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初时，天正热。《藏书报》的编者说，他们报纸今年已是创刊二十周年，希望我能写几句祝贺的话或二十年来的购书回忆。我想，客套话就算了吧，便写了这样一篇东西。今天收到样报，想一想，一份这样的报纸能够坚持二十年真是不容易。上海的《文汇读书周报》不就光荣阵亡了吗，这么大的上海，这么多的读书人（也许一个也没有）！相比而言，在石家庄办这样一份报纸，那就更不容易了。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走到今天，我们也唯有祝福，其他不多说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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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年，我做过不少手捧着久寻不获的书高兴得醒来的梦。梦想很浑圆，现实的骨感却是这样：北京火车站前，人流熙攘，我一个人手提、肩背着书蜗牛般艰难地移动，不时放下大包小裹歇一歇。我没有抱怨自己贪得无厌，这些书还是千挑万选、权衡再三选出的，还有很多心爱的宝贝，摸了摸又放回去了。我的力气只够走到车站一侧的过街天桥，平时没有注意到，天桥的长长的台阶像天梯，每上一级都令我绝望。我气喘吁吁，大汗淋漓，挪上天桥后只有委顿地喘粗气的气力了。幸好，有“小红帽”这类托运的问我是否需要帮忙，天降救星，我连忙回答：要，要！后来，我在上海买书，更先进了一些，有很多书通过邮局寄走的。然而，现实就是撞不完的南墙，竟然丢了一包。七卷本的《新月》影印本，后三卷寄丢了，这不全的书哪里补去啊。我不相信邮局的某某某是多么热爱读书，他不过是习惯性地不以为意罢了。这一套残缺不全的《新月》影印本，二十多年了就这么像流血的伤口躺在我的书架中。
这是一个外省买书青年的真实写照。那个时代的“北上广”于我，不是淘金、发财的地方，是买书宝地。比我们县、我们市的以卖流行书为主的书店，那里的书店都是宝藏、天堂，我自己去不了，就央求朋友代买。（想一想，书那么沉，可知我朋友的耐心和爱心有多么重）还有一点，两眼一抹黑，我根本不知道图书出版的信息。听说有一份《社科新书目》，我去县新华书店借看，被店员鄙夷的目光赶了出来，一个小高中生，哼，这是我们搞图书发行用的！后来知道有一份报纸叫《文汇读书周报》，犹如七仙女下凡，让我大开眼界，我带个本子，到县图书馆翻阅，上面的感兴趣的新书信息都抄下来，再到书店去找书，日日思君不见君之后，再写信去出版社的读者服务部。——如今，这一机构基本不存在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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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之交，各地纷纷建起图书大厦，壮观，气派，令读书人为之一爽。有一年去北京，正逢三联韬奋中心开业，整个京城的文化界好像都在喜滋滋地谈论这个地方。我去逛了好几次，羡慕得直流口水，心想倘若我家门口有这么一个书店，我把搬铺盖卷儿睡这里都愿意。对于买书的人而言，“好书店”的标准既虚无缥缈，又具体实在，那就是你想买的书，它都有；再苛刻一点，你不要买的书，他一本都没有。三联韬奋中心，那个时候就是这样的书店。然而，不是每一个图书大厦都能够有这样的满意度，久而久之，你会发现很多书城，书多而已，鱼龙混杂，黑白不分，真正要买的人文书又少得可怜。那是一个劲头足、变化快的时代，来不及表达对它们的失望，民营书店就出现了，虽小，但是新书来得快，很多书最多只进三五本，非抢而不能得也。人所共知，抢来的东西就是香甜。还有夜市的书摊，有一段时间也是我钟情之处。当时买当代作家的作品，如苏童文集、格非文集等等，还有《跨世纪文丛》《华艺文丛》《布老虎丛书》等等，都是在书摊上买的。开辟了图书发行二渠道，我还经常晃悠在图书批发点，除了有批发价，关键还是新书多、新书及时。