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刚当队长的这年夏，又一次遇到了喂牛那样不好安排的事情。
那是队里的“双抢”进行到了最后时刻，各小山湾，也是各农户住址附近的田，都完成得差不多了。还有离得最远的大坳到卧槽那一大片田，只完成了抢收。眼看上面要求完成任务的日期，就剩一两天了，队里决定，把分组进行的双抢模式，改为全体劳动力集中起来，打一场抢插攻坚战。所有的田都已翻耕耙碎，还差打戗平整，要和插秧同步进行。
平时，队里耕田使牛，差不多都是“六儿的姆妈坐石磙——一岩（音碍）的”（不变的，固定的），就几位大爷大伯们的活，安排起来并无困难。但这次却不同以往。为了提高效率，队委会决定只安排一个人用牛，其他都参加插秧。而全队大大小小老老少少几十号人，站在一起威威赫赫，插起秧来，小田都容纳不下，大田一人一厢也差不多就占完了，正如大家所说，插完一块田就像洗个碗，三下五除二就解决了，整田的速度肯定慢不得。而打戗又是很吃力的活，宽大的戗身，要不时地提上按下，遇到高出水面的泥堆，人得用力压住戗杆，牛拉不动了还会罢工，站着不走，甚至困烂（睡倒在田里），所以牛都不能太弱。这样的功夫，确实很挑战人，怪不得大家都不愿干。但这次，一点也难不住父亲。父亲说，自己不再多说一句，挑了条最狠的牛，原本要参加抢插的人，背上铁齿戗就下田了。
父亲也是把不错的插秧手，就速度而言，或许不占优势，但如果加上质量计总分，队里怕没几人能胜出多少。我好像还没有说到父亲是个左撇子，吃饭拿筷子，做篾匠活拿蔑刀等都可左右开弓，不过还是以左手为主，插秧也用左手。插出的秧，就像母亲说父亲过去擀的棉条一样，每一蔸都整齐均匀。而那些插得很快的人，“放火把”，或栽“瞎眼蔸”，即粗到成把，细到单根独苗，都是屡见不鲜的事情。
母亲也去插秧，喂牛的人本不用参加，母亲的高工分就是这样来的。俗话说，知夫莫若妻。母亲和父亲，许多时候都有着高度的默契，任何的沟通似乎都可免掉。见了当时情形，母亲知道，父亲这一干就是一天了。中午回家做了饭吃，都没休息一下，赶紧用饭旋子（木饭桶）装了饭菜，给父亲送到田边去。
烈日当空，如炙如烤。远远望去，整个大坳，除了父亲，无论是我们队还是别的队的田里，都空无一人。父亲手里挥着空鞭子，合着口中“qi～qi～”声的节奏，催得牛不停蹄。直到母亲到来，才解牛上岸，把牛牵至王嘎大堰卧水和吃草，自己也就在堰堤上把饭吃了，又立刻返回田里。
父亲说，干了一满天，直到太阳落土（山），从王嘎大堰的堰坡丘开始，到卧槽的六斗丘结束，共29亩6分田，都全部整完了，没让插秧的人等过一次。我们总喜欢为双抢冠上战斗二字，对父亲来说，那真是一场终身难忘的战斗，这也说明队委会的决定是可行的，一个人确实能够做出来，只不过吃亏是在所难免的。
父亲说，也是因为自己刚当队长，缺少经验，工作起来难度大一些，后来顺手了就好了。但是，一年以后，工作顺些了，却又遇到了不仅是队长生涯，而且是这辈子最严重的事情。
那是1979年农历十月中下旬的一天，队委会一行，相继进入仓库。管灰匣子的保管员永清伯，首先发现谷堆上的印记损坏了不少，立刻招呼大家来看。父亲心里一惊，赶快过去。自己是管仓库钥匙的保管员，责任重大。这时，身后又有人说，“棉花也不见了”。紧接着又有人喊：“黄豆也（被）偷了”。父亲说，“你们只怕是在撬我的尾巴吧”？意即故意整人的玩笑。但很快就知道，事情并非如此。靠在柜子边上的三蛇壳袋棉花，都没了，装进柜子整得平平的黄豆，中间出现了一个大坑，毫无疑问，仓库真的是被偷了。
