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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爷走了，生前住的房子空了下来，我们家又像从前一样，重新打开了通往堂屋的房门。也是前些天才从父母口中得知，堂屋其实分家时就是我们和小爹两家各占一偏水（即半间屋）。我问父亲，那为什么您就将房门封了，拿个偏屋来当堂屋，大门都只能开在矮墙上？父亲说，分是分一回事，不能合用了，爷爷奶奶幺妈他们又（需）要屋住，啷搞喋（怎么办呢）？
让我感慨的，仍是父亲母亲豁达的心态，自己再需要，也抵不过亲人们的需要，如果耿耿于怀，释放不下，一定要坚持主张自己的权利，矛盾的升级和延绵，将不可避免。孰轻孰重，不同价值观的人，会有不同的选择，而父亲母亲的选择，经过几十年时间的检验，也还是最好的。
但是，没过多久，这间堂屋就又变成了卧室兼烤火屋。村小学新调来的女公办教师彭老师，要为她卧病在床，生活不能自理的老母亲找一个住的地方，知道母亲是个热心肠，我们家也离得近，便来求助。母亲一口就答应了，于是，在堂屋左侧支了床，干脆把烤火的火坑也围在了床对面的墙边上。这样一来，老人家就能随时得到我们一家人的照看和陪伴，还能看到外面的人来人往，不至于长时间的孤独寂寞；冬天、天气越冷，我们在火坑烧火取暖的时间会越长，堂屋里也会更暖和一些。
以后的每天早上，父亲都会在火坑燃烧起来后，用长期被烟火熏着，由银白变得黢黑了的大炊壶装好水，垮（吊）到固定在扯嵌上的铁钩子里，鼎（烧）好开水，先为老人家灌一热水瓶，放到床边上，母亲则给她倒尿罐，询问需求或聊聊天，这些都不是彭老师的要求，她只是需要一个住的地方，对老人的生活自有安排，送饭和照顾都很方便，从学校来我们家不过分分钟的事，下课的时间都可来看上一遍。但父亲母亲还是自觉自愿地关心着，像过去对爷爷奶奶一样，有好吃的，一定先送到老人家手上，她想吃什么，只要知道了，也一定很用心地去办。
母亲说，老人有次说想吃“米呼啊”，还以为是个什么稀奇古怪的东西？闹了半天原来就是米豆腐；便马上拿石灰泡米磨浆做起来，很快，老人家就吃上了热气腾腾的米豆腐，还加了荷包蛋，吃完连说：“喋（这）就七（吃）好打（了），喋就七好打”。
还一次是想吃狗肉。那年月，养狗的人家多，但都是养来看家的，除了有不良之人，以偷猎偷毒之法弄去吃，没有杀戮和买卖的市场；狗意外死亡了，有人会剥了皮做狗肉吃，否则就直接埋掉，而那些养不大的或是遗弃的小狗崽，许多都丢弃在没有人家吃水的沟沟港港里面。那回也是老人家口福好，碰巧玉珍姑妈家那条叫听响的老白狗死了，母亲自己不吃狗肉，听说后马上去弄来做给老人。老人家也是感激的话说了又说。
堂屋是我们的重要活动区域，让一个瘫痪的病人住着，当时，我们似乎谁也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好，但现在想想，反倒有些不解，我问母亲，家里并没有宽裕的房间，又是刚刚才有个正正规规的堂屋，怎么会给一个病人来住？母亲说，人家港（讲）到面前了，怎好拒绝？
母亲的热心，不少时候在我们眼里简直是有些过的，也不是没有听到过我们的怨言。但母亲自己却并未当回事，觉得既顺其自然又理所应当。母亲说，像尹伯伯那是住一样，彭老师也是给了钱的。我问多少钱，母亲说，哪能说有多少钱？三两块而已，吃个人情酒也就这么多。钱在父母心里，不过是人家的态度，而自己怎么做，与钱没有一点关系，更不会用它来衡量该不该做或多做少做，这也是他们的为人之道。