批发点都是在某个街巷深处的大仓库，走进去仿佛回味悠长的往事，这也是1949年以来，图书发行的一大革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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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我随一群师长来上海开一个研讨会。到的当天，大家坐两站地铁，到陕西南路地铁站上面的季风书园去会人。那是我第一次踏入季风的大门，匆匆忙忙，没有买太多的书，但是这一家书书店就留在我的梦里了。灯红酒绿的大上海给人的是纸醉金迷的喧嚣，然而，这里有绿意盎然的宁静。我没有想到两三年后，只要我到作家协会上班，就会路过季风，路过季风，哪有不进去之理？翻一翻新来的书，到过往的书架中再做一番沙里淘金，那七八年中，我的阅读物有一大半是来自这里。一是它选书比较精良，很对胃口；二是，方便啊。对于买书人而言，忙完了一天的工作，有一个宁静的书店可以逛一逛，有五花八门的书可以翻一翻，还有比这更惬意的事情吗？
这个世界没有固定不变的事物，瞬息万变，反而成为人们洋洋自得的标榜。有一天，我听说季风书园不能在陕西南路待了，也可能这家店要彻底结束，顿时愣住了。尽管，它的全盛时期曾有八家分店，记得在静安寺、复兴路都有，但是，从购买人文书而言，陕西南路店是不可替代的。我与其他文化人曾在报纸上一起为留住这个上海的文化地标而呼吁过，没有用，文化是柔软的，城市是冰冷的，它还是关门了。所幸，它不久之后就在地铁十号线的上海图书馆站落地了，更想不到的是，这个时候，我又到武康路来上班，每天上班路过上图，尽管不像过去坐一号线，必经季风大门，但是守着这样一个书店，下班时，午休时，还是不由自主拐下去逛一逛。
季风书园安然无恙，世界却正在变化中。有一天，我遇到一位喜欢买书的师弟，他惊讶我居然手捧着那么多书。他说很多小朋友们来这里，只是来扫描条码的，完后回去网上下单买，书都送到家，多方便。原来如此。再看看，季风书园的其他分店好像也都悄无声息地无影无踪了，街市上很多实体书店要么关门大吉，要么乔装打扮了——咖啡，茶，文具；一些新开的书店，完完全全是挂着羊头卖狗肉，书只是“书店”墙面的装饰品。再环顾新的季风书园，店面虽然比过去敞亮，可是人却越来越稀少，有很多人来了，干脆挑一本新书，到咖啡区要一杯咖啡，书摊在那里，电脑打开，漫不经心地坐上大半天。“逛书店”开始脱离它的初衷，不是买书而只是一种消磨时光的方式。
网上买书也同时开始了。我最初在旧书网中买过，电脑时代，去邮局汇款，每次都是拿一大把汇款单，填好，排队，工作人员非常无奈地瞟我一眼，因为单子上十几块钱的有，几十块钱更多，一个人好多张，他要操作很久，我自己也觉得麻烦。后来，有了自动取款机转账，不用跟人打交道了，没有心理负担，也很麻烦：账号都有好多位数，嘟嘟嘟按着键子，那可不是弹钢琴，按错一个便前功尽弃。有一段时间，我做梦就是在按这个键子，总也按不对，搞得梦里焦灼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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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记得我是什么开始在网上直接买书的，起先还是羞羞答答。我不大习惯去绑定银行卡、注册账号、记住密码之类的，便常常有劳同事小朱帮忙买书。某一年，出门吃面条，我掏出五十块钱付账，小店员一脸不屑地对我说：你要我怎么找钱给你，你不能手机付款吗？这种被嫌弃的感觉长铭吾心。这也就罢了，出门有个急事，我发现叫出租车都叫不到了，人们都在网上约车，捧个手机等就行了。我想骑共享单车，也得办手机支付。大水已经冲到家门口，再不造船，生存都成问题了。逼良为奴，我只好乖乖地接受这一切。原来走出家门，口袋里没有几张票子，六神无主。这下子可好，记得有一次大半个月，我身无分文，居然也在城市里晃晃悠悠，什么事儿都不耽误。
