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句流传很广的俗语叫“南方的才子，北方的，陕西的黄土埋皇上”。谁能想到，在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陕西走出了一大批成果卓然的作家，形成了文坛上赫赫有名的“陕军东征”事件。
这是怎么回事呢？
1993年，陕西作家高建群出版了自己在挂职黄陵县委副书记期间创作的长篇小说《最后一个匈奴》。这部书是高建群的代表作之一，呈现了陕北边陲民族融合的历史进程和一代又一代人波澜壮阔的奋斗史，被誉为陕北史诗、新时期长篇小说创作的重要收获。
那时候，有名气的作家在出版书籍后，总是会开一场作品研讨会，邀请一群文学评论家来点评一番，再在各家媒体发几篇新闻稿，扩大作品的知名度和影响力。高建群把作品研讨会放在京城举行，地点是位于朝阳区大雅宝胡同1号的某招待所会议室，时间是1993年5月19日。
5月19日早晨，一群作家、评论家纷纷往招待所会议室赶，挤在一部电梯里往上行。文学是一个圈，大家在一个圈里混了许多年，彼此之间都很熟悉，在电梯里三言两语地聊起来了。这时候，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院教授、著名文学评论家何振邦见电梯里有好几位陕西作家，笑着说：“你们陕西人可真厉害，听说都在写长篇。好家伙，是不是想来个挥马东征呀？”
原来，在上世纪90年代初，陕西作家异军突起，在北京出版了许多有影响力的长篇小说。光是在1993年，就有陈忠实的《白鹿原》、贾平凹的《废都》、京夫的《八里情仇》出版，在文坛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在随后举行的《最后一个匈奴》上，评论家们借这部作品为由头，又盛赞了一番陕西文学界。
当天，参加作品研讨会的有一位记者，是来自《光明日报》的韩小蕙。韩小蕙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供职于《光明日报》期间，既是一名记者，也是一名散文作家。她曾经获得过中国新闻界最高荣誉韬奋新闻奖、首届冰心散文奖、首届郭沫若散文优秀编辑奖等。韩小蕙开会回家后，回想起何振邦在电梯里说的话，不禁灵机一动，以《陕军东征》为标题，写了一篇新闻，发表在5月25日《光明日报》第二版头条。
《光明日报》是一家很有影响力的报纸，拥有广大的读者群。《陕军东征》这篇新闻出来后，很快就引爆了京城的文学圈。“陕军东征”的说法不胫而走。
当时陕西省的宣传部长叫王巨才，他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曾经当过报社记者、编辑，长期从事文化宣传工作，对文学界的一举一动都很关注。他看到《陕军东征》这篇文章后，当即签字批示，由《陕西日报》全文转载。
韩小蕙在《陕军东征》新闻里只提到高建群、陈忠实、贾平凹、京夫4位作家，陕西省在转载时加上了同年出版长篇小说《热爱命运》的陕西作家程海，人们统称为陕西作家“五虎上将”。
那时候，“炒作”的概念才刚刚出现。“陕军东征”说法出来后，出版社、媒体界、文学圈推波助澜，一时间，报纸、书摊上，到处都是“陕军东征”的口号和宣传广告。今天出版的当代文学史教科书，也承认“陕军东征”的说法“产生了空前的轰动效应”。
既然有了轰动效益，受益最大的当然是5位作家了。他们出版的这5部书，都成为销量超过100万册的畅销书。贾平凹的《废都》更是在2年内卖了1200万册。许多书商都是开着车和成捆的现钱，直接到出版社拉书。
那么，“陕军东征”的主角，又是怎么评论这件事呢？
“陕西作家大部分从农村进入城市，生活扎实，但在伤痕文学时期，并不冒尖。进入九十年代前后，没有人组织、没有人策划，大家都在埋头写作，差不多在同一时间冒出几部长篇，就像拳头攥在一起，这回人家都承认咱陕西强了一回。”2012年，贾平凹在接受《华商报》记者郝建国采访时说。
高建群则把“陕军东征”评论为文学“最后的辉煌”。他说：“在那之后，文学彻底疲软，而进入21世纪后，文学又被边缘化，从此再也没有翻起身来，所以我说这叫最后的辉煌，这是令人怀念的文学的全盛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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