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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与社会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要以淘汰旧事物，甚至砸掉一些人的饭碗作为代价的。但又以新的契机，新的诱惑来鼓励和激励人们接受和热爱它。瓦屋的普及化，令茅屋逐渐消失。不言而喻，父亲的茅匠手艺，自然也是越来越没有了用武之地。这可是父亲众多手艺中唯一能挣钱的一个。父亲母亲，或许内心多少有过一些失落，但也没有多么深的不舍和留恋，一切都是顺其自然。说到底，它也不是多么大一个利损，有它和无它的日子都如俗话所说的：“泥巴萝卜，吃一节揩一节”。只是不知道，在当时的小弟弟心里，也有没有过失落？
我在家庭群里问他：“还记得小时候当“占磨佬”的事吗？”他回：“还翻我的占磨古啊？”随即便开始积极地响应回忆。
所谓占磨，就是跟着别人混吃混喝。这本是每个小孩子都有的经历，只是在小弟弟这里，演绎成了更多有趣的故事。自从第一次跟着父亲到别人家吃过饭以后，就一下体会到了“占磨”的意义，以后便开始对机会动起了脑筋。而父亲母亲却开始对他封锁消息。
给人做工匠，一挣工钱，二挣自己肚儿圆。家乡惯例，请义（匠）人师傅，都会尽量好烟好酒好饭菜地招待着，比自己平时的生活一定是高出一个级别。比如自己抽老叶子烟和八分钱一盒的“经济”牌烟，喝二道三道便宜的粮食酒；吃菜饭苕饭，盐（腌）菜酱菜和菜园蔬菜。请匠人师傅，则开一角三分的“红桔”，或二角的“沅水”，喝头道纯酿，吃白米饭和带肉带鱼的钵子菜，最差的也有鸡蛋豆腐，青带（海带）蓝粉（粉丝）。这样的饭菜，小孩子吃了，怎能不惦记？就算是大人，对自己失去的曾经拥有过的这般生活，恋恋不忘，也是很能理解的。
母亲说，有一天，发现小弟弟又出去找父亲了，到屋后岗上将他拦截回来，并告诫他：“你以后再不要找爷爷（父亲）了啊，不丑人子（害羞）嗄？”。你猜小弟弟怎么回答？他说：“管得它，搞得点有菜饭吃得哈。”好一个“占磨没商量，令母亲哭笑不得。
消息封锁，对他也没有一点影响。看幺妹发来的群消息：“这个话我都晓得：'就站在岗上两边看，哪个的屋（顶）上有人，就是爷爷在那里帮忙，去了就占大磨'”。注意到了吗？说的不仅是占磨，而且是占大磨。这个修饰词，可是占磨人当初自己惦量出来的。小弟弟肯定地说：“这个话，印象中是仁芳大姐生了黎儿，吃红蛋那次说的。母亲说，那是要他以后再不乱跑，说你又不晓得爷爷在腊（哪）个帮忙，去哪里找？他听后放出的招法。
这些家人都熟悉的趣闻轶事，大多已成了不完全记忆，只有当事人自己才能还原丢失的细节。小弟弟说，吃红蛋那天，刚下过暴雨，他是赤着脚过去的，路上暖暖的暴泥巴，溅得满腿都是；到了仁芳大姐家的大门口，还是有点不好意思了，磨蹭之际，是被黎儿奶奶看见，接进屋的。我想侧面证实一下他的记忆力，幺妹分分钟就给我弄来了他们小伙伴群消息的截图，清楚地告诉我，黎儿生日是在八月。我都不用再问是农历还是阳历，暴雨后的泥巴，都一定还是带有温度的。
另一次，是大爷家出嫁到伍家岗的四姐姐生了孩子，母亲和小姑妈等娘家亲戚，相邀一同去“送粥米”，同时看望大姑妈。小弟弟这次是赶母亲脚，到盐井盐矿的路上，才追上正在休息的大部队，还摔了一跤。四五岁的年纪，不哭鼻子，爬起来居然灵感大发，造上了顺口溜：“一走走到雷打坡，就到姑妈的吃啊喝，一高（跤）搭（摔）了哦嚯嚯”逗得长辈们忍俊不禁，哈哈大笑，夸他文才好，说得母亲和小弟弟心里都美滋滋的。