转眼间，老奶奶就在我们家过了一个年。77年的正月二十二日凌晨，按母亲的估时，约两三点钟的样子，我们最小的妹妹出生了，陪着捡生的还是只有父亲；我们这些大小孩子们都没有一个醒来的，堂屋里睡着的老人家，突然听见婴儿哭声，知道母亲已经生了，甚是惊讶，后来和母亲说：“刘姐，你的修愿哪喋么好？生个伢的（孩子）就像生个蛋喽”；老人家就还没见过生孩子这么快的。在老人们的传统意识里，人的好运和福气都是自己修来的，所以说母亲修愿好。
我叫这个“伢的”幺妹，并直接取书名定平；长辈们便叫她平儿。有时我还很可笑地暗暗胡想，小妹幺妹都叫完了，要是母亲再生一个两个妹妹，该怎么叫？但在计划生育越来越紧的情况下，母亲又连生了两个孩子，哪里还会有这种可能？不久后母亲再次上了节育环，为自己的生育画上了句号。
母亲快出月子的前两天，队上的农田翻耕进行到了我们家附近，在中堰下耕田的父亲，忽然肚子疼了起来，开始还忍着，后来忍不往痛了就往地上倒，回到家里，一直痛到傍晚也没见一点好转。正在我们家做上工缝衣裳的裁缝伯和祖兵哥父子俩都说，疼成这样，要去医院才行啊。
过去，无论大人小孩，肚子疼是非常常见的病情，大都以土办法对付，这样那样折腾上一番，也就好了，轻易不会想到上医院，也根本没有那个条件。对父亲的这次腹痛正无计可施，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的母亲，一下被点醒了，赶快去请来了也在这里耕田的传明和传法两位大哥，还有大爷和祖兵哥，急急忙忙地绑了躺椅，四个人轮换着将父亲送往最近的公社卫生院。
在路上，父亲痛得要跳下来，旁边跟着的人护住父亲，大家一路小跑来到卫生院。医生说是肠炎梗阻，得赶快手术，但他们的器具还在消毒，等不了，只能到别的医院去。几个人又赶快将父亲往区级的雷公塔医院送。不知道是要说巧呢还是不巧？他们的医生竟然下乡做计划生育手术去了，也没有办法收治父亲，只有去县医院了。而县医院离得远，再抬着去是不行了，只能叫救护车来了。等待中，父亲突然便急，那时早已天黑，也不知道厕所在哪里，便什么也不管了，急不可耐地跑到院子角落，将花池当了临时厕所，疼痛一下子就缓和了许多，当时就不想去县医院了，但救护车很快就到，腹痛也没有完全停止，只好还是去。
夜已深，母亲做好了饭菜，煮了几十个鸡蛋，坐立不安地等着父亲他们回家。等回来的，只有几位背着空躺椅的大哥，大爷陪着父亲去了医院。母亲给回来的大哥们每人盛了满满的一大碗鸡蛋，请他们宵夜，所有的谢意也就全在这一碗蛋里了，这也是家里拿得出来的最珍贵的东西。母亲说，做好的饭都没有吃。
到了医院，父亲刚下救护车又要急着上厕所，等不得去打听，还是如法炮制，找个隐蔽的花池上了，顿时就感觉浑身轻松起来。进到里面，接治医生竟是全嗲的女婿，之前和后来都在我们公社卫生院工作过的陆院长。他热情地给父亲床上加了被子，又仔细做了按压检查，肚子里先前硬梆梆的梗和疼痛都完全消失了；但还是要求住院观察，消炎治疗，以防后患。
队里的人都知道父亲住院，母亲去不了，一直由大爷一个男劳力照顾自然不合适，裴玉伯娘主动来我们家，要去医院帮忙照顾父亲，说自己以前生病时住过院，对医院熟悉，懂得怎样照顾病人。让母亲为难的，还有手里没钱。家乡习俗，没出月子的女人是不能进别人家的门，母亲去借钱，只能站在外面说话。春天是播种的季节，也是投入的季节，是农家最缺钱的时候，连生产队都没钱。好在在母亲的请求下，本队分管林业的大队领导张主任帮忙说话，找大队会计顺利地借到了50元。更幸运的是，家中还在安排筹划，大爷回来说父亲已经没事了。父亲说，自己那次住一天院，就是一瓶接一瓶地连续打了5瓶吊水。
