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和集古印史》八卷，明来行学辑。来行学，字颜叔。杭州人，一说为萧山人。生平事迹记载不多，除《印史》外尚有写刻袖珍本《花间集》传世。自序云“耕于石箐山畔者”，当可推测为农耕布衣。是书收秦汉至隋唐官印一五八二方，按官职大小排列，上起皇帝传国玉玺，下至军曲候官等基层军官，更有蛮夷君王印。每页二至三方印，每印下附音释文字，翻检方便。
全书标明来行学摹刻，何为又称《宣和集古印史》？史上《宣和书谱》《宣和画谱》乃赵宋皇家收藏书画目，享誉极高。既有书画，焉能无印？于是就有了《宣和集古印史》。而来行学“耕于石箐山畔”，又何能得皇家所藏印谱呢？自序云“桐棺裂，获丹筒一函，内蜀锦重封宣和印史一卷，凡载官印千二百有奇，私印四千三百有奇，旁皆音释文字”。这段传奇文字纯为促销噱头，无非是借“宣和”二字，增加书的权威性和可信度。书成后又请江南大名士屠隆作序。屠序显为润笔丰厚之作。故《四库全书总目》云“屠隆作序极称之，殊非定论也”。
以秦传国玉玺开篇的编排形式，非来行学开创，早于《印史》面世的张学礼辑《考古正文印薮》五卷就是这种编排。对于传国玉玺的真伪问题，前人早有质疑，宋赵明诚《金石録》卷第十三“玉玺文”条目中就记载了宋元符年间传国玺“现身”之说，清姜绍书《韵石斋笔谈》卷上“中州玉玺”条目又记载明天启年间传国玺“现身”传奇。其实，众所周知鸟虫篆的“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传国玉玺无非是一个朝代统治者的符号而已。借它以说明正统，迎合皇帝的心理罢了。因而对待古印谱应该采取史谱相证，谱史互补的方式来认识它的价值。
《宣和集古印史》中关于秦玺的记载
《宣和集古印史》的价值何在呢？我认为：
一，承上启下。《印史》出现的时间是在明代晚期，先于它的印谱传世不多。由秦而下的编排官印，实际上是用实物印证历史，也向后世昭示了篆刻的历史渊源。再者，编书人说明全书是摹刻，既为摹刻必然有本，本为何本，语焉不详，但肯定不是《宣和印史》。但不管是摹实物还是摹前人的谱，有许多东西是我们今天看不到的了。从保存史料的角度看，《印史》功不可没。
二，以物证史。《三国志·魏书·倭人传》载，明帝景初二年十二月，诏书报倭女王卑弥呼，“今以汝为亲魏倭王，假金印紫绶”。《印史》卷八之蛮夷王印中有一方“亲魏倭王”，下注“铜印兽钮。魏景初二年既平，公孙氏倭女王遣大夫难升末来朝封”，与史正合。以皇帝的名义封日本女王为倭王始于此明矣。倭国之称沿用到唐咸亨元年才改称日本。这枚印章的出现与记载也与日本历史吻合，故日人也将其收入《好古日录》。
《宣和集古印史》中关于“亲魏倭王”印的记载
三，正文字。这点编者看得很重要，认为汉字有一个发展演变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字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保留汉字原貌的实物就在印玺里。编辑传承印玺才能保持汉字的正统。这个观点在编书当时也许有意义，今天看了局限性太大，也太保守。但结合音释文字，对后来者研究汉字字形演变还是有启迪、帮助作用。
四，作为古印谱，后人更多地是从篆刻艺术的角度去研究它看待它，这点在来行学辑《印史》时并非关注的重点，但它实际上起到了其他著作不能替代的作用。
本书底本为国家图书馆藏明万历宝印斋刻印本。经陈贻常、王雪农、毕文亭收藏。夹连四棉纸刷版，朱砂珊瑚套色，保存完好，品相上佳。当为《宣和集古印史》传世之最佳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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