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回忆录（连载）
走出山村的女孩
■作者：谢菊秋
20.我想要一枚毛主席像章
虽然我已不是红卫兵，但还必须天天像上课一样要按时到校，否则就是不老实，到校就是看大字报，看同学写大字报。
有一天早上，我走进教室，几个同学在写大字报，已写好在开始签名，一个过去和我玩得较好的同学看我进来，就喊我：“你也来签个名，我们写好了一张大字报。”
我那时已经是个很孤立的人了，同学能叫我签名觉得是看得起自己，连标题也没看，内容就更不要说了，接过同学的毛笔，就往摊在课桌上的最后一张纸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签完后走过第一张纸时，一看标题，心里后悔不及。那是一张责问最受我尊重的小学班主任陈老师的大字报，内容是什么我没有心情和胆量看下去，我也没胆量去把我的签名划掉，我怕别人说我划不清界线、不敢造反。
我在惶恐中度过了两天。第三天上午，一个同学在班上宣读了小学班主任陈老师对大字报的答复信。听了这封答复信，我方知大字报主要是针对陈老师过去在班里对我的重用的责问。陈老师的答复是含糊的，首先检讨了自己工作的不足，然后讲：关于对地富子女的包庇问题……
我听出陈老师的答复避开了可能对我的伤害，我从心里感激陈老师，但我也陷入了深深的自责，觉得愧对陈老师对我的关心和爱护。我在心里深深地责问自己，怎么会那么糊涂，为了表示自己的积极，就那么随便地乱签名，我恨自己的胆小和自私。
自那以后，我害怕见到陈老师，但我又想能有机会向老师道歉，心情是矛盾的。直到这事快过去20年，我才打了个电话和陈老师取得联系，后来在一年的春节前，给陈老师寄了一张贺卡，但也没敢提出道歉。当后来我调离江西在给陈老师的信中，才向陈老师表示了自己的道歉。陈老师没有责怪我，还是和当年我是他的学生那样信任我。自那以后，我也一直保持了和陈老师的联系。
文化大革命在全国开展起来了，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了红卫兵，学校也在选送去北京参加受毛主席接见的红卫兵。我们班也选送了2名同学前去，这与我是根本无缘的了，选去的同学都是家庭出身贫下中农、工人的“红五类”子女。
我们没能去的同学，由学校组织到农村去劳动，帮助贫下中农秋收。我们住到了离矿二十公里远的吕坊农民家里，开始几天是在吕坊火车站所在的大吕劳动，天天割稻子。
劳动对我来说不是负担，割稻子我和男同学比着干，看谁割得快，几个男同学喊着：“一人割4行，看谁先到头，谁先到头谁光荣。”我没有输给过他们。我们班的同学大都是劳动好手，都是能吃苦耐劳的，我们的劳动表现得到了老乡们的赞扬。也只有在劳动中，我仿佛又做回了我自己，又回到了那个天真烂漫的我。虽然这种快乐有时是很短暂的，但它支撑了我的生活。
稻子割完了，我们搬到了中吕，开始收黄豆。生产队安排我们住宿的那户人家的大妈对我们很好，我们吃住在她家，仍是每人一天交8两粮票3毛钱。我们5个女同学住在一间屋子里，睡一个大通铺，被子是我们自己带来的。
那时的中吕还没有电灯，吃过晚饭大家说笑一会，洗一洗就躺到床上去了。当然在床上还要闹腾一会，由于一天的劳动也是比较累的，闹腾一会也就无声无息了。
我们的出工时间是跟社员们一样的，清早起来先去干活，到8点多再回来吃早饭。大妈怕我们饿着，做了红薯粉的圆子晒一晒给我们当点心吃，下工回来先吃上两个感觉真好吃。她还把用来做苦栗子豆腐的苦栗子，像炒毛栗一样炒上一些给我们吃，让我们感觉很亲切、很温暖。
收黄豆也是一个比较累的活。开始我们是从田里把黄豆连根拔出来，把根上的泥土抖干净，一垛一垛的在地里放整齐。整块地拔完后，再收回到村里的晒谷场去晾晒，晒得差不多了再碾压搓打。拔黄豆时，平时劳动少的人手上都会磨出水泡来，那时干活可是没有手套戴的。打豆子的时候则是灰尘满天飞，我们就用衣服把头蒙上。虽然苦累，却没有人叫苦叫累，那时的我们不那么娇气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也有怕叫苦叫累被上纲上线。
