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30日在上海龙美术馆“敏行与迪哲-宋元私藏书画特展”（31日闭展）中，除了看到王羲之《草书平安帖》、萧照《瑞应图》等众多书画名作外，给我带来更大惊喜的是见到了两份南宋行政文书：《司马伋告身》（乾道二年）与《吕祖谦告身》（淳熙五年）。
这两件文书在此次展览的官网简介上，并没有提及。但除了本身展示的出色书法之外，这两份文书的稀有和重要史料学价值，让其具有不同于一般书画作品的特殊意义，甚至可以说超越了此次展览中大多数拍卖价格远远高于这两份文书的书画作品。
唐宋官员告身（授官文书，可以简单的理解为“圣旨”）存世极少，并且是研究制度史的重要一手资料，所以异常珍贵。宋代存世告身原本，如《司马光（充史官修撰）告身》（熙宁二年，日本熊本县立美术馆藏）、《司马光（拜左仆射）告身》（元祐元年，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等，只有寥寥数份而已。从这些珍贵文书中的细节中，我们可以得知制度的变迁。
告【右朝散郎、尚书户
部员外郎、总领淮西
江东军马钱粮、专一
报发_御前军马文字、
兼提领措置屯田、赐绯
鱼袋】司马伋奉
敕 如右符到奉行
告【朝散郎、行秘书省
著作佐郎、兼国史院
编修官、兼权礼部郎
官】吕祖谦奉
敕 如右符到奉行
两份告身的主人身份都很特殊。司马伋是北宋名臣司马光的族曾孙，曾经出使金国，与陆游、洪迈、周必大等人都有交往。吕祖谦则是北宋名臣吕夷简六世孙，更是南宋著名思想家，比司马伋有名的多。
这两份告身的格式大体相同，结构上可以认为与唐代、北宋告身一脉相承（当然细节上有很多差异，本身文书的意义也有区别）。首先是制词，后面接三省官员的署名，最后一部分是授予官员的全衔（上面两张图释文中我用“【】”框起来的就是尾部全衔）。
在乾道二年告身的“（中书、门下）两省”署名处，门下省长官侍中和中书省长官中书令的位置还在（虽然早已不除授）。可见虽然此时已经距北宋元丰年间的官制改革很久，实际中枢运作上也和元丰后三省的理想运作方式并不相同，但是在官告文书中，却仍然有着三省制度的遗存。
然而按照唐代三省制度的遗意和元丰设计制度的运作，外制文书签署顺序应该是先由中书省官员“宣奉行”，后接门下省官员署名。如是内制文书，因为起草人是翰林学士，并非中书省官员，故应该直接由门下省官员署名，跳过中书省（如存世元祐元年《司马光告身》、《范纯仁告身》，因是拜相诏书为内制，故只见门下省官员署名）。展出乾道二年告身卷为外制文书，虽然同时有侍中、中书令署名位，却是单纯按照理论上地位高低将侍中置于中书令之上，这仅有的一点三省遗意只是礼节性的留了官名，实际上连三省制度理论上文书运作方式都没有体现。
当然，不仅是两省长官作此处理，门下省的给事中和中书省的中书舍人也被直接打包扔到了宰执大臣署名的下面，按照先门下后中书的顺序排列。而两省的通判官门下侍郎和中书侍郎，则直接从告身中消失。史料记载：
建炎三年，呂頤浩請參酌三省之制，左、右僕射並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門下、中書二侍郎並改為參知政事，廢尚書左、右丞。從之。
从这份告身中，可以很好的看到建炎三年官制变动后的执行情况。
此卷日期为乾道二年八月，按《宋宰辅编年》、《宋史·宰辅表》当时确无宰相在位，故“两省”官员署名者只有执政参知政事魏??和签书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蒋芾两人。如果此时有宰相在位，结衔应该为（尚书）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不会带两省侍郎，理论上也只能按照官职大小依次署名，并不能先写中书省，再写门下省。这种署名方已经和元丰理想化的三省制度有了结构上的不同。其中宰执大臣部分署名顺序与其说像唐代制书，不如说更接近敕牒的署名方式。
两省官员签署后文件下发到尚书省，由尚书省相关官员继续签署、执行。这也就是宋人心目中三省制度所谓“中书出令、门下封驳、尚书奉行”之意。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在左、右仆射之上，还依然保留着尚书省名义上的长官尚书令，虽然尚书令已经很久都不曾除授。由于此时无宰相在位，左右仆射无人。接下来署名的官员仍然是当时在位的执政魏??与蒋芾。如果此时有宰相在位，会不会也在仆射位署名？我觉得如果执政都能署名两次，宰相没有理由不能再次署名。这里和传统意义上的三省又发生了冲突。在唐代和北宋时期，如果有官员同时兼任尚书省和中书、门下省的职务，制书一般只会署名一次，尚书省署名处往往会注明“在中书”等字样避免重复署名。而这里宰执大臣的重复署名，意味着他们在文书流转中既当“运动员”（尚书奉行），又当“裁判员”（中书出令、门下封驳），与其说是三省制，不如说是一省制。
而时间更靠后的淳熙五年告身，署名方式又有了新的变化。我们已经看不到侍中、中书令的署名位置。署名的宰执大臣有两人，参考史料可以定为：少[保、右]丞相史浩与参知政事赵雄。其下署名顺序与乾道二年相仿，宰执署名后接给事中、中书舍人署名，然后送尚书省。在尚书省官员中我们已经见不到尚书令的位置，也就是说三省长官的署名留空都退出了制书。然后我们再次见到了宰执大臣的重复署名。而宰相的署名结衔由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这样的三省制结衔，变为了更简洁的仿汉制：左/右丞相。
这一个改变发生于何时？史载：
乾道八年，詔尚書左、右僕射可依漢制改為左、右丞相。詳定敕令所言：「近承詔旨，改左、右僕射為左、右丞相，令刪去侍中、中書、尚書令，以左、右丞相充。緣舊左、右僕射非三省長官，故為從一品。今左、右丞相係充侍中、中書、尚書令之位，即合為正一品。」從之。
实际上这一仿古的改变，与其说是对汉制的推崇，不如说是对于现实行政中三省合一的一种正式承认。删除了三省所有名义上的长官，“令刪去侍中、中書、尚書令，以左、右丞相充”，其实是让宰执群体这种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行为更名正言顺而已。宋神宗元丰年间以复古为名的改制，似乎“复活”了三省制度（其实元丰三省制度本身就和唐制不同）。宋孝宗乾道年间的另一场所谓复古，却给三省制度实际上画上了句号。
在制度史之外，这两份告身的书法风格与存世的北宋告身（司马光熙宁二年、司马光元祐元年、范纯仁元祐元年）也有一定区别。其正文与告字行书潇洒清劲、毫无凝滞，书风接近宋徽宗赵佶，有极高的艺术价值。书诏者的名字可能并没有留下来（是否为卷尾的书令史，个人觉得存疑，因为书写官告的部门编制人员要多于卷尾署名，可能实际书写者未必有机会署名），但是他们的书法绝不亚于两宋很多留名于后世的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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