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情况下，人只有在离开生长和生活多年的地方后才有故乡的概念，我也不例外。
记得那是二十多年前刚进大学校园的第一天班会上，一群素昧平生却即将同窗四年的年轻人各自填写着老师发下来的表格。正当我在毕业学校一栏随手写下“陕西省商州中学”的字样后，隔壁传来一串惊呼：原来真的有商州这地儿啊，那你和贾平凹是老乡了。我这才意识到商州于我，不再是一个地图或者车票上的名字了。
老实说，十八岁才第一次离家远行的我也曾设想过无数次介绍自己家乡的方式，从仓颉到商鞅到四皓，从“云横秦岭家何在”到“人迹板桥霜”，却万没想到无意中被乡贤贾老师抢了头彩，也足见九十年代平凹文名之盛，实不亚于当下。
作为商州本地人，平凹的书与人及字和画，自是躲不开的，尽管早在我从书架上识得他的名字前他就已定居西安潜心写作多年。正如他在书中把商州七县的沟沟壑壑男男女女都写遍了一样，关于他的各种逸事也散落在商山间和丹水岸。细细想来，相较于在人们的口中听他的故事，在亲戚朋友家中看他的字画，读他的书反而成了我认识他的最后一步，当然也是最直接和最真实的方式。这一读就是三十年。
三十年来，我同样离家远行求学立业，离乡越来越远，回乡也越来越少，每每思乡心切时，就会找出平凹的书来重读，尤其是他早年写商州的那些文字，有灵性而少雕琢，有才华而无匠气，野性而又亲切，怎么都不厌。而且每每读到忘我处，才发现从纸上和口中流出的，竟是挥之不去的乡音，这在别的作家和作品身上是不曾遇到过的。
说来也怪，家乡这座小城原本就不大，很多人拐个弯都能认识，我却从未见过作家本尊。大抵是商州民风淳朴，本地人轻易不张口求人办事，更不愿给人添麻烦，以至于我从小到大读过且藏有平凹几乎所有长中短篇作品，却不曾找他讨要过签名或是笔墨。还是近年来各地书友会的兴起，连带着平凹几种代表作的签名本如《浮躁》《废都》《秦腔》等在市面上也多了起来，陆续收了一些值得珍藏的版本，直到前些日子长江文艺出版社为《商州》这部在外人看来既不出名也不出众的小说出了一套线装典藏版，我才托书友登门求了贾老师一次亲签。
严格来讲，现当代文学作品并不大适合出版线装本，毕竟不是古籍；但这么多年下来，真正能被出版方给予线装待遇的作品也就寥寥几种，差不多一双手可以数出来：现代的《边城》《围城》，当代的《白鹿原》《古船》等，以及平凹的《废都》和《秦腔》，绝对是凤毛麟角，从这个角度看，也算是传世之作般的肯定。当然，《商州》这部直接以我家乡命名的小说，在普通读者心中和文学史上的地位与前述几种自不能比，但对我而言却很是特殊，因为恰是从这本书上，少年时的我读到了一个与我所生所长所见所闻颇为不同的家乡，那种“秀中有骨、雄中有韵”的毓秀和纯朴都要等到我离家多年后才有更深体会。《商州》对平凹也更是意义非凡，毕竟晚《浮躁》一年出版的它其实才是平凹第一部长篇。
众所周知，平凹是以中短篇小说走上文坛的，他八十年代赖以成名的商州系列，也以短章为主，中期爆得大名的《商州初录》等“三录”，甚至以笔记体游走于小说与散文之间。但他并未满足于现状，哪怕现状是顺风顺水；或者说他的自觉突破和回归传统，让自己告别了当时流行的有些严苛的现实主义写实桎梏，也就此远离了创作瓶颈。他用《商州》和《浮躁》这两本前后脚写就的作品驾轻就熟地重回了《小月前本》以前的自己，那是新文学以来自沈从文至汪曾祺等一脉相承的文字传统，褪去时代的浸染，浑然天成，通灵剔透，也就有意无意地成了《受戒》以来寻根文学的代表；同时，他也在越来越长的篇幅中越发游刃有余和沉浸其中，这一沉就是几十年，直到现在。
当然，这几十年来，他的作品也常常不囿于商州的镜花水月和乡野人情，我却仍能从文字中感觉到其实商州从来不曾离开他，始终都在他的心心念念中。所以一直很笃信他笔下的文字恰如手里的风筝一样，收放自如后迟早仍会写回商州的。果然，后来那本斩获茅盾文学奖的《秦腔》就证明了这一切。
同样，他也早已不在商州生活，但我却感觉他从未离开过一样。因为，那里不仅仅是他生长的地方，更是他文学的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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