还有一次，更是美醉了他，但母亲的感觉就有点不同步了。小弟弟说，那应该是冬天的季节，山上的茅草都已砍光。这实景铁定确切，因为过去，家乡的婚嫁喜事，一般都安排在年头年尾，一年之中农事最少，一年的收成也都尽在手中的时候。
那天，他和母亲在队屋稻场上，遇见了裁缝伯伯家的三儿子，马上就要当新郎官的绍林大哥，用箩筐挑了满满一担大发饼。这是刚买的婚礼时要过礼给女方的“流糖饼”。母亲走近和他打招呼道恭喜，他就趁机来了个顺手牵羊，双手齐下，瞬间就叉走了两大把粑粑，每只手上都不下三个。这下手之快和贪心之大，令母亲始料不及，大惊失色，追着喊着要抢过来还回去，他边躲边再一个脑筋急转弯，三下五除二，将手中的发饼每个都咬缺了一口。这可真是一个保卫战果的上上之策，母亲再追也无济于事，绍林哥也只能认了。母亲说，当时身上也没钱，第二天才特地送了粑粑钱去绍林哥家，再次表达歉意。
小弟弟占磨，不仅水平了得，路子也是相当的宽。除了父亲母亲，哥哥姐姐们，还有蒋老师和良刚大哥哥一行。他们常在夏天的晚上，到田边上去捉青蛙，一捉就是很晚，有时候回到我们家现杀了做宵夜吃，有时候去蒋老师或他的朋友朝友大哥家。“他们的老母亲，都会每人煮碗带两个荷包蛋的面条，那时面条可美味了。”这是小弟弟的原话。确实，我记得小弟弟小时候很爱吃面条，而我则恰恰相反。
小弟弟连老师和别人家大哥哥的磨都占得到，委实是牛吧？其实，老师是因为一个人晚上照（守）校时胆小，邀他做伴，小弟弟就高客子（老鼠）爬屋檐——巴梁不得。人又小，白天玩得又嗨，晚上睡觉时不时地还会撒尿，但比起独自在山岗过夜的挑战，老师还是选择了接受和包容，有时到我们家来接他，笑哈哈地逗他说，今晚我们迟些睡啊，好赶尿神，免得明天要晒被絮。而良刚大哥哥，则是彭老师正在读高中的小儿子，因妈妈调来这里教书，和蒋老师做了同事，又因外婆住我们家的缘故，而与我们一家相熟。小弟弟就是这样傍上他们的。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占磨的时间很长，大约从四五岁一直到炮把岁（十岁左右），真正知道丑了才告结束。这样的童年时光，一边是趣味，一边却是心酸。如果说，孩子在家中有人照顾，占据记忆的，更多的当是自己家里的生活印象。
这个时期，文家湾已经开始成为我们大队最热闹的地方。靠着大队部大礼堂和茶场，打米厂、轧（棉）花厂、面条厂、副食厂，以及医疗室，经销店等，都先后落户。虽说那些所谓的厂，实际都不过是一小作坊。但却给本地乡亲们的生活，带来了越来越多的实实在在的方便。后来甚至还有了榨坊。是那种传统的人工土榨，榨坊里总是热哄哄的，工人们工作起来就赤膊上阵。过去，我们打米、粉糠、轧花，都要挑到鲁家，或是盐井的大桥大队。油菜籽也是要挑谭家或是天河大队的榨坊去打榨，来回十几二十几里的路程，着实吃力。加工完后用水桶挑油回来，枯饼也要全挑回来做肥料。那时，队里打榨后，挑油回去，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下雨天，如果摔跤油泼洒掉了，要赔偿；而晴天出现这种情况，反倒不需要赔偿。
我们大队大家习惯叫的所谓林场，其实是茶场。在比孙嘎（家）大峪高出一个等级的四、五两个生产队的范围内，划出了一部分坡度不大，整体地势较平的山地，作为基地，种上了绿茶。原来大片的小松树林不见了，都换上了茶树。