手机支付大大提升了我的购书事业。夜深人静时，躺在沙发上，我开始在各种新书、旧书网站遨游，啪啪啪，喜欢的都放到购物车，再打勾，支付，就成了。最快的，第二天上班，我人到单位，书也到了。要找什么书，查什么书，一搜索，几十本上百本都能出来，这种好事，是当年我在小县城从报缝里扒新书信息时做梦都不敢想的。后来我还发现，网上买书特别费钱，属于情绪型无感消费——在实体店，买个几百块钱，一看拿都拿不动，就会适可而止。网上不存在这种问题，像打游戏一个机枪扫射毫不担心负法律责任，结果书山书海都过来了。还有一个问题，熟悉的书好办，比如世界名著，当然知道它的内容，可是一本新书，有时候让我大费脑筋。我希望看到目录，它只有内容简介；更傲慢的，连内容简介都没有，只有368页，2020年6月出，凭书名，这让我怎么选择？更不要考虑开本、纸张等因素了。这个时候，我不由得又留恋起实体店，当场翻一翻，读两页，感性多了。更大的问题是，在实体店，我有漫游书海的“漫游”感，网上购书强大的搜索功能是可以立即准确定位，找到你所需，可是没有这种“漫游”感，和这个时代的许多事情一样都是直奔目标的功利化选择，这大大刺伤了我的心。有的朋友可能喜欢这种准确和省时间，而我们这种读中文系的人不能理解，没有花前月下，两个人见面就说“我们去民政局结婚吧”，这样的人生有什么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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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不出户，就可以大包小裹地买书，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好久没有逛书店了。生活里的事情，我尊奉自热而然的原则，不想刻意而为，逛书店也是，让我郑重其事地去某地专为逛书店，我感觉有些太刻意。然而，只要有时间，得方便，我把它花在书店里，却又是非常乐意的事情。这也反映出，在我的日常生活范畴中，真正的书店越来越少。季风书园，在2018年1月30日晚上，曾有过悲壮的告别，第二天便宣告告别上海。不管因为什么，有一点不容回避，它的经营已经存在巨大危机，后期的季风，新书更换得很慢，整个店里都有一种力不从心的气氛。徐家汇边上的衡山·和集，凡是路过我都会进去转一转，只是觉得太小资，不学术。福州路的古籍书店很好，可是去闹哄哄的福州路，每一次我都要下很大的决心。复旦旧书店，隔几个月才去一次，是去看师友之后特意留下的时间……城市虽大，书店够多，像过去那样，非要进去逛一逛的书店似乎越来越少。
这并不等于不买书，相反，几乎是每天都在买书，是的，网上。这映照出，我的生活方式已经在悄悄发生改变，在浑然不觉中。像十六七年前，住复旦大学，每天晚饭后，最大的消闲就是到附近的书店扫描一周。很值得怀念的是步行街有一家庆云书店，很多学术书都是三折四折，现在，这个书店不在，步行街也没有了。复旦附近最为老牌的鹿鸣书店也搬来搬去，岌岌可危的样子。这么想起来，我难免有一种未老先衰的伤感。有一天，读谢其章先生赐赠的《书店巡阅使》，看各路英雄豪杰们述说当年“打家劫舍”的豪举，不禁羡慕书店鼎盛时期的天宝旧事。我也感慨，这本书哪里是书店巡阅，就是书店告别、书店考古，再晚出几年，“书店”这个词儿都要到《辞源》里查了。
前两天读到博尔赫斯的一段谈话，在我的伤感的上又加了一把盐：“《界限》对应的是一种人人都曾有、也许有些诗人还未表述过的经验——‘人到了一定年纪许多事都是最后一次做了’这个事实。我有过这种感觉。当时我已经是个老人了，望着图书馆想：这里有多少我已经读过再也不会重读的书啊。还有一个想法就是遇到一个人就相当于一次可能的告别，因为你可能再也不会见到这个人。也就是说，我们在持续地与人、与事物说再见，而我们对此一无所知。”（雷伊娜·罗费：《梦中之梦：访谈博尔赫斯》，韩烨译，《世界文学》200年第4期）《界限》我读过，当时无动于衷，这次找来重读，感觉大不一样：“如果说一切都有终结和规格，/有最后一次的遗忘，/谁能告诉我们，在这幢房屋里，/我们无意中已经向谁告别？”（《另一个，同一个》第42-43页，王永年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年8月版）我想起了二十多来逛过的那些书店，一个个都消失了，我无意中在向它们告别，一年年……此时，顿感心中五味杂陈。
2020年8月4日午后
本文原刊2020年8月24日《藏书报》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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