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神宗年间，山东登州发生一起民间刑事案件。案子很简单，对于这种案件，县以上的大人们多看一眼，就输了，不曾想，该案不仅惊动州里，还闹到“中央”，连宋神宗皇帝、清乾隆也卷入其中，真是千古第一奇案。
什么什么？宋神宗、清乾隆全卷进一件案子，这不是关公战秦琼吗？见过胡说，没见过这么胡说的！
大家别慌，请听本人慢慢道来。
登州有位农妇叫阿云，命很苦，幼年丧父，头年又死了母亲，没等她擦干眼泪，其叔叔动了歪心眼，将他许配给同村一位老光棍韦大。
这位老光棍“貌甚寝”，也就是非常丑陋的意思，五短身材、大头豁嘴、小眼扁鼻子，比武大郎还丑三分。阿云姿色与潘金莲相比，可能差点，与普通村姑比，简直貌比天仙。一朵鲜花插在牛粪，阿云十二分不乐意，无奈婚期已定，同不同意都得嫁。
阿云决定铤而走险，来它个逆天改命。有天，他趁着韦大熟睡之际，怀揣利刃闯进他的卧室，对着韦大砍了起来。
双方不懂武功，不会什么白鹤亮翅、挑灯看剑之类的招式，就在那里胡乱地打斗，阿云刺，韦大闪，实在闪不过去，就用手臂挡，挡不住了，就用手抓，阿云用力一翻，韦大一手指被斩断，痛得他大声呼救。
阿云一看，杀不了韦大，将刀一扔，夺门而逃。
回过神的韦大立刻报官，县官派人将两人带到大堂。没等县官问话，阿云就将事情经过，一五一十地向县官大人作了汇报。
县官问韦大，阿云说的是不是事实，韦大说是。县官一拍醒堂木，做出判决：“该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犯罪嫌疑人供认不讳，两位若没什么意见，本大人就判了，按照大宋律，犯妇阿云谋杀亲夫罪名成立，判处斩刑，退堂！”
案子到此，就算结了。不过，古人比较重视生命，死刑案非常慎重，要报“中央”审批，确认无误后，经皇帝朱笔画勾，方能处斩。
案子到了州里，知州许遵看后，非常不爽。这件案子尽管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但犯妇有自首情节，理应从轻，判死刑不合适，于是提笔将判决更改后，报到刑审院、大理寺。
两部门官员仔细看过案卷，觉得县官判决有理，再次更改判决结果，维持县里原判，然后将案卷移交刑部。
刑部部长大人翻来复去研究后，感觉州里判的有理，认为不宜死刑，又给改了过去。
一件简单的案子为什么搞得这么复杂？说白了，这件案发生的时间、时机非常巧妙，当时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下大搞变法，而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则坚决反对，他们认为王安石这一套不合实际，变法条例看似强国富民，却不合世俗人心，搞到最后，必定损国害民。
中央分了两派，地方也不例外，一件普通的案件，一旦卷进派系斗争，就复杂了。王安石和知州、刑部属于一伙的，而县府大人与刑审院、大理寺一伙人，则与司马光同声相应，两伙人谁也不服谁，问题只好踢给皇帝。
宋神宗看了案卷，又看了县、州、刑审院与刑部判决，头都大了，这事呀，还得你们决定，于是将球踢到翰林院，让王安石与司马光两位带头大哥当面锣对面鼓敲个明白。
王安石坚持说，该妇女处于母丧期间，叔叔给她指定的婚姻无效，不属于谋杀亲夫之列；该妇人到案后，供认不讳，有自首情节，按律应该从宽。
司马光认为，该妇女没有父母，叔叔就是他的长辈，叔叔通过媒婆给她定的婚姻，真实有效；该妇女执刃谋杀亲夫，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应判斩刑，就算考虑到其有自首情节，按律，不处斩刑，最起码也是绞刑。
两人开始是辩论，后来急了眼，在大厅广众之下，搞起人身攻击，差点互相问侯对方老母。两人都是读死书出身，两人都爱钻牛角尖，两人都是朝中重臣，都有一伙弟兄在背后支持，想让自己服软，门儿都没有。
案子又踢回神宗那里，神宗又将案卷踢给翰林院，让一群书生辩论，书生也分变法、保守两派，辩了一年多，也没辩出所以然，案子再次又回到神宗那里。
神宗正信任王安石，与王安石几次交谈后，决定采用王安石一方的看法，对犯妇进行轻判，判处阿云编管流放。
阿云运气不错，流放途中遇到皇帝大赦，中途折回，到家后择夫而嫁。但是，事情并未结束。
后来神宗死，司马光一方又得势了，将王安石变法条例，全废了。
司马光也不是什么宽弘大量的人，废法后，又想起这起案子，传说又将阿云刑拒，改判死刑。
事情了结没了？答案是，没有，这案子过了近千年，又被一位大清皇帝乾隆看到了。
乾隆皇帝亲自为此案做了点评，他完全支持司马光的看法，全盘否定了宋神宗支持、王安石做出的判决。乾隆对汉人非常残酷，大兴文字狱，将汉人的脊梁敲得粉碎，对于登州阿云杀人案，自然不会宽肴半点。
一件简单的刑事案件，加入正治考量，变得极其复杂，这就是中国人的死性，看来，案件讲影响，讲正确，讲立场是古以有之的事，也算一种国粹吧。
唉，世事如棋局局新，阿云、韦大是棋子，宋神宗与清乾隆隔着时光过招，王安石、司马光在边上支招，这大棋下的，你不懂不是？懂了你就不是一般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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