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接上回，
继续做梦。
今天请到的嘉宾，依然是秦汉时期天下第一谋士，张良先生。
我说：“张良先生，全球范围内，各个发达国家都面临着种族歧视意识冲突问题。作为经济总量世界排名第二的大国，为什么我们没有这些社会矛盾呢？”
张良说：“因为我们还不够发达。发达的一个重要标志是虹吸全球人才、技术、资本、劳动力，从这一点来看，我们离发达国家还有一点距离。我举个更简单的例子：全是上海人，成就不了今天的上海；全是北京人，成就不了今天的北京；深圳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崛起，就是因为集全国之人才，靠当地人的话，现在深圳依旧是个渔村。等我们成为世界第一强国，也会吸引各个国家的顶尖人才，学校里五颜六色，写字楼里五颜六色，超市里五颜六色，一切都是彩虹桥存在，自然而然也会出现歧视问题！”
我问：“那我们如何消除种族歧视呢？”
张良说：“那是消除不了，歧视是刻在我们人类的人性基因里的。为什么我们没有种族歧视，那是因为我们日常生活中，接触到的全是黄皮肤。虽然没有种族歧视，但是我们的歧视一点都不少，我们有地域歧视、户口歧视、出身歧视、职业歧视等等。上海大妈手舞足蹈的唱着上海欢迎你，内心里不代表真的欢迎你，可能会来句小赤佬，哪里来哪里去？”
我说：“据说盛唐时期，当时的长安堪比今天的纽约，那时的长安也是五颜六色的吗？”
张良说：“是的，在长安的外国人，有很多很多。当时全球范围内，能跟长安相提并论的只有两河流域文明中心巴格达。长安对应的是盛唐，巴格达对应的是巴比伦阿拔斯王朝。不管是古代还是今天，只要是像上海、纽约等世界中心级的城市，一定虹吸全球的人才和资源！”
我说：“人类文明发展差不多是同步的，阿拔斯王朝奴隶盛行，那唐朝贵族们是不是也会圈养奴隶呢？”
张良说：“会！这是那个社会发展的产物，类似现在的菲佣，有些贵族会养黑奴，专业名称为昆仑奴。女丁系列多为新罗婢，所谓的新罗婢是朝鲜半岛的国家的人。”
我问：“那会给黑人去势吗？”
张良说：“一定会。如果不去势，他们会四处留种，情绪也不稳，容易发生混乱事件！”
我说：“张良先生，我记得有部电影《无极》，就是讲的昆仑奴爱上王妃的故事。”
张良说：“那都是导演瞎扯淡，昆仑奴已经去过势了，对女人没兴趣。你见过农村阉猪吗，只要阉过的公猪就不会再爬母猪了，这是激素问题，人也如此。另外，昆仑奴是家奴，是私有化物品，不需要也不可能服兵役，自然不可能有《无极》里的剧情。贵族们养昆仑奴也是相互攀比的。有段时间国内富豪流行养藏獒，一只动辄几百万，有印象不，你把昆仑奴理解为前些年的藏獒，就想通了。”
我问：“那这些昆仑奴是怎么来的呢，是不是当时阿拉伯商队通过丝绸之路贩卖或进贡来的。”
张良说：“有可能，也有书上说，这些黑人是东南亚一带的尼格利陀人，还有南印度的达罗毗荼人，不是非洲人！”
我问：“那到底是哪里来的！”
张良说：“真正的上等货一定是非洲版的，因为身体强壮，个头又大，肌肉线条好看。当时能用得起非洲版的都是真正的大贵族，普通贵族只能效仿，也买昆仑奴，但是买来的多是东南亚版的，要袖珍一些。你如果有机会去大英博物馆参观，那里收藏着一件唐三彩，就是捏的当时大贵族的昆仑奴，其长相、肤色、发型，基本就是今天的非洲人，很形象，压根就不是亚洲面孔。”
我问：“昆仑奴是从唐朝兴起的吗？”
张良说：“不是，圈养昆仑奴南北朝就有这个风气了。”
我问：“有没有女版的黑奴？”
张良说：“也有。东晋后期，简文帝司马昱还是会稽王的时候，已经三十岁了，三个儿子都夭折了，其他嫔妃又生不出儿子，很是着急，就找算命先生，你看，我怎么才能生出儿子来？总不能后继无人吧，算命先生不知道是不是故意调侃他，指了指旁边的女黑奴说，她能生出来。司马昱为了续香火，捏着鼻子蒙着眼，还真干出来了两个儿子一个闺女。这个女黑奴起名李陵容，就这样，李陵容莫名其妙的成了皇后、皇太后，从奴隶一步登天到皇后。”
我说：“现在作家也不敢这么编！”
张良说：“时代、阶层、人性，都会限制人的想象力！”
我问：“有没有黄种人的家奴？”
