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接上回，
继续做梦。
今天请到的嘉宾，依然是秦汉时期天下第一谋士，张良先生。
我问：“张良先生，您觉得，宋朝这些大文豪里，谁的作品含金量最高？”
张良说：“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岳阳楼记》好还是《赤壁赋》好？辩论多少年也不会有定论，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如果换个角度，问宋朝这些大文豪谁的粉丝最多？毫无争议，肯定是苏轼。苏轼的人气从出道到今天，只增不减，别说跟宋朝这些文人比，就是放眼整个中国文学史，他都是NO.1的屠龙千年的选手，一直到今天，他的粉丝们依然年年给他过生日，名曰，寿苏会。二零一八年，佳士得香港秋季拍卖中，苏轼的水墨画《枯木怪石图》以4.6亿港元霸气成交。”
我问：“苏轼影响不可估量啊！他为什么能拥有这么多粉丝呢？”
张良说：“古代文人形象多是扁平的，他们只有作品没有生活。而苏轼不一样，他是有血有肉的，是立体的有趣的人物。他还是旅行家、美食家，还是个碎嘴子，能当官，能种地，能唠嗑，干什么爱什么，永远是豁达的，率真的。我说我最喜欢范仲淹的那句“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但在我看来，苏轼才是这句话的最佳践行者。”
我问：“那苏轼是怎么出名的呢？”
张良说：“一考成名。他老家是四川眉山的，他爹带着他和弟弟到首都开封来赶考，结果呢，苏轼一不小心中了个状元，而且他这个状元特别轰动，因为是个双黄蛋——弟弟也登榜五甲了。京城媒体争相报道，采访他们的爹，让他谈谈育儿心得。记者问，您是怎么培养他们的？老头说，没怎么培养，就是我自己教的。记者问，您是做什么工作的？他说，我不工作，祖上有矿。因此，老苏和俩小苏都成了京城名人，并称为三苏。朝廷一看，这老头也挺有学问，别让他回眉山老家了，也让他在朝中做事吧，一次录用了仨。老头叫苏洵，苏轼的弟弟叫苏辙，爷仨还同时入选了唐宋八大家，你说牛不牛？”
我说：“看来，苏氏家族基因强大的有点可怕！”
张良说：“是的，苏氏是四川眉山的大家族。苏洵的两个哥哥苏澹、苏涣都考中了进士。《三字经》里讲，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苏老泉就是苏洵，大器晚成的代表！”
我问：“那当时科举主要考什么内容呢？儒学背诵之类的吗？”
张良说：“宋朝经过范仲淹的改革，科考不考死记硬背了，而是让你自由发挥，针对当时的时政写议论文，发表政治见解。苏轼初试写的是《刑赏忠厚之至论》，阐述了自己的仁政理想。主考官欧阳修一读，甚是惊叹，但是他想了想，举国范围内有这个水平的，只有他的门生曾巩，为了避嫌，此卷打分给了第二名。拆卷一看，发现考生原来叫苏轼，复试直接给了第一。还是那句话，你要行，有人说你行，说你行的人要行。欧阳修捧人也是很卖力的，给朋友写信这么评价：读苏轼的文章，不禁让我汗颜；真痛快啊！我应当给苏轼让路，使他高出我一头。由此诞生了一个成语—出人头地。”
我问：“怪不得小时候我娘经常给我洗脑要出人头地，原来读书是这个能当状元的作用！那当时欧阳修给这个状元分配了什么工作呢？”
张良说：“苏轼被封为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实职相当于今天宝鸡市副市长，他是进士又是朝廷命官，这就是来刷基层履历镀金的。”
我说：“那可是政坛和文坛的双料新星，他当时前途无量啊！”