之前，紧邻着我们的湖北紫金大队，率先办起了茶场，他们的紫金茶已经小有名气，卖到了很远的地方。当时有这样一个小故事，也不知道是当兵的小伙子被乡亲们幽默了，还是紫金茶被当兵的小伙子幽默了。说一个当兵的小伙子，从部队回家探亲，想给父母亲买点礼物，知道父亲喜欢喝茶，便买了一种听别人说很不错的紫金茶。回到家里，父亲一看，啊哈哈，这不就是我们自个的东西吗？我们公社和大队先后都办起的茶场，或许多少受到了些紫金茶的影响吧？
记得我们家北头的松山改茶园时，我正上着初中。一个周末，和队里一位闺蜜加同学一起出工，参加挖树，被我们的数学老师看见了。上学后，老师点名批评她，说亲眼见到她了挖集体的树，损害集体。老师一直一副不怒自威的表情，同学们都有些害怕，我也是。可能仗着自己没被批评过吧？居然敢壮起胆子替她向老师解释。说：“老师，那是队里统一安排的，不是私人挖树，我也和她……”老师截断我的话说：“你不用说了，我知道。”我本来要说，我也和她在一起，那其实老师分明也是看到我们在一起的。况且，青天白日，整个山上都是伐树开山的人，一看就知道不会是个人所为。为什么单单要批评她呢？我们百思不得其解。
其实，生活中这样的事情并不罕见，有真相，但却被忽略。有委屈，也只能接着。旧日子一天天过去，新时光一寸寸覆盖过来，将没有意义的东西抹去，就像这件事情，在当事人那里，或许就是一阵冷风，吹过就完了。而在这块山地上，一行行绿色长龙般的茶树，很快替代了松树，越来越葱葱郁郁。几年下来，我们的房前屋后，都是一片片的茶山了。绿茶的醇香，也从此飘进了许多过去从来只喝大叶茶的乡亲们的生活里。
茶场除了种茶树，还在茶山中套种棉花、油菜，黄豆、绿豆，芝麻等农作物。人员由各队派出，年龄朝两极分化，一批是爷爷级的老年人，像三队的王会计，四队的文兵大爹、汉祖大爹，七队的文玉大爹，呙师傅等。另一批是小孩子级的年轻人，有一队的刘文富，双胞胎之一的谭绍林还是谭绍清，我已经记不准确了。他们两弟兄很相像，连他们的母亲都有弄不清楚，要问：“你是大的还是小的？”的时候。二队的王国兵，五队的何祖云，张业风，六队的刘士兰等，我出嫁前也在茶场干了两年，就和他们在一起采茶种地。我十八九岁，他们都叫我姐，可见他们真的都还小，当时结了婚的年轻人，只有二队炳书记的妹妹玉珍姐，和六队任场长的士松哥。从大约清明节气间开始采摘新茶，年轻人就是采茶手。几位老师傅负责炒制，有时也送一些鲜叶去公社茶厂。场长自己则再带上几个人，去播种和培管其他作物。可是有一天，先天还在带领大家干活，安排第二天事情的年轻的场长，却没有来上工，原因竟然是已经因病不治而抛妻别子，英年早逝了。噩耗如晴天霹雳，震得我们惊骇不已。有时候，人生的变故真的就在一瞬之间，需用百倍的珍惜，万分的小心来保卫。
自从我们家的周边都成了茶山，父亲母亲便也在自己屋前屋后的边边角角和自留地里，也种起了茶。父亲说，种子就是从茶厂的茶树下捡来的，也不需成本，父亲说，有空处就种，刺笼子里都丢一窝，先种下去再说。从此，采茶就成了母亲着迷的事情之一，茶树长大，母亲摘茶的时间也越来越多，再到后来茶场解散之后承包茶山，几十年里，可以说是孜孜不倦，废寝忘食，采茶季节，谁要在白天找母亲，十有八九得去茶山上找。直到现在，茶园早就变成了桔园，但有意无意留下的一些藏在里面茶树，还是母亲的特别关注，从不忽略，不忘记。