张良说：“家里干活的主力军就是黄种人，这些贵族普遍有庄园。你还记得我们讲南北朝时期五斗米教给谢家治病不。后来五斗米教起义的基本盘就是谢家的家奴们。谢家有多少家奴？据说三四百人，足见大户的奴隶之多。唐朝的奴隶中，最残忍没人性的叫矮奴。”
我问：“难道是锯了腿的奴隶？”
张良说：“你这脑回路也真是惊人。矮奴就是侏儒，矮奴纯粹是家庭宠物，供主人取笑娱乐的，有些还专门拿来当肉几，也就是人肉沙发。”
我问：“那这些侏儒当时是怎么来的呢？”
张良说：“当属地方进贡。最有名的就是道州，盛产侏儒，每年都要向朝廷上贡。贵族们需求量越来越大，天然侏儒不够了咋办，人工培育，就是从辖区挑选幼儿，从小养在陶罐中，限制其身材发育。数百年间，道州矮奴被地方官视为特产，进贡大内。”
我说：“太残忍没人性了，一个人的一生就这么被当贡品改变了！”
张良说：“古代，普通老百姓就如牛马一般，几乎算不上人。白居易有首诗就是专门写矮奴的，《道州民——美臣遇明主也》。”
我问：“张良先生，你觉得李白、杜甫、王维、白居易，这几个文人谁厉害？”
张良说：“从诗歌成就而言，各有千秋；但就各自的人生而言，我选白居易。对于一个时代里的大人物来说，真正的胜出是四个字：寿终正寝。马云厉害还是李嘉诚厉害？当然你可以说阿里巴巴比长江集团对社会贡献更大，但是李嘉诚全身而退，毫发未伤。李白与王维晚年都卷入了政治风波，杜甫直接死在漂泊途中。而白居易呢？一生官运亨通，官至二品，退休后，在洛阳别墅里整天开Party，夜夜笙歌，死后呢？连皇帝都哭得鼻子冒了泡，还专门写诗悼念。白居易活到了七十五岁，换算到今天，差不多是杨振宁的状态。”
我问：“那你如何评价白居易的诗歌风格呢？”
张良说：“佛说家常事。你遇到假佛，他给你念《金刚经》《大悲咒》，讲的全是高深的佛法，你只觉得他挺牛B，但是你GET不到精髓，不明觉厉，不知所云。如果你遇到真佛呢？他跟你聊的是家常事，说的是萝卜青菜，你都听得懂，还会不断拍大腿，原来如此，醍醐灌顶，豁然开朗。同期的诗人还多聚焦在堆砌华丽辞藻抒发情感上，白居易则开始找老太太当校正老师了，每写完一首诗就念给老太太听，老太太能听懂的，就要，听不大懂的，就改，改了还听不懂，则弃稿。”
我问：“张良先生，我有个疑问。古代人说话，是不是也说文言文？”
张良说：“肯定不是，文言文只是当时一种书面表达，和日常说话脱离的。古代的知识分子各有各的方言，文字也没有统一的读音。应该这么讲，一直到白话文运动，文字都属于少数知识分子的游戏，与老百姓无关，老百姓只是会说汉语而已，但是未必认识汉字。当年秦始皇统一了文字，而白话文运动则以白话取代了传统的文言，并且统一了文字的读音，至此，语言与文字彻底对应了，这绝对是史诗级的语言革命！”
我问：“白居易在唐朝发起的，也是类似的白话文运动吗？”
张良说：“那算不上，他主要提出的是诗歌改革，意思是诗歌不能是一个情感呻吟工具，而是应该为时代服务，用了这么一句话：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我说：“有人认为，白话文运动同期的汉字简化，是一种倒退。”
张良说：“从汉字的结构、审美、寓意而言，是后退；但是从文化普及、书写方便而言，是进步。在古代，读书写字是无需为生计发愁的贵族的专属，而汉字简化后，读书写字的门槛大大降低，目不识丁的可以识丁了。只有简单的东西才能快速推广。二十年前，为什么打字员门槛很高？因为那时输入法多是五笔，需要拆偏旁，需要记字根，太复杂。而后来的拼音输入法呢，读过小学就会，迅速普及了，也迎来了互联网在中国民间的超快速发展。一句话概括—不被群众掌握的思想武器不是群众的思想武器。在聊武则天时，我跟你讲过，最有效的肃清方式就是发动群众斗群众，那需要有个前提，群众是识字的，否则标语有啥用？所以，发动群众斗群众，只能发生于白话文运动以及扫盲运动之后。”
我说：“我总感觉，李白，杜甫，王维这些文人，都是那种脱离低级趣味的艺术家，对钱不感兴趣，对权不感兴趣，他们又为什么会纷纷做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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