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唯一的著作是《史记》。《史记》所叙述的范围，上起传说中的“黄帝”，下迄汉武之时。其内容为本纪十二篇、书八篇、表十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司马迁之著这部书，其用意是“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实际上这部书，确是中国历史学出发点上的一座不朽的纪念碑。
用本纪、世家、列传、书、表的体裁写著历史，这种历史方法，即所谓纪传体的方法。司马迁的不朽，就是因为他开创了这种前无先例的崭新的历史方法。
《史料与史学》
作者: 翦伯赞
出版社: 北京出版社
出版年: 2016-6
定价: 36.00元
所谓纪传体的历史方法，即以人为主体的历史方法。此种方法，即将每一个历史人物的事迹，都归纳到他自己的名字下面。一个历史人物如此处理，所有的历史人物都如此处理，于是从这许多个别历史人物的事迹中，显出某一历史时代的社会内容。《史记》就是用这种历史方法写成的一部汉武以前的中国古史。
在《史记》中，本纪、世家、列传，都是以人为主体而记事的。本纪记皇帝，世家记贵族，列传记官僚、士大夫等。虽作为其主题之人物的政治地位不同，但其皆以人物为记事的主体，则是相同的。或曰：在《史记》中亦有总述文物制度的“书”，及排比年代关系的“表”，这都不是以人为主体的。但我们知道，在《史记》一百三十篇中，本纪、世家、列传，共占一百一十二篇，书、表合计只占十八篇，故知《史记》是以纪传为本体；至于书，则不过是《史记》的总论，表则为《史记》的附录而已。
纪传体的历史，从今日科学的历史眼光看来，自然还是缺点甚多。这种方法最大的缺点，就是把一件史实，割裂为许多碎片，错陈于各人的纪传之中；而且同一史实，到处重复。例如司马迁下腐刑事，在《司马迁传》中必记，在《李陵传》中，也不可不提。同样，李陵降匈奴事亦然，这就是一个例子。
但是在司马迁的当时，他能开创这样一个历史方法，是值得赞叹的。因为在当时，所有的古史资料，都是一盘散沙，正像一些破砖乱瓦混在一堆，需要有一个分类的归纳，而纪传体就是一个最好的方法。司马迁能够开创这样一个方法，并且用这个方法，“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把汉武以前的古史，归纳到一百多个历史人物的名下，“自成一家之言”。这如果不是有过人的史学天才，是不可能的。
近人或以为纪传体的历史，简直就等于家谱或墓志铭的汇编。诚然，司马迁的学生（班固在内）的著作，确有此种倾向；但司马迁的《史记》，并不如此。
从《史记》中可以看出，被司马迁纪传的历史人物，并不是毫无历史价值的人物；而是可以从他的历史行为中，透露出一些有关于他的历史时代之社会内容的人物。简而言之，即能特征历史时代的人物。例如他纪五帝，是因为这些神话人物可以暗示出中国史前社会的若干内容。他之传孔、孟及老、庄、申、韩等，是因为从他们的言论中，可以显示出先秦诸子学说的分派。他之传苏秦、张仪，是因为从他们的政治活动中，可以指示出战国时期的国际关系。一言以蔽之，司马迁纪传一个历史人物，至少可以从这个被纪传者身上，透露出若干历史的消息。所以当他写完了一百一十二篇人物纪传以后，汉武帝以前的中国古史，便第一次放出了光明。
司马迁为什么要把纪传体的历史，别为本纪、世家、列传，而又再益之以书、表？这不是随便的划分，而是一种严谨的部署。从这种分类，我们可以看出，他第一步是将他选定的历史人物，依其政治的或社会的地位之不同而别为三类，即以帝王为一类，贵族为一类，官僚士大夫等又为一类。然后分别为帝王写本纪，为贵族写世家，为官僚士大夫等写列传。于是把所有的破碎的、零星的史料，分别归纳于这三类的人物的名字之下，使之各成系统。但是人各一传，没有相互的联系，于是又为之书，总述这一时代社会文物制度的演变，以为纪传的总论。尚感不足，又益之以年表，排比人与人、事与事间之时代的顺序，以为附录。
司马迁之作本纪，据其《自序》中云：是为了追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用近代话说，就是要从王朝的更替，帝王的嬗递中，提纲挈领，表现出整个历史发展的线索。换言之，即用本纪作为全书的提纲，指明历史发展之具体的过程。
即因如此，所以本纪的任务，是要显出史实发生和发展之时间的顺序。因而本纪在体例上，虽以史实分别系于各个帝王，即以事系人。但在内容上又要将某一帝王之事，依次系于其年。换言之，本纪的作法，是既将其人之事系于其人，又要将其人之事系之以年。所以本纪，是纪传体与编年体之混体。
亦因如此，所以本纪虽为帝王的专传，但并不能详记帝王个人的琐事，只能逐年记载在某帝某王时所发生的大事；否则，混淆了他所要显出的历史发展的大势。例如焚书坑儒，在《秦始皇本纪》中，仅记某年焚书，某年坑儒，说明甚简略；而在《李斯传》中，则叙述甚详。又如汉武帝击匈奴，在《武帝本纪》中，只记某年遣某某伐匈奴；而在卫青、霍去病及其他征伐匈奴的将领的列传中，则对于每一个战役，皆有详尽的记录。由此看来，帝王虽为本纪的主人，但帝王本人在本纪中，只是被当作一个历史时代的符号。
又因如此，所以写本纪时，对于帝王，没有选择的自由；因为他们之中的每一个人，不论善恶，都占领一个时间。圣如“尧”、“舜”，固应为之纪，暴如“桀”、“纣”，亦必为之纪；英武如秦皇、汉武，固应为之纪，昏暴如二世，亦必为之纪。总之，凡属帝王，必为之纪。
虽然，亦有例外，有名非帝王而司马迁亦为之作本纪者。如项羽，失败之英雄也；吕后，专政之母后也，司马迁并为之作本纪。何也？司马迁曰：
秦失其道，豪杰并扰。项梁业之，子羽接之。杀庆救赵，诸侯立之；诛婴背怀，天下非之。作《项羽本纪》。
惠之早霣，诸吕不台（怡）。崇强禄、产，诸侯谋之。杀隐、幽友，大臣洞疑，遂及宗祸。作《吕太后本纪》。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司马迁纪项羽，是因为项羽在杀庆（宋义号庆子冠军）救赵之后，曾为诸侯所立，名虽西楚霸王，实即当时天子。在诛子婴、背怀王之后，秦已灭而汉未兴，支配这秦汉之际历史时代的，实为项羽。“天下非之”，为时人之主观；“诸侯立之”，为客观的事实。故司马迁纪之。
司马迁之不纪惠帝而纪吕后，是因为惠帝未死以前，已为虚君；及其既死，吕后实以母后而即于帝位。而且崇强诸吕，几移汉祚。在汉高既死，文帝未立的历史时代中，实际上之时代支配者，确为吕后，故司马迁纪之。
司马迁之作世家，据其《史记·自序》云：“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运行无穷，辅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
由此看来，世家所录的人物，都是接近历史动力的人物。他们对于当时的历史中心，正如列星之拱北辰，众辐之于车毂，“忠信行道”，环绕在历史中心的周围。这些人物，自然，非割据一地的贵族，即执政一时的辅相。总之，他们不是支配过某一局部的空间，便是支配过某一短期的时间。
（因篇幅限制，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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