英武军人的照片发呆。这张照片，是她和一个消逝的旧世界的唯一关联。小凤仙死后葬于沈阳皇姑区塔湾山林，陪她一起进入棺材的，是蔡锷的一张照片，还有用一生忧伤成就的一刻绝恋。坟墓无人照料，最终消失在荒野山林间。小凤仙活着旁观了蔡锷和小凤仙的故事的流传。那时候蔡锷和小凤仙的名字上了中学课本，满世界传唱《知音》，坊间津津乐道英雄侠女的佳话，却没有人关心故事中的人还在不在，生活的好不好。唐继尧一生走的路和蔡锷差不多，蔡锷在世一路提携，唐继尧顺利发展；但蔡锷逝世后，唐继尧步步走错，一落千丈。唐继尧1883年出生于云南会泽，是滇军的创始人。和蔡锷一样，他从小优秀，天资好再加上努力，直接就成为了很多家长眼中的“别人家的孩子”。不仅学习好，而且还属于全面发展得好，诗书画等方面的造诣，也远超一般水平。唐继尧是1902年，19岁东渡日本入士官学校第六期。蔡锷是1894年，12岁考中秀才，1900年回国参加自立军造反。唐继尧是1903年，20岁从日本回国，旋即考中秀才。唐继尧是1904年，返回日本就读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蔡锷是1904年跳级毕业，毕业考全校第二名，成为“中国士官三杰”。蔡锷是1904年一毕业当年进新军任职，1911年重九起义时任二品协统（旅长）。唐继尧是1910年进入新军。1911年重九起义时任蔡锷麾下七十四标第一营管带（营长）。蔡锷就任云南都督后，出兵北伐，1912年蔡锷派唐继尧援黔，唐继尧成为贵州都督，掌握一省实权。1913年蔡锷进京，唐继尧接替蔡锷担任云南都督兼云南民政长，掌握了滇贵地区大权。成为西南王。唐继尧发展实业，收拢人心，在他的带领下，西南地区一度成为当时十分先进的地区，中国的第一所空军学校，第一个卷烟厂都是唐继尧的手笔，甚至还修建了铁路。唐继尧出道即巅峰，可巅峰后就很快落寞：1926年国民革命军北伐，1927年2月6日，胡若愚、龙云、张汝骥、李选廷四镇守使联合起来，对唐继尧实行兵谏，威逼去职。最终一场兵变后，唐继尧被迫下台。1927年5月23日，唐继尧病逝，享年44岁，云南当局举行公葬。1936年感念唐护国之功，国民政府改公葬为国葬，补行国葬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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