先前的不顺，让父亲也和母亲一样，躲过了一次手术，很快就轻轻松松出院了。回家那天，恰好是母亲满月的日子，家里来了不少客人，来看父亲和吃满月饭。坐月子的人这天应该吃一整只鸡，身体才可复原，所以母亲还请人杀了鸡。有亲朋好友来家，是母亲最开心的事情。饭桌上，小姑妈家的大表哥和大伯家的大姐夫，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酒饭大赛。大姐夫喝酒，大表哥吃饭。张队长当中间人，给大姐夫酌一杯酒，就给大表哥装一碗饭。结果大姐夫醉得稀里哗啦，从来不在我们家过夜的大姐夫，在我们家给大姑妈照顾了一个晚上。大表哥也撑的不行，回家上我们屋旁的坡，都迈不开腿，拉着路边的竹子才能爬上去。
母亲笑嘻嘻说，自己那天就真的鸡汤都没有喝到。我知道，母亲的意思，当然是针对自己要吃整鸡之说而言的。凡是这种时候，母亲是不会上桌吃饭的，永远都是吃大家剩下的东西才心安理得。看着大家开开心心，欢欢喜喜地吃，就算自己不吃不喝也由衷地高兴。
患难见真情。家人亲人和邻里乡亲们的深情厚谊，总在人生遇到困难的时候突显，那些倾心而又无私的帮助，是我们不能忘怀的恩情。而命运之神，也总见身影。正如母亲说的，要是当时顺利，父亲说不定就开了一刀，但过了那个坎，以后再也没有犯过那样的腹痛病。
满月后，母亲又带着幺妹外出做事，彭老师的老妈妈，自己睡在床上不能动弹，还一个劲地让母亲把孩子留在家里让她来照顾，怕母亲不放心，还说，“刘姐，我帮你看得好伢的的，我的手可以拉摇窝，不会让她掉地下的”。老人家身子瘫痪了，但思维清晰，上肢活动无碍，所以执意让母亲把摇窝伽椅锁上绳子，放在她的床边。母亲很明白老人的心意，有时也真请她帮忙看着，几个大的弟弟妹妹在一旁玩也可以协助。在我们家差不多快年把的时间，老人家住得开开心心，踏踏实实的，离开回老家时，依依不舍地对母亲说，“刘姐，我死了会保护你的啊，我会保护你的！”
母亲说，姨婆也说过同样的话。姨婆命苦，姨嗲走得早，没两年，生活在一起的儿子也走了。姨嗲的寿木小得装下他的遗体，而他们的儿子，连寿木都没有，用水泥直接在墓坑里做了个匣子放进去。后来，媳妇也改嫁，姨婆自己带着几个孙子孙女，日子过得十分艰难。病重的时候，母亲和父亲去探望，姨婆说想吃包面，母亲回家去炼猪油，让父亲上街去买回生包面，再一起送去亲手做给姨婆吃，十多里远的路，徒步来回跑，姨婆也是连连说：“我死了要保护你们的，要保护你们的”。
母亲说，人做了好事总是不亏的，每个人都有报恩之心。报得了报不了都暖人心。
父亲身体康复，我们的家庭之舟又继续走在了希望的路上。这是粉碎四人帮，持续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结束，新政策形式下的第一个年头，国家，社会，都在开始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从国家来说，最大的变化，应该还是文化领域。拨乱反正，为冤枉受到迫害的人们平反，动不动就大字报小字保，上纲上线扣大帽子整人等过激行为开始退出历史，恢复曾经中断十年的高考制度，为我们文家和我们大队的第一个大学生的诞生，奠定了基础。对我们家乡的农村来说，是现在还被父亲母亲说成是瞎指挥的一些形式主义也开始失去活力。
比如过去一些年，对于插秧，有严格的标准，要插得蔸对蔸行对行，横看竖看都整整齐齐。队里的指导员天天检查，上面的领导不定时抽查。有时候插了半天，干部跑来检查，歪了斜了，就得扯了重插，发现晚了，插完了的田整块哈（耙）掉也是有的，一个人插坏了也可让一田人的工白做。为了让大家都能插出合格的秧，有几年，队里花了大量的木匠工和木料，打了大批的栽秧架子，插秧的人人手一架，傍着架子的一根根横杆插固定的蔸数。开始栽完一架，要提起来往后移的架子，后来升级为只需提着最前端的横杆往后翻，美其名曰“翻天云”，都是为了最大程度地把秧插得整齐划一。
