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与教育

著名历史学家钱穆先生的职业生涯，是从小学教师开始的。

1912年春，他才18岁，辍学在家，想到家中贫苦，无法继续上大学深造，只能依靠自学。也就是在这一年，担任了秦家渠三兼小学的教员，一人担任国文、英文、算术、历史、地理、体育、美术等等课程，每周要上三十六个小时的课。第二年钱穆转到鸿模小学任教，第三年到无锡梅村镇的县立第四高小任教，在高小任教期间，钱穆接触到杜威的教育思想，将其与中国传统教育思想进行比较。1919年，也就是钱穆26岁时候，担任了后宅镇泰伯市立第一初级小学校长。他改变教学法，提出“课程规章生活化，学生生活课程规章化”的办法，因此废除体操唱歌等课程，但每日上下午必有体操唱歌的全校活动，师生一起参加。后来就连国语也变成了这种形式的活动。又如“作文课”，并不是俯首课桌，而是带到校外，指导学生观察讨论，自由发挥。钱穆的这一主张融合了中西教育思想。杜威认为，学校也是个社会，学生应该在活动中养成品德、增长知识，这不妨看作“课程规章生活化”；另一方面，朱熹则把“黎明即起，洒扫庭除”等生活变成“家训”，也就是“生活规章化”。

1949年，钱穆执教于广州私立华侨大学，不久就随着学校到了香港。到香港后，和友人一起创办亚洲文商学院，是一所夜校，起初学生只有六十人。第二年，便创办了一所日间学校，名为“新亚书院”，是一所私立而不牟利的学校，学生多为大陆流亡青年，约近百人。新亚书院后来和崇基书院、联合书院一起，成立了香港中文大学。现今，香港中文大学已经成为了亚洲一流大学，但依旧保留了书院联邦制的格局。唐宋时期私学兴起，书院为学者讲学之所。以书院为核心，以师生关系为纽带，就形成一定的学派。著名的书院如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鹅湖书院、嵩阳书院等。新亚书院的成功，离不开钱穆及其学生如严耕望、余英时等人的贡献，他们在学问上的精进精神，永远是后人的楷模。

在创办新亚书院之前，1940年至1943年期间，钱穆和顾颉刚主持着齐鲁国学研究院的工作。此时齐鲁大学已迁到成都，顾颉刚向哈佛大学燕京学社请得专款，用于建设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当时所长为刘世传，顾颉刚任主任，负责行政，研究员有钱穆和胡厚宣，研究员下又有助理若干。虽然这是一个研究机构，但助理们都将顾、钱两位当老师看待，齐鲁研究院近乎是一个书院了。钱穆晚餐之后，执杖徐行，诸生也鱼贯其后；每月有一天为短程旅行，诸生也跟随前往，在大自然中随意漫谈，真有“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感觉。我想，这便是钱穆理想中的教育，也是他在香港创立书院制学校的初衷。

钱穆对治学，有种政治家的风度，高瞻远瞩，注重融会贯通。他认为，如果就经论经，就文史论文史，先把自己限定在一隅，就不能有通方之见。1941年4月，钱穆在武汉做了一个名为“我所提倡的一种读书方法”的演讲，他认为，现在的人好做专家，但更重要的是成为通人。要成为通人，就要读全书，不可割裂破碎。读书可以不求甚解，先要“尽信书”，读得多了，自然能发现问题，读书不能预存功利，要相信功到自然成。钱穆这些读书方法和治学态度，是值得我们借鉴和深思的。现如今，专家不通，博士不博，真是比比皆是。他对学生说：“我们读书人，立志总要远大，要成为领导社会、移风易俗的大师，这才是第一流的学者！专守一隅，做得再好，也只是第二流。”这种近乎于“再使风俗淳”的雄心壮志，真是后无来者。

钱穆的学生严耕望在治学道路犹疑不决时候向他请教，他认为，“把一生精力专注于史籍的补罅考订，工作实太枯燥，心灵也将僵滞，失去活泼生机，不如讲人文地理，可从多方面看问题,发挥自己的心得”，于是便有了严耕望的巨著《唐代交通图考》。钱穆的这番话，也是因为严耕望性格朴质，为学严谨，便希望他能活泼一些，如是余英时等向他请教，一定是另外一番话了。这又是钱穆“因材施教”的例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