张良说：“在电视剧《征服》里，宋老虎对刘华强说，年轻人别太气盛。刘华强反问，不气盛还叫年轻人吗？此时的苏轼就是这个状态，谁也不服。在凤翔时，他有个顶头上司兼眉山老乡叫陈公弼，两人志趣不投，苏轼是潇洒倜傥恃才傲物，陈公弼是不苟言笑严于律己，苏轼写篇公文，他要改的面目全非。苏轼心想，有眼不识泰山，皇帝都是我的粉丝，你懂个毛？有次，凤翔要盖个亭子，陈公弼让苏轼写篇文章，苏轼就写了《凌虚台记》，大致是说物有废兴，人世无常，历史的发展是不会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意思是陈公弼你也别嘚瑟，风水会轮流转的。陈公弼呢，看懂了也没说啥，安排人照此内容刻了碑文。晚年，苏轼回忆起这些陈年往事，懊悔不已。写过这么一段话：“轼官于凤翔，实从公二年。方是时，年少气盛，愚不更事，屡与公争议，至形于颜色，已而悔之”。”
我问：“毛头小子年轻气盛有情可原，当时苏轼官场提拔的快吗？”
张良说：“正常履历晋升。主要在他仕途上升期，先是他母亲没了，回老家守孝三年，然后他父亲没了，又回老家守孝三年，等他再回到京城，王安石变法已经开始了。”
我问：“那当时苏轼对王安石变法是什么态度？”
张良说：“他不反对，但是认为王安石操之过急。小树是可以修剪的，老树修剪过多会死的。在改朝换代的窗口期，你推行什么新法都可以，也很容易推行下去。但是，在朝代稳定运转期，从政治到经济到意识形态全面大刀阔斧会起反作用的。平稳运转期只适合微调或单一调整，例如改革开放就是单一调整。”
我问：“那苏轼当时是保守派队伍的人？”
张良说：“当时苏轼是欧阳修的门生，而欧阳修反对王安石变法，你说他是属于哪一派？关键是苏轼不喜欢窝里斗，他只好申请离开京城，这样，你们派我去下面任职吧。先是去杭州干副市长，接着调任诸城（即古密州）市长，再调任徐州，从徐州又调任湖州。跟今天提拔路线差不多，先在大城市当副职，再去小地方当正职，再从小地方调到大地方。”
我问：“张良先生，那如何看待王安石变法？”
张良说：“王安石变法里的改革提议，都被后人实现和验证了，一句话，现在看大多改革措施是对的。但是放在宋朝，就过于前卫了。简单一点理解，就是你们村的村长找你，问怎么可以让村子变的更好？于是你写了几十条建议，大到河流治理小到个人卫生，你把城市人的生活习惯全部列为村风民约，要求必须落实到各家各户。你是对的吧？但是一执行，全乱了套，完全改变了村民的生活习惯，他们肯定不接受，最终农民又回归了那个农民。把你们村的村民跟上海汤臣一品的居民对换，用不了多久，你们村就成了欧洲小镇，汤臣一品的阳台上也能养上了鸡鸭鹅！”
我问：“当朝以及后人，谁最讨厌王安石？”
他说，当朝的司马光当时对王安石咬牙切齿的恨。后来司马光上台后，凡是王安石改革措施，不管是不是对的，不管有没有效果，一律反对，甚至连王安石收复的河西走廊都要主动放弃。近代人里，最讨厌王安石的是林语堂，他是苏轼的超级铁粉，甚至在为偶像写的《苏东坡传》里给王安石开了专题批斗大会！”
我问：“那王安石有没有铁粉？”
张良说：“凡是能成为大人物的人，都要一分为二的去评价他，他不会是全黑，也不会是全白，而且一定是铁粉众多，爱的爱死，恨的恨死。梁启超就是王安石的铁粉，他认为王安石是真正的改革家。”
我问：“当时苏轼提拔到湖州市长时，他多大了？”
张良说：“大概四十多岁。这个时期，他也遭遇了严重的官场危机。古代不管去哪任官，都要像基督教徒吃饭前祷告感谢上帝赐予粮食一样，要先写信感谢皇帝。苏轼去湖州就任时，给皇帝写了封《湖州谢表》。理论上，这属于规范的公文，你按部就班写就行了，可苏轼是谁？非要抖个机灵，说自己“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这些话被新党抓了辫子，说他包藏祸心，蔑视朝廷，于是他被抓了，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乌台诗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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