队里马上紧急召开群众大会，进行追查，接下来的好些日子，天天都在开会，公社分管治安的抓（侯）部长，也来帮助破案。可是，查来查去，把一年都查到了头，还是没有结果。因门锁完好，父亲首当其冲地成了怀疑对象。又因师伯家嫁到湖北的女儿，在她家附近的路上，遇见过背了一蛇壳袋棉花的母亲，回到娘家谈论起来，时间也似乎吻合，传开之后，更引得大家的怀疑跟着升级，连自己家的亲人，有的也开始抵不住这些“事实”。大爷后来就和大表姐说：“成风，我过都硬相信是你二舅偷了的呢”。让母亲本就忧伤不已的心，雪上加霜。
这个十月，成为母亲心里的一块巨伤，有过恶痛。虽痊愈，但留下的伤痕，永远清晰可见，疼痛感，也永远记忆犹新。
初三深夜，二舅舅和一位朋友突然到来，母亲见了心头一震。果然，二舅舅他们带来了不祥的消息，外婆病危！母亲虽然心慌意乱，但还是不忘待客之道，煮了鸡蛋给舅舅和朋友吃，然后到我的床前叫醒熟睡的我，交代道：“丫儿，嘎嘎蛮不好，我恁时候（现在）跟二舅他们克（去）看嘎嘎（外婆）了，屋里你就打哈招呼啊”。然后就带上二妹妹，和二舅舅他们一起往娘家赶。外婆和大舅舅一家同住，只到他们家门口的山岗上，就听到前后都传来“嘣嘣”的三鼓声，后面是娘家队里的另一位老人去世了，而前面正是从外婆家传出的啊。一瞬间，母亲大哭着深深跪倒在脚下的山路上，知道外婆已经等不到她和二舅舅回家了。下山的路是陡坡，屋前也是一个大坡，中间还隔着长长的田坎，母亲都没有站起来，就这样一路哭着，爬到叫不应了的外婆身边。当我也去到外婆灵堂时，只知道母亲和在爷爷奶奶去世后一样，是怎么劝也劝不住痛哭不止的人。而路上这些，是今年才听二妹妹忆起的。因为她当时陪在母亲身边，是本清官册。对母亲那样的行为，我不觉意外，太符合母亲的本色。
外婆入土为安之后，还有“圆火”，“回阳”等传统丧葬习俗要办，母亲和姨妈都要去参加。其中一次，母亲去邀姨妈一同前往，顺带了棉花去东岳庙弹。入冬了，母亲想给自己缝一件背褡子（棉背心）。师伯女儿就是在这个时候看到母亲的。不巧的是，弹花点的镐子坏了，又不便等待，母亲便将棉花背到妈家放着，和姨妈去大舅舅家，为外婆办办完事情，转身又原样背了回来。
过了些日，家里急需开支，能够指望的，就是喂得还不够大的，等着交派购任务的一头黑猪。家乡把这叫灌猪子，父母都在心里希望能够勉强灌得上。于是，用老办法，将一块够猪睡下的大木板，横在推车上面，把猪抬上去，用绳子绑好，推到复兴厂的公社食品站去。母亲给父亲拉车，再次背上那袋棉花顺便去弹。结果还是猪的重量不达标，被食品站拒收，只能推回家来继续养大一些再交。而还没来得及弹的棉花，就替猪变了现，让父母卖掉了，以解燃眉之急。
本来，家家户户的自留地里都种棉花，如果不是仓库失窃，不管是弹棉花还是卖棉花，都是寻常事，无可非议。就像母亲命里注定穿不了那件棉背心，裁缝师傅祖兵哥说，下雨就来家做上工。结果那年还碰上了冬干，天老不下雨，母亲再也没有去弹棉花，棉背心也就成了水月镜花，让母亲空想了一场。对母亲来说，这也算不了什么，只是想不到，那袋历经坎坷的棉花，最后还弄成了对父亲这样不利的一个“证据”。