在吕坊劳动了半个多月，即将结束劳动的前一天，我们也照样干了一整天的活，不过比往常收工早一点。来了这么长时间，大家都想家了。当我们完成了在这里的最后一次任务后，大家心情轻松地陆续到常洗衣服的小河边去洗鞋、洗衣服，准备明天干干净净回家了。
我一般收工都是在别人后边的，所以我也是在其他同学之后走向河边的。我提着鞋子往河边走，快走到时就听一位同学在跟另外的同学讲我，说我是最坏的人，又是“黑五类”子女，叫那两位同学今后不要跟我在一起玩……
我没想到，这个平常表面对我表现得很关心的同学竟是这样的人。原来有同学说她很会背后说人，会挑拨离间，我还不太在意，今天是亲身领教了。我在心里提示自己：今后和这样的人要保持距离。
为了不让其他同学感到尴尬，我故意先弄出较大的声响，然后再出现在她们面前，像没听到她们刚才的讲话一样，跟她们搭讪了两句，就蹲下来洗鞋子了。
晚饭后，我们都早早地上床了，但想到明天就要回到家里了，几个同学还是兴奋得难以入睡，躺在床上聊着天。但我想到那个同学的作为，心里不是滋味，也不想多说什么，就闭目养神装作睡着了。
第二天一早，我们就起床了，房东大妈给我们做好了早饭。吃过早饭，大妈恋恋不舍地跟我们告别，希望我们以后还能到他们家来玩。我们也同样恋恋不舍地跟大妈告别，一步一回头地离开吕坊，乘上了到江边村的火车。车票2毛钱，20来里路，我们很快回到了各自的家。
回到家后，学校还是没有安排上课，那时所有的学校基本都不上课了，都在闹革命。我们虽然不上课了，但还天天到学校去看看，有无什么事情或变化。
有一天到学校后，听说到北京去接受毛主席接见的同学要乘下午的火车回来了，同学们都想要一枚毛主席像章，都说等他们回来要向他们要。我也同样想要，我想我公开地向他们要他们是不好给我的，因我是“黑五类”子女。
于是我到从火车站回来必经的小路上去等。那条小路平时很少有人走，只是一些乘火车回来的人会走这。我想其中一个同学从一年级就和自己都是班干，曾多次一起去做好事，一起聊今后的理想，看在老同学的面子上，他可能会悄悄给一枚的。
我在这条僻静的小路上，向着火车站过来的路上张望着。等了好一会，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映入眼帘，正好是那个同学最先出现在我面前，他们几个没有一道走，而是有先、有后。但没想到，当我出现在他面前把他拦了下来，提出想要一枚主席像章时，他很干脆严肃地回答了我：“不行，你是富农子女，不能给你。”说完头也没回地朝着学校走了。
我无话可说，但我不死心，想等另一个也是一个年级，也在一个班从小学一起上到初中的同学再试一试。没过多久，那个同学背着挎包出现在了我的视线里。我迎了上去，讲明了我的来意，他婉转地拒绝了我的要求：“我带回的也不多，不够分的，其他出身好的同学都没给，如果先给了你，跟其他同学就不好说话了，对不起了。”
我听了他的解释，强作笑脸回答：“知道了，不怪你，你走吧。”我装作要去别处，他为难地走了。当他走后，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泪，我走到了一个废弃的小砖窑后边，任眼泪自由的流淌着。足足过了五六分钟，心情慢慢平静下来。我擦干眼泪，搓搓脸，然后向远方看去，我希望自己出现在同学面前时能像什么事情也没发生过一样，我做到了。
后来，邻居顾亚凤老师从上海探亲回来带来了几枚毛主席像章，送给了我和楼下的凤娣一人一枚。这让我太高兴了，我舍不得佩戴在身上，而是把这枚像章小心地包好放在小盒子里，常拿出来看看，我从心里感谢顾老师给我的这份礼物。 （未完待续）@原文刊载于《721矿游子》第111期
作者简介：谢菊秋，女，笔名小嘎子。1960年到721矿上小学一年级，1972年1月在古城中学高中毕业，然后到公溪农场劳动，后招工进入721矿供销处工作，1988年初调离721矿到南京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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