不仅仅是插秧。有一年的清明节那天，公社杨书记带领检查组，到我们屋旁三斗丘的田头，兴师动众召开了一次现场会，就因为田垄的沟没弄直，要求返工。责任人是父亲。本来去盐井文家松林老营山插青避开了的父亲，偏偏回家赶上了，杨书记勒令父亲当场将田耙了重播，父亲只得牵牛上了锵（耖），当着大伙的面，实实在在地把田耖了一遍。领导抓到了典型，卓有成效地离开，父亲也暗暗窃喜，一脸平静地上岸。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父亲母亲都说，除了牛脚窝，那一田秧苗照样长得青青绿绿，那季稻谷的收成也很不错，当然不是因为种子被耙过了，而是年成好。但也说明田沟弯不弯一点关系也没有。原来，父亲下田之前就已经计上心头，不过是做了做样子，一直是把锵提着走的，根本没有伤到播下去的稻种。这种没有先例的事情，看热闹的人谁也想不到其中蹊跷，当然也就不易发现问题，检查的人一走，谁还有功夫管你？
不知道这样的指挥涉及了多大范围？反正走进邻省湖北，我们发现人家田里的秧根本就见不到一条直的，还奇怪难道他们就没有一个插秧能手？后来才明白，那是沿着周围田坎随意插的，也不像我们那样讲究密植，插得稀得多，还因此产生了一句“名言”，叫“稀秧结大谷”。
不管秧插成什么样子，天干仍是影响我们粮食产量的重要因素，父亲他们几十年不间断地过了农忙季节，就备吃备喝备行李上工地，修水库修干渠，有时候都干到了年关口才回家；无论风霜雨雪，都在热火朝天地战天斗地；许多地方的水利环境，得到了卓有成效的改善。可自己的田地，却仍只能靠老天赏水，风调雨顺才有希望。但从来没有人觉得不平衡过，每年上工地的人不少派一个，土不少挖一方。有一年，父亲他们为了完成土方任务，硬是干到了腊月二十八，才挑的挑，推的推，带走工具行李锅碗瓢盆步行百里回家。父亲说，冬干年，春粮都播种不下去，年三十都种过小麦，来年还得到过好收成。
那时，队里已有了10匹马力的小水泵，这可是一个不小的进步和改变，也是人工踏水车走向没落的开始。当然，一台机器自然是远远满足不了全队的需求，柴油计划也十分紧缺，水车只喝水不喝油，简单方便，水是常常要动抢的，与水泵还是共存共荣了多年。我大概十岁左右，就跟着大人们上水车助一足之力了，有时候脚步跟不上快节奏，就抱紧“躺杠”，缩起双脚“打掉揪”，吓得又急又喊，但却奇怪从来没有真正掉下去过。
而机器一来，就与父亲结下了不解之缘。因为出了毛病，请来的修理师傅，多是家住三队的大队会计刘会计，除非他奈何不了的问题才请别人；队里也都把招待的事安排给母亲。父亲又历来好学，自然而然地成为了队里可以伺弄机器的人，包括后来的棉花镐子（轧花机）。灌溉，抗旱，抽水机效率高，需求也越来越大。一台机器，常常是没日没夜地工作；湖南湖北邻近村组的机器，在需要的时候也会相互帮忙，父亲说，那次在大桥大队打（抽）水一个星期，一个小水库的水就父亲一台机器抽干了。机器须日夜照看，只能在旁边临时搭成的棚子里稍事休息，正常时还好，一有异样得马上修理，父亲又多了一个熬夜辛苦的手艺。
要改变大的自然环境，是件不易的事情，只有变通，科学合理地利用自然条件，扬长避短，才能走出困境。我们缺水，但我们有比许多地方都优厚的可种植土地，这样的改变，已经在靠近我们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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