母亲说自己，“那就真的干（隔）了好多天没七（吃）饭呐”。当然不是说连续多少天，而是父亲反反复复遭到怀疑的时候。不过安慰的是，怀疑终归是怀疑，没有真正的证据可以推翻实情陈述，也只能是说一阵子，又按下一些日子，所以，母亲的心里，就这样一阵一阵地煎熬着。一直到了第二年的正月十五，队里再次开了群众会，拿出最后的解决方案。竟然是要父亲先行赔偿，每个月发口粮时，扣掉我们家百分之三十的粮食。以后案子清楚了，再还我们。
在家乡，过了这天，春节就算过完了，所以叫过尾巴年。母亲赶在这一天，去给二嘎公拜年，没有参加开会，回家听说，备受打击。母亲说，自己还常想，每个月领回的口粮谷，能打一风车斗米都好。那样的话，缺口就小一些，可以少借点，现在竟还无缘无故地要被扣，心中不服，也不怕，自己虽然写不出来，但说得出来，哪个当官的面前也敢说。
但在父亲心里，并不像母亲想的那样严重，认为只要自己清白，总会调查清楚，扣去的谷也终究会还回来。于是劝母亲道，“搞清楚就还的”。其实，父亲自己也在寻找真相，曾私下和永清伯核实最后离开仓库的情形，永清伯就很明确地对父亲说：“列不是你，文会计，事情一定搞得清楚的”。这更让父亲隐隐觉得，或许已经有人知道真相，很快就可查出来了。但母亲坚决不答应，就认准一条，没偷就不能认罚。只要是罚你，你就是不清白的人。
母亲和父亲的为人风格，有高度的相同之处，也有截然不同的地方。一般情况下，母亲柔，父亲刚；母亲隐忍克制，父亲直来直去。但唯一在有关名声的事情上，母亲和父亲的性格却发生了逆转，每次都是这样。父亲和缓避让，仗着清者自清，问心无愧。母亲则强硬果敢，一定要人前昭告，决不含糊，就像全嗲生前评价的那样：霸道。
第二天，也就是正月十六日早上，母亲掐着时间，提前做好早饭让一家人吃，自己却不吃饭，把几条牛拉到学校前面的路边去吃草，要到那里的路上“拦轿喊冤”。拦的是大队安排到我们队作帮扶工作，家住二队的王大队长。他每天都会在这个时间里，走这条路去队屋。
一见到王队长，母亲就请他无论如何先到我们家去喝杯酒，再帮忙解决问题，表示误了工自己赔。父亲的事情不弄清楚，就打证明让自己去讨米。并说昨天已经找过老队长世伍伯打证明，但他不肯打。又说：“我的伢子嘎，腊（哪）个不是低低大（很小）就搞事（出集体工），读书都出早晚工，还不是为吃口大价（有尊严的）饭？我没拿一颗黄豆回来打豆腐做祭祀，没拿一朵棉花回来做灯捻子照七线灯，没拿一颗谷回来插灵牌子，列样的诬枉我不背，扣我的谷也不行”。
母亲一连几句毒咒，情绪激烈，王队长也觉得事态严重，答应母亲一定继续查。在母亲恳切而又坚决的态度下，王队长随母亲来到家里，在父亲的陪同下喝了酒，即刻和父亲一道去队屋召开群众大会。可能是首先完全打消了对父亲的怀疑吧？会上，王队长把当时在队屋守夜的两个小青年，分开来询问。他们哪里经历过这样的场面，立刻就心虚了。时间过去那么久，根本没人怀疑他们，昨天已经开会作出处理，他们都以为高枕无忧了。现在又突然开会，还这样对待他们，两人都以为事情败露，也都以为是对方先说出来了。就这样，一个似乎破不了了的案子，被王队长略施小计，瞬间就真相大白。
