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石山先生在昨天的《中华读书报》发表了一篇文章《<围城>里的信函书写》，他说《围城》里方鸿渐给唐晓芙的一封信，“有一错字”，他反复掂量后断定，“确确实实是钱先生笔下有误”。
方鸿渐致唐晓芙信中，韩石山认为有错字的一句话是这样的：
我深恨发明不来一个新鲜飘忽的说法，只有我可以说，只有你可以听，我说过，我听过，这说法就飞了，过去，现在和未来没有第二个男人好对第二个女人这样说。
韩石山说，这句话里的“我听过”，应该是“你听过”，“我”是“你”之误。
看到韩石山这么说，我大吃一惊，因为方鸿渐写给唐晓芙这封信，我在青少年时期，差不多能背诵下来，我那时一遍遍记诵的，就是“我说过，你听过”，而不是“我说过，我听过”。
这得赶紧查书。
先查人民文学出版社平装本《围城》（1980年10月第1版、1994年3月辽宁第12印），果是“我说过，我听过”（P107-4行）。
再查“中国文库”人民文学精装版《围城》（2004年7月1版1印，印数500册），还是“我说过，我听过”（P99-5行）。
再查人民文学出版社精装本《围城》（1991年2月北京第2版、2013年8月第4次印刷），仍是“我说过，我听过”（P100-倒7行）。
奇怪之余，蓦然记起，我当初看的、近年平素常翻阅的，是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所谓“汇校本”《围城》（1991年6月，一版二印）。经查，在123页倒6行，就是“我说过，你听过”！没有错误！！
这封信的右侧，有一个蓝色三角形标志符号，是我初读时所作——当初做标记，是要自己背下来的。
按照韩石山的说法，《围城》初刊本、初印本，都是“我说过，你听过”，是人文社1980年10月重印时就错成了“我说过，我听过”。如果是这样，我想，“我说过，我听过”一句，顶多算是版本之别带来的歧异，而不能算作“钱先生笔下有误”。
实际上，人民文学出版社造成的这个歧异，是一个错误，但人民文学出版社犯下的错误，不能记在钱先生身上。
或许有人会认为，钱锺书对自己的作品失校，也是要承担责任的。但看《围城·重印前记》，钱锺书曾“校看一遍”，修改、修订了一些地方，我颇怀疑，钱先生“校看”的，可能是初版“晨光”本，而非人文版。这一怀疑，三联版《围城》，或能提供依据。
查三联版《围城》（三联书店2012年6月北京1版2印《钱锺书集》中的《围城 人·兽·鬼》），在107页倒4行，也是“我说过，你听过”，没有错误！
据三联版《钱锺书集》出版说明，该《钱锺书集》共十种著述，凡正式出版过的，“均据作者的自存本做了校订”。看来，人文社《围城》与三联版《围城》，至少在这一点上，校订粗细有别。这就更证明，人文版《围城》“我说过，我听过”的错误，责任在出版方，而不是“钱先生笔下有误”。
据韩石山过去的某篇文章，他是存有四川文艺版“汇校本”《围城》和三联版《围城》的，不知他何以不谈这两版《围城》“我”字无误，而非要下结论说钱锺书先生笔下有误。“语不惊人死不休”，是韩石山的本色，看来其人暮年是不准备变法了。
人民文学出版社《围城》，版本众多，印量极大，很有可能，所有版本都延续了“我说过，我听过”这个错误。当然，寒舍并无人文社所有《围城》版本，这样说，只是推测。
这推测的理由之一是，我书架上尚有一本人民文学出版社汉英对照版《围城》，是2003年10月北京1版、2008年4月第4印，其204页第4行汉语是“我说过，我听过”，但205页第5行，相对应的英文是：
so that after I’ve spoken it and you’ve heard it
这当能说明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围城》，在这一点上，一直在犯错，且在汉英对照版里，又无人发现对应翻译上的不对应。
遗憾的是，台湾书林版《围城》（1999年1月一版八刷），沿袭人文版之错误，亦未能精校——它使用的版本，就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第四次印刷排印本（见该书《出版后记》），然竟称之为“定本”。
而台湾大地版《围城》（2022年6月1版13刷），亦不能免过——它直接使用钱锺书先生为人文版《围城》所写的《重印前记》、杨绛所写《记钱锺书与<围城>》，想必是直接依据人文版排印，连自己出版社该有的“出版说明”或“后记”之类也不见一字。
最后，当然是希望人民文学出版社、台湾各出版社相关人员，看到韩石山先生大作，能够第一时间改“我”为“你”，避免谬种继续流传——韩先生对“我”之错误责任的认定，是粗疏的；但他发现错误的眼光是精准的，虽然在韩先生之前，也早有人指出过人文版此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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