而父亲，则自然而然地学起了炒茶，成了制茶师傅。少到一把，多到几筐，只要母亲摘回来，父亲就挤时间炒，下田之前，收工之后，从不浪费一叶。开始用做饭的锅灶炒，后来，茶树越长越大，茶叶越来越多，父亲参观了茶厂的炒茶灶，照葫芦画瓢，在过去从堂屋上墙开门，拖檐出去搭建的小火塘屋里，打了炒茶专用灶。同样是几十年从不曾间断过。今年，母亲采父亲炒的清明茶，早就在挂在柜头上了。
比起瓦匠，父亲的炒茶手艺可是有成就多了，泡上一杯父亲亲手炒制的新茶，清清绿绿的茶水，芳香扑鼻，解渴又解乏，提神又沁心。就在前些年，我们曾得到一饼上好的安化黑茶，上千元的市价，转送给很爱喝茶的一位朋友。朋友说，只有我们曾经送他的绿茶最是好喝，以后还想要那个茶。而那个茶，便是父亲的杰作。
但是，茶是消耗品，并无刚需，所以，那些年里，卖茶叶也就成了父母的一个心结。我们除了喝父母的茶，也都想着法子帮父母卖茶。另外，父母每年在自留地里种黄豆、绿豆、芝麻、棉花，红薯等，这样那样的什么都种，田头地边都不放过。但说起收入和家里的经济条件，还是只能用拮据来表示，所有的人工效益都不尽人意，而一家九口，生活的重担仍然还是只有父亲母亲两个人担着，一天到晚，忙得像两只不停转的陀螺。到78年以后，才有了两个不得力的帮手，一个是十六岁高中毕业的我，一个是十一岁逃学失学的大妹妹。
幸运的是，我们家处在了大队所有便利条件的中心，孩子们读书，购买生活物质，打米磨糠，轧棉花，榨油等等，均在屋边上，可以节省父母很多时间和精力。就像我家那位在初进我们家门体验过这些后，回去形容给公公婆婆的话，说我们家灶里烧着火，去买盐回来做菜都来得及，而事实也确实没有夸张多少。弟弟妹妹们，都在家门口的李家学校上起了小学，大弟弟更是在这里小学毕业后又读初中。
母亲说，大弟弟放学后常常不直接回家，而是和小伙伴们一起，先到林场大队部那边玩上一圈。读小学时的一天，天都快黑了，还没回来，母亲便去学校找，学校一片寂静，没见一个人，又一路找到林场，那边的屋门也都关着，母亲绕到林场办公室屋的后窗户里去望，看到他和另两个孩子，竟然面面相觑地被关在里面。母亲赶快去找人开门并问明情况，管钥匙的汉祖大爹来了，却根本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大弟弟见了母亲，一下胆壮了，拿脚就往外跑，另两个孩子也机灵地跟着他跑了。如果他们早有这胆量，完全可以自己开门走掉。母亲问大弟弟原委，他说他们扯了路边地里的一个萝卜吃，被张主任看见关进去的。张主任后来告诉母亲说，他们胆子好大，敢玩手扶子，就是想吓他们一下。在这里，不评判两种不同说法的真伪，但我想主任肯定没有料到，这些在他看来不乏淘气的孩子，关进去居然就老老实实地呆在屋里，不敢出来了。
另外，这里至少包含了两个信息，一是大队有了手扶子。二是一个萝卜算不了什么。萝卜是家乡最多见的冬季蔬菜作物，队里有，家家户户也都有，走到哪里，都不是一块田就是一块地。大部分的萝卜菜都是作猪饲料种的，因集体有养猪场，一般家庭每年也都要喂两三头猪，以完成三个人头一头猪的派购任务。冬季野菜少，便靠青蔬填充，所以，萝卜种得多，大家自然也就不把它看成什么稀罕的东西。可手扶子就不一样了，那是大队仅有的一台，宝贝着呢。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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