原来，他们是合伙撬了门调子（门扣）进的仓库，挑了谷和棉花回家，刚到仓库墙头，被另一个打着燃烧的篾黄把经过的小青年，碰了个正着。他们家正用仓库旁边队里的大瓦窑烧瓦，运柴烧火，窑前日夜不能断人。看到两个小伙伴这副样子，就猜了个八九不离十，自己竟也灵光一闪，动起了歪脑筋，问他们，“我都看见你们挑谷了，看你们怎么说吧？”对方两个都说，“怎么说？你（过）也挑两担哒”。他说：“谷我都不要，就只要点黄豆打点豆腐，搞点菜吃哈子”。于是，他们一起把已经钉好的门扣又重新弄开。后来者，也真的没有贪心不足，就弄了他想要的黄豆。原本只想弄点菜吃，结果把家里烧的一窑瓦都陪上了，还在读书的他又被学校除名，自己后悔莫及，也让别人唏嘘不已。
父亲终于又清清白白的了，又是几餐饭没吃的母亲，也终于吃得下饭了。母亲非常感激王队长，由衷地道谢，王队长就一句：“这是我应该做的工作哒”，并不居功自傲，也不夸夸其谈。母亲却是一辈子不忘。前些天又告诉我，刘会计生前来家讲白话，自己都和他说起，如果当年不把挖仓库的冤屈驳撑（弄清楚），到人今过（现在）我的伢子嘎（孩子们）都是吃的大肆（家）的。还问我：“你说是不是？你们不就都是吃爷爷（父亲）偷来的东西长大的？”。
在母亲心里，栽给父亲盗窃之名，是我们一家人的耻辱，特别难以释怀，而洗刷了父亲的冤情，就是保住了一家人的尊严，也是特别的欣喜和难以忘怀。但即使一再让受到冤枉和伤害，父母也都可以不去恨人，甚至不说一句难听的话。不是有一切朝前看的觉悟，也不是有讲得饶人处且饶人的思想，就是不想与人结怨，只希望同谁都和和气气，见了面欢欢喜喜，如此而已。我总觉得，这种出自骨子里的特质，多是与生俱来的，它比学习得来的东西牢靠得多，更容易保持不变。
这次对父亲武断的处理意见，主要也还是来自张队长。这是一位严肃古板，铁面无私的队干部。母亲说，有一年卖余粮，男劳力推车，妇女挑担，大坡路段，妇女们便放下担子，帮推车的人拉车。但就是都不给张队长拉，他很生气，说：“再过炮（十）年，我拉车的一皮条”。意思是说，十年后，自己的孩子们都长大了，多的是拉车的人。
“他还是指导员，队里的一把手，为什么都不帮他拉？”我问。
母亲说：“都怕他哒”。
“别人就不说了，但父亲和他都是同龄人，又同是队委会干部，那样对待父亲，怎么就抹得下情面呢？也真是一个狠人，不过工作能力还是强的吧？不然也不会当那么多年的指导员”。我又问。
想不到，父亲是这样说的：“（队里）好多事情都要安排执行下去的，有的人又不听话，不是这样的矛盾就是那样的问题，（队委会）都不愿意得罪人，就使起他去撞恶（当恶人），人家还不就不喜欢他了？”父亲的话，完全见不到怨愤的影子，连责备的意思也没有，而是中肯而又公正，甚至还带有维护的感觉。工作需要，要么是舍得撞恶，要么就是干不下去，有时还是替别人上前。和父亲母亲也并没有个人恩怨。
也是，就父亲和母亲这样的人，能和谁结怨呢？正是他们的生活态度，让我们这一辈也远离恩怨是非，在睦邻友好的氛围中长大，和队里每个家庭的孩子们，留下的都是兄弟姐妹般温暖和友好的记忆。他们自己，则更愿意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埋头过日子上，而不是去纠缠过往。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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