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读特
这一转，将文化中国的通史历史书写转移到一朝一代的断代史叙事上来，将历史对文明的传承转移到仅供“资治”的功利历史学上来。
孔子修《春秋》时，开始编年。编年，是将人类存在的时间化作历史。用历史的眼光来看时间，是一种很高的智慧，这是中国文化的优点。古希腊文化用哲学来把握时间，时间被抽象化和绝对化了，而在印度文化中，时间消失在轮回里了。
只有在历史中，时间才是具体的、与人相关联的。但不是所有的时间都能转化为历史，只有经过史家选择的时间，才能转化为历史，史家的历史观，是选择时间的标准。
如，“吾从周”是孔子的历史观，能进入他的历史视野的，都是按照周礼封建制的中国化的国家，而周礼以外的很多小国就会落选。因此，春秋时代有500多个小国，能入“春秋史”的，只170多个。
孔子就像一位立法者，为史官记录历史立则。今本《春秋》，有一则“崔杼弑君”的故事，可知孔子为史家记录历史，留下两条根本原则：其一，记录历史要有态度和立场，即价值观；其二，要记录并捍卫真相。
崔杼妻棠姜貌美，齐庄公垂慕。崔杼得知，设计杀庄公，立庄公异母弟杵臼为君，是为齐景公，崔杼自任相国，与权臣庆封共专朝政。景公年幼，臣僚皆匍匐于崔、庆，唯上大夫晏子不服。庆封想杀晏子，崔杼止之，说晏子得民心，不能杀。不过，崔杼自己对弑君也十分惶恐，便与太史伯说：昏君已死，你就写“患病而亡”，我会厚赏你，不然，我就杀你！齐太史伯不慌不忙，拿起竹简，提笔写道：夏五月，崔杼弑君。崔杼大怒，挥剑杀了太史伯。按惯例，史官世袭，崔杼又召来太伯弟太史仲，说：按我说的记录，不然和你哥哥一样下场。太史仲冷静地摊开竹简，提笔写道：夏五月，崔杼弑君。崔杼再拔剑刺杀了太史仲。再召三弟太史季，说：你两兄长皆死，我看你如何下得史笔？太史季回答：秉笔实书，是史家天职。与其失职，宁死也。说完在竹简上直书“崔杼弑君”，递给崔杼。崔杼接过竹简，长叹一声，让太史季退下。齐国另一名史官南史氏，听说太史伯兄弟皆被杀害，抱着竹简急匆匆赶来，要继续秉笔直书“崔杼弑君”，见太史季已经据实记载，才罢去。
《春秋》以史家之命换来的信史名誉，成为后代史家修史的底线；孔子还留下“曲笔有致”“字字针砭”的史笔，也是后世史家的“心码”。“曲笔”是指不能直笔事实时要如何委婉隐晦的记录真实，而把握“曲笔”与“信史”的分寸，成为历来考量史家的焦点。
孔子为汉家立法，司马迁亦以《春秋》自勉，欲“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始修《史记》，却因“李陵”受难。东汉班固继承父志，续修《史记后传》，被人告发私修国史，下京兆监狱。幸亏亲弟班超策马京城，将书稿呈于汉明帝，皇帝阅后击赏，班固才得释放，并被授予兰台令史。
出狱后，班固在修撰东汉光武帝刘秀的《世祖本纪》中表现出色，被提升为“校书郎”，负责整理和校雠皇家书籍。又著《东观汉记》与《汉书》。
如何将大汉朝载入史册？是汉人才开始认真考虑的历史书写问题。从西汉到东汉，从司马迁到班固，采取了两种历史书写方式，一是司马迁的通史方式，二是班固的断代史方式。
不同的方式，表达了不一样的历史观。如果说《史记》是中国第一部通史，那么《汉书》则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
班固著《汉书》，借鉴《史记》的体例，但略有改变。第一，班固只修一代王朝史，开断代史先例；第二，《汉书》仅写前汉史，从公元前206年刘邦被封汉王开始，到公元23年王莽改制终止，共230年间西汉史事，无涉本朝，开当代人不写本朝史的先例。
班固开了两个先例，开了修史的历史“拐点”， 这或许是历史学的“哥白尼倒转”，这一转，将文化中国的通史历史书写转移到一朝一代的断代史叙事上来，将历史对文明的传承转移到仅供“资治”的功利历史学上来。
司马迁是道家之徒，班固则是以儒术安身、以经学立命、以正统自居、以王权至上的儒生，他以颂笔为基调，撰写《汉书》，为断代史提供历史的样式，但《汉书》还未竟，他便死在狱中，未完部分，由妹妹班昭续写。
